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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钱是中国铜钱中最复杂的一种。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单就钱背的文字来说就有几十种，其中纪局名的有户、工、新、臼（旧）、户臼、兵（南京兵部）、江（南京操江）等，纪地名的有广、青、贵、嘉、加（嘉州）、泸（泸州）、忠、应（应天府）、榆（榆林卫）、重（重庆）等，纪天干的有甲、乙、丙、丁、戊、己、庚等，纪重的有重一（重指重庆）、臼一、一、乙等。此外还有奉制、奉旨、太平、新钱、、八、清忠、制、府、官、局、共、捌、季、部、行、道、旨、宁、八等。大抵那些薄肉而规矩的，多是南京所铸。有些钱身比较厚小的多是四川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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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南京铸的崇祯钱背面穿下有一奔马形，俗称跑马崇祯。这在中国的钱制史上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因为中国钱币上很少用动物作图案的，这以前只有唐钱的背面偶有飞鸟形的。可是在当时人民看来，这种事非瑞即妖。据说当时有民谣说“一马乱天下”，而后人加以穿凿，就联想到南京后来为马士英所失。也有人说明亡于李自成，闯王的闯字就是一马进门。这些也只表示当时人民对于现状的不满。特别是恨马士英，有所谓“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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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钱有大钱，分折二、当五、当十三种。这三种钱不是同时铸的。史书只提到当五钱一种〔40〕，而且有说不及铸而亡的〔41〕。这是史书的错误和遗漏。折二钱背面有二字或穿上一星点。这种钱是大样的，每枚有七公分重。还有监二，钱身更大。也有背面没有文字只有星点的折二钱。此外还有户二、工二、江二、局二、季二、敕二等，和大样小平差不多大小；这种钱到底是小平还是折二，还有研究的余地，也可能是减重后的折二钱。当五钱则有户五、工五、监五三种。当十钱是光背，存留很少。看铜色和制作，好像是云南所铸，而且可能不是崇祯年间所铸。这些大钱中，大概只有折二钱曾流通过。当五和当十，制作厚重，分量在五枚和十枚小钱以上，当时不会发出来流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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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诸王都曾铸钱。其中有几种大明通宝，不知铸于什么年代。背面有户、工、帅、南等字。史书载嘉靖时准备铸大明通宝〔43〕。隆庆时的杨家相也曾建议铸大明通宝，不准〔44〕；据说谭纶（公元1520—1577年）请铸大明通宝得旨允行〔45〕。万历时郝敬也建议铸大明通宝〔46〕。但所见的几种大明通宝大概是明末鲁王所铸的〔47〕，因为钱背铸户工等字的办法，天启以后才盛行。大明有大钱，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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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朝代为名的钱，始于五代十国时的后蜀和南唐。以后每朝都有。但奇怪的是：这种朝代钱，都不铸于朝初，而是铸于朝末，甚至铸于亡朝之后。例如唐朝几百年没有铸大唐通宝，而由五代十国时的南唐来铸大唐通宝。宋朝不在全国统一的北宋铸大宋元宝，而在仅仅保持半壁江山的南宋铸大宋元宝。蒙古人不在铁木真或至少忽必烈的时候铸大元通宝，而在币制将要维持不住的武宗时铸大元通宝。明朝不在洪武永乐时铸大明通宝，而到明末将亡的时候才铸造。由此可知，统治者越到他的统治权不稳固的时候，越喜欢夸大。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在大明通宝上还不是最后一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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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王于崇祯十七年在南京即位，改次年为弘光元年，铸弘光通宝，分小平和折二两种。小平除光背外，还有带星点的，也有穿上凤字的，可能是马士英总督凤阳时所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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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据福州改元隆武（公元1645年），铸隆武通宝，也有小平和折二两种。小钱除了光背的以外，还有户、工、留、南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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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王在肇庆改元永历（公元1647年），铸永历通宝。永历年号比较长，钱的种类也很多。背面文字除户、工等字外，还有御、敕、督、部、道、府、留、粤、辅、明、定、国等字，这几个字似乎是取自敕书。但这些钱不是铸于一时一地，不但有各种板别，而且数量有多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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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钱中有对银作价的，这大概铸得比较晚一点，分为大小几等，小钱背面有二厘字样，以上有五厘和壹分，壹分又有大小两种，大概铸造时期有先后。壹分的永历钱有六钱四五分重，自然不是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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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钱的书法也是多样的，有篆书，有楷书，有行书。篆书和行书永历钱大概是郑成功在台湾所用的，是日本人在长崎替郑成功铸的。郑成功自永历三年奉永历年号，五年曾遣使通好日本，日本以铜铅相助，并代铸永历钱。后来郑经在康熙五年和十三年又有通日本并铸永历钱的事〔48〕。所以郑成功在台湾抵抗清军时期是使用永历钱的，一直到康熙二十七年以后，清廷才在台湾改铸康熙钱，但永历钱还是流通〔49〕。所以永历钱在台湾流通的时间，比在大陆流通的时间还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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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曾铸钱。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在西安称王，改元永昌，铸永昌通宝〔50〕，分小平和当五两种。张献忠于同年在成都即位，改元大顺，铸大顺通宝〔51〕，背有工字和川字。此外张献忠的义子孙可望在张献忠被杀后，入滇称东平王（公元1665年），铸兴朝通宝〔52〕，有三等，小钱重一钱五分，光背；稍大的重二钱六分，背有五厘两字；最大的重约六钱四分，背有一分两字。这些也是折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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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尤其是宋钱〔53〕。就是私铸的人，也不一定是私铸明钱，而往往是私铸唐宋钱〔54〕。至于什么地方用什么钱，那就很复杂了，不但各地不同〔55〕，就是同一个地方，也可能常常变动，顾炎武谈到福建漳浦县的情形时说：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废元丰钱而用元祐钱，九年十年废元祐钱而用天圣钱，十三年十四年废天圣钱而用崇宁当三钱和熙宁折二钱，万历三年废崇宁钱专用熙宁钱，五年又废熙宁钱而用万历制钱，过一年连万历钱也不用而用私钱，后来又改用白银〔56〕，真是如疯如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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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钱币，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特别是中期以后，钱币已完全被排挤出艺术品的领域，它不再反映当时的艺术水平。自元代以来，艺术中占主要地位的绘画渐为一班文人所玩弄把持。文人画自有它的优点，有时真是画中有诗；但这只限于文人而兼画家，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能画画。许多文人只是爱风雅，不是爱艺术，对于钱币的艺术性自然更不注意。如果统治阶级有审美观念，也是集中在其他方面，如他们自己的写真、他们日常要用的瓷器、生前的宫殿以及死后的陵墓等，对于钱币就不知道加以美化了。因为他们习惯于用金银，不必用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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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铸钱的方法，不见有详细的记载。根据钱币的制作和遗留下来的钱范，我们知道一直是用范铸。春秋战国时代是用土范，每范铸一次就毁坏，所以没有两枚钱币是完全一样的，而土范也没有遗留下来的。两汉采用铜范，这种铜范遗留下来的很多，它们是母范，文字是阳文，由这母范制成许多土范，土范的文字是阴文，所以铸出的钱币成阳文。魏晋南北朝以后又恢复土范的办法，一直到清末。不过这第二次的土范制度和先秦的办法不同，秦汉以来的土范是根据样钱或母钱造成的。在唐朝是先用蜡做成样钱，宋人有用木制的，明朝有铜制的万历母钱和锡制的崇祯母钱。这些都是雕成的，或称为雕母，然后根据这种母钱制成土范。但关于铸钱的情形，我们知道得很少。到明朝才有记载。即先以木料制成空框，用极细的土和炭的粉末填满，洒一点杉木炭灰或柳木炭灰在上面，然后用母钱百枚排列在上面，再用同样的一框盖上。这样下框已印有钱币的一面，上框为另一面。再将两框颠倒一下，把刚才的下框挪开，再以一框覆上，这样可以复制许多范。铸钱时用绳将范的两半捆定，木框上有现成的入铜孔道，这孔道联系一百枚钱纹，将铜液由孔道灌入，一次就成一百枚铜钱。冷后取出将钱纹摘断，然后加工：先锉边，即用竹木枝直贯几百文同时锉。边缘锉好，再分别锉平面〔57〕。这是明朝的铸钱方法，但也代表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铸钱方法。其中当然有一些差异。譬如遗留下来的南梁的土范，则成小方块，每方只有四枚钱模，不过两面都利用了，一面是钱的正面，一面是钱的背面，而入铜孔道是在中央，铸钱时可以将许多土范叠起来，然后将铜液由中央的孔道中灌进去，铜液就会流入钱模中。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式样，但基本原则是相同的。明朝铸钱已有精细的分工，有匠头管钱币的轻重和成色，下面有翻砂匠、滚锉匠、磨洗匠、刷灰匠等〔58〕。然而明钱的制作并不比前代钱精美，实际上比不上西汉和北宋的钱币，尤其比不上王莽的钱币和宋徽宗时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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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铸的方式，使得铸造费很高。且以万历镟边钱为例：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十一月山西巡抚高文荐奏钱法十议中，提到铸钱的费用。工料铜惯每百斤值银七两，加上工匠杂费共九两二钱，可铸钱一万余文。他没有提到生锡和火耗的问题，也没有铸钱的确实数目，如果假定生锡是包含在杂费中，而且和火耗相抵，那么，应可铸造一万二千三百文，因为镟边钱每文是一钱三分重。当时银价是每两一千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数字：第一，铸造费是百分之十七点九。第二，铸钱的溢利是百分之三十三点七。第三，铜钱的币材价值只等于币面价值的约百分之五十七。这似乎就赋予中国的铜钱以一种特殊的性质，使它和真正的本位货币不同，不是一种足值货币，不是一种适当的宝藏手段，不能自发地调节货币的流通数量，在货币数量超过流通所需的时候，没有人肯将铜钱镕化为铜，因为这样他会有百分之四十三的损失。这就使铜钱的价值要受它的数量的影响。就目前的例子，它的价值可能降低百分之四十三。而且还要看铜能不能保持每百斤值银七两的水平，如果镕化铜钱的人多了，铜的供给超过需要，铜价还要降低，因而钱的价值还会进一步降低。但这本身正是一个自发调节的过程，使钱的价值逐渐接近铜的价值。实际上，在铸钱产生溢利的条件下，不会发生私销问题，只会发生私铸问题。私铸的结果，是铜钱的名目价值接近于币材价值。所以上面的溢利是一种贬值的溢利，是一种剥削，就是使用金银币也能用贬值的办法获得这种溢利，但都不能持久。正是由于这种自发的调节作用，所以铜钱还能发挥价值尺度和宝藏手段的作用。而且明朝铸钱的制度不能完全代表历代的铸钱制度，有些朝代并不追求铸造溢利，它们强调铸钱不惜工本。这样就只剩下铸造成本的问题，这成本使钱的币材价值同名目价值不符，金银币也有铸造费问题，不过金银价值大，因而铸造费所占的比重小，大家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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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铸钱炉座的生产力似乎大有提高。在唐代，一炉每年只能铸造三千三百贯。宋代没有这方面的数字，当时只说某监每年铸钱若干，但一监不等于一炉。明代洪武年间每炉每年的铸额为七千八百三十二贯〔59〕，比唐代增加一倍以上。这不一定完全由于工具的改进，可能炉座的规模加大了，同开工的规模也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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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有许多地方不用铜钱。前面曾提到各地的实物货币。特别是云南的海〔60〕，值得单独提出来。海就是元代的子，以索计算，当时西南各民族多用贝币。印度的孟加剌〔61〕和暹罗〔62〕都是用贝的地区。有人说八十贝为一索〔63〕。这种海，大概产于印度洋。据说马尔代夫有人专采，卖于孟加剌和暹罗〔64〕，可能云南的子也是同一来源。明初一索值白银一分〔65〕，可见海的价值比起元初来是大跌了。元初一索值银一钱二分。百年间跌成十二分之一。明代中叶一索仅值银六厘〔66〕，明末跌成二厘五〔67〕。又正统元年，一石米在云南折海七十索，十年改为一百索，十四年又减为六十索。成化十年底，户部定折收海的办法，三分征本色，七分用海贝；海一索折钞一贯到三贯〔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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