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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的特殊性不只在于海的使用，还在于海的废除。这大概是在孙可望入滇以后的事。实际上弘治年间就曾在云南开局铸钱。嘉靖三十四年又叫云南每年铸钱三万三千十二贯，但只铸了十年。万历四年又开局铸钱〔69〕，但铸出的钱文大概是缴解中央，民间仍用海。孙可望到云南后，可能曾铸造大顺通宝，后来改铸兴朝通宝。据说他曾禁止人民使用子〔70〕。永明王在云南大概也曾铸钱，而且铸了三种年号的钱，即崇祯、弘光和隆武，因为在昆明墓中曾发现这三种年号的钱，制作完全一样，背面穿上有一星点，显然没有流通过，必定是同时同地铸的。后来吴三桂在永历十四年（即顺治十七年）又奏请铸钱，于是海就退为妇女的装饰品。由于铜钱的铸造流通，云南的铜矿得以充分地开采。后来清代铸钱，一大部分靠滇铜，而清代的铸钱数量也比明代多得多。明代银铜的比价，是铜价越来越高，但在清代，银铜比价的变动，就不是那样直线式了，两者互有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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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有些民族，曾用牛作为货币，这也是值得一提的事。因为在印度欧罗巴民族间，牛曾经是最通行的货币〔71〕。拉丁语系的文字中，许多同货币有关的词语，是从牛字演化出来的〔72〕。中国方面，先秦文献中常有皮币字样，而且有“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73〕的句子，所以有人以为中国古时也以牛马为货币，这是不对的。关于皮币的意义，在第一章中已有了解释，至于以畜来代表财富，并不能说畜就是货币。中国只有西南的一些民族的确曾以牛为交换的媒介〔74〕和价值尺度〔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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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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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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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采取锁国政策，太祖不许寸板下海，郑和的几次下西洋，只增强了中国同东南亚等地的联系，没有直接同欧洲发生接触，那时东南亚地区在经济上是比较落后的。在币制上，明代想恢复用钱钞的办法，禁用金银，甚至禁开银矿。然而历史的前进是阻挡不住的，金元所遗留下来的银两制度，是不可能推翻的。自五代以来，白银的使用，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己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受了中亚币制的影响，已经酝酿了几百年，到明代已根深蒂固。洪武初王祎曾提议铸金银钱与铜钱并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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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虽然想不用金银，但大明宝钞仍有对金银的比价。随着宝钞跌价，白银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自洪武二十七年禁用铜钱以后，许多地方专用白银交易〔76〕。三十年三月当局明令禁用金银，但效果却有问题〔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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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九年金银铜钱曾一度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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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熙元年又禁金银布帛交易，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宣德元年七月户部说民间只用金银。政府揭榜加严禁约，可是三年十一月江西又有人主张禁银〔78〕，可见民间还在使用白银。而且商税、鱼课正式征银〔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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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元年，令南方的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各布政司范围内不通舟楫地方的米麦用白银折纳。同时对于民间，也放松用银的禁令，于是公私都能用白银〔80〕，使白银取得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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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三年七月曾令京官俸准价折银；七年二月户部因内帑贮钞不多，对北京文武群臣上年度的折俸钞，用白银支付〔81〕。这些虽是暂时的，但把白银的使用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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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八年七月直隶泰州有人上疏，说曾遇异人，教以铅汞炼银之术，宪宗居然派人去协助他试验〔82〕，可见白银在当时的重要性，当时欧洲人也正在热衷于炼金术。邱濬曾主张采行一种银本位，而用钞票和铜钱在市面流通。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使钞和钱准银而行，银一分易钱十文，钞每贯易钱千文。要十两以上的交易才许用银〔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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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以后，官吏的俸给，十分之九用白银，十分之一用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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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以后，白银在中国币制中是主要的因素，各种铜钱，都是同白银发生联系，规定比价。大数用银，小数用钱〔84〕，好像是一种银钱两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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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九年推行一条鞭法，于是各种租税都用白银折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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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白银的使用，至少在洪武末年便已盛行。英宗的放松禁令只证明政府没有能力禁止。后来甚至政府也不得不用白银来作支付。那么，白银在明代为什么有这种广泛而深入的流通呢？是不是由于生产增加，需要更多的货币呢？我们并不能证明明初的生产有什么飞跃式的增加。白银的使用实由于纸币的贬值和铜钱的减少，纸币贬值使人民需要一种稳定的货币，在正常状态下，人民就会使用铜钱，以求自卫。可是明初铸钱很少，洪武、永乐、宣德年间虽曾铸钱，但铸得不多；而且当局为了推行纸币，把这些钱贮存于国库，不发行出来，或则只颁赐给外国的使节。宣德以后，五十年间完全没有铸钱，因此民间的铜钱不够用。所以白银的通行，原是补充货币数量的不足。后来恢复鼓铸，但由于私铸猖獗，钱分等级，不是适当的价值尺度，这更促进了白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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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的形式，是以锭为主。最大的银锭有到五百两重的〔85〕，大概是镇库银的性质。普通大元宝是五十两一锭，下面再分各种大小的小锭〔86〕。银锭上多有文字，大锭上有铸造地名、重量和银匠的姓名，但小锭有时不铸明重量〔87〕，有时也铸明年号。所以银锭可以说是中国的银币，铸币的各种标志，它都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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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银锭主要采用元宝的形式，不但银条少见，就是砝码形的银锭也少见。元宝是一种落后的形制。事物的发展，应当是由繁趋简，由笨拙变为方便。钱币形制的发展合乎这规律。可是银锭的发展却不符合这规律，甚至背道而驰。因为虽然明以前就有元宝的形式，可是也有银饼和银条的形式，自明代起，元宝成了主要的形式。不过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考虑携带方便的问题。从前中国人携带钱财，不是放在衣袋里，而是缠在腰间。自古就有“腰缠十万贯”的说法〔88〕。元宝的形制，正是便于用布包裹后缠在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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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银锭的文字上也有一种变革。明以前银铤上的文字都是阴文，而且多是铸后镌刻上去的。明初还用这种办法，但后来就兼用阳文，而且阳文逐渐变成常用的办法，阳文多是打印上去或铸成的，没有事后刻上去的。这种变化倒是合乎发展的规律。镌刻总是费时而麻烦的。但明中叶以前，银锭还没有大规模地通行，至少政府没有正式用银锭来作普遍的支付工具，所以还不觉得不方便。实际上那时文字的数目反而是很多的。元朝银铤上有五十多字的，明朝的银锭也有五六十字的，这些文字有时是说明银锭的来源，譬如犯人罪米的折银数或征实的折银数等，上面差不多都有银匠的姓名〔89〕，这是银锭成色重量的保证。但这种文字内容都同一时一地的具体事件联系着，自然只有临时镌刻，不能打印。这种银锭只具有历史价值，不能算是一种铸币。有时用作普通支付，就无须那许多文字来说明，只须注明重量和银匠的姓名。这就使得许多银锭可以使用同样的文字，不必一个一个地来镌刻，而可以用打印的办法，并且可以用阳文。明代中叶以后，白银逐渐成了主要的支付工具，大概在文字上就发生了这种转变。有些小银锭，上面只有一个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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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元宝之外，金银还被铸成各种形状。明朝政府设有银作局，铸造金银钱和金银豆叶等，作为赏赐之用〔90〕。这也是货币的一种职能，即支付手段的职能。豆是圆珠形，重量或一钱，或三五分。叶是方片，轻重不等。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所通行的豆板银可能是受了中国的影响。这种豆板银也是大小轻重不等的，用来补足丁银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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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钱的铸造和使用，似乎也不减于前代〔91〕。金钱少有留传下来的。《同文算指》一书一再提到金钱，一文值银一两一钱五分〔92〕，似乎万历年间或以前有金钱的铸造。但也许利玛窦是拿意大利的杜卡托（ducato）作为例子。至于银钱，遗留下来的有永乐通宝、万历通宝和天启通宝等。永乐银钱的制作和铜钱一样，稍微小一点，重库平一钱。此外近代曾有正德通宝的大金钱出土，但背面有龙凤花纹，和普通钱币不同。又文献中有关于嘉靖银钱的记载，钱文为“嘉靖年造”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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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银钱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万历矿银。万历年间，大开银矿，所以银钱的铸造，比其他朝代的金银钱要多。当时的矿银，可以说是国际性的，16世纪的时候，全世界都陷于开矿热潮。上面所说的日本银永乐也是同开矿运动有关系的。同时期在日耳曼帝国有些地区，也在大铸矿银。中国的矿银有几种。比较常见的一种是万历通宝。背面穿孔上下分列矿银二字。所见有库平三分、四分、五分几种，这几种重量不是十分准确，而且可能还有其他等级。字体是所谓阴起文，因而是同时同地铸造的。另有一种大型的，正面是“万历矿银”四字，背面有“四钱”二字，文字制作同上列几种差不多，系近年从广东出土。此外还有两种万历银钱，正面是“万历年造”四字，背面有“五钱”和“二钱”两种，分列穿孔的两旁。这种银钱的文字，同矿银不一样，可见不是一地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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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银钱也有几种。其中有一种在制作上类似铜钱中所谓鬼天启的，重四点七五公分。所谓鬼天启，是日本的钱币学家所起的名词，它的特点是钱小肉厚，文字不规矩。银钱和铜钱都是这样。明初的大中、洪武等钱都是狭缘，但嘉靖以后钱缘逐渐放宽，天启钱一般都是阔缘，只有鬼天启是狭缘。但这种钱一看即知不是私铸，而是正炉钱。铜质的鬼天启数量相当多，板别也不少，实际上不大有相同的。万历钱中也有这种制作。鬼天启最容易使人联想到后来清乾隆年间在新疆所铸的红钱，因此有人要问：这是不是靠近新疆的地区所铸造的？新疆地区的钱币，银铜币都有，制作小而厚，鬼天启正具备这些特点。只是西域一带的铜币是用红铜，鬼天启铜钱是用黄铜，这是一个区别。但如果确系西域或靠近西域的地区所铸，也是为内地而铸的，铜色自然是仿内地的标准铜色。正如后代内地为新疆人民所铸的红钱，铜色是仿他们的标准铜色一样。天启铜钱对白银的比价在元年是六百文一两，三年四川是一千文一两，很可能有些地方是八百文一两，依这比价则银天启一枚正好合铜钱一百文。另有一种银质的天启通宝，很小，只有几分重。此外还有一种，正面是天启年造四字，背面有一钱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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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曾铸有银牌，分为五钱和一两两种，用来对西域哈密等地作贸易上的支付〔93〕。这正证明当时同西域是有贸易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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