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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以前的钱价问题，是指私铸而言。对于官炉制钱，只嫌其少；或受私钱的排挤，流通得不顺利。它的购买力是很高的。万历初年，制钱的供给还是很少，所以兑价很高。对外战争发生后，钱制才真正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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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战争给予明朝政权的财政基础一个重创〔198〕。郝敬建议铸大钱，分为当十、当三十、当五十三种，这是明代面额最大的铜钱，虽然没有实行，但这建议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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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年以前，铸钱还只有六十炉。由于糜费的对外战争，铸炉不断增加，起初添置四十炉、五十炉。万历二十九年加置一百炉。三十年户部府军仓附铸，加二百五十炉，应天府又置一百炉〔199〕。总共到底有多少炉数，恐怕谁也弄不清了。明代铸钱行钞，在洪武初年本由中书省担任，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宝钞由户部发行，制钱由工部鼓铸，在京师设宝源局。不但户部想铸钱，操院也要铸钱，后来连常平仓也铸钱。钱背的各种文字，无疑都是铸钱单位的名称。这些钱当时只在北京流通，因此购买力下跌，各军役匠作都不愿工资的三成用铜钱发付。同时，由于钱价下跌，物价上涨，铜商也抬高铜价，使得有些铸炉不得不停工，并遣散铸匠，于是私铸又猖獗起来，因为以前铸匠是一种世业，熟习的人少；自增加鼓铸后，许多人学会这种技术，他们被遣散之后，无以谋生，多从事私铸，而且铸出的钱和官铸差不多，私铸开销少，所以能以低价卖给私贩者，于是私钱就充溢市面了〔200〕。战前金背钱只要四五十文便可折银一钱，战后官价虽然不改，但市价则银一钱可易钱六十文〔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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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如此，南京也不能例外。明代铸钱，以南京为最多，弘治年间已照北京加倍。明末其他省份可能也有由南京代铸的。所以两京的钱价产生差异，万历四十六年南京以十文抵银一分，北京以六文抵一分〔202〕。泰昌年间北京制钱以六十三文为一钱，南京以百文为一钱〔203〕。因为南京铸的钱比北京的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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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万历四十六年满洲人发动进攻之后，形势更加严重。努尔哈赤（清太祖）计划攻抚顺等地方的时候，朝议请发军饷百万两，神宗只发十万两。兵部援引征倭征播的先例，调兵十万，需饷三百万两，然而国库不发，可见库藏的空虚。只好加税，但政府计算的结果，辽东一年需饷八百多万两，而两次加编田亩税，加到每亩七厘，也不过四百万两，农民早已不堪负担而逃亡。至于商税，则征多了只有使商人绝迹。虽然在江南富庶的乡村，物价还是很低〔204〕，但在紧张的军事区域，物价己上涨几倍〔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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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数量的增加以及有折二钱，使其对白银的兑价下降。天启元年王象乾因军需浩大，请两京和十三省设局鼓铸，规定以六百文为一两〔206〕。三年四川巡按御史温皋谟又请铸钱，以千文为一两〔207〕。我们单看银钱折价，也许不觉得严重，但我们要晓得：当时白银的购买力已大为降低，所以铜钱购买力的下降要超过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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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天启元年）王象乾提议兼铸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大钱，当十钱的重量为小钱的一倍，当百钱的五倍，当千钱的十倍。支付时也有一定的比例，每百文搭用当十钱四枚，每千文搭用当百钱四枚，每万文搭用当千钱四枚〔208〕。假定小钱每文重一钱，而且各种钱的成色相同，那么，一万文的支付，应当可以用当千钱四枚，当百钱二十四枚，当十钱一百四十四枚，小钱二千一百六十枚，总重只有二百六十两八钱，原来应当是一千两，也就是说，这三等大钱制的推行，意味着减重成百分之二十六。其他情形不变，则物价至少要上涨三倍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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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大钱也许没有铸造，也许铸造了没有发行就收回改铸。但当十大钱是铸造过的，而且铸得很多，官铸私铸都有。天启二年，户部正式设立宝泉局来铸钱，由右侍郎主持，叫钱法堂。其铸额远超过工部的宝源局〔209〕，外地也有铸大钱的，如宣府、密云二镇。大钱厚重的虽在九钱以上，但轻小的不到五钱。而且因数量多，买东西的人，就是三五个钱的，也付大钱，使卖主找偿，发生许多纠纷，因而有人建议值十文或二十文的货物，则整数用大钱，零数仍用小钱。结果大概不大好，所以五月十日两京停铸大钱，但大钱仍旧通用。六年才下令收回大钱，可是越收越多，乃规定各种税课都用大钱，政府用来改铸小钱。在收兑大钱的时候，并不是十足兑与小钱，而是好钱给八文，低钱给六文，但书办往往克扣，八文只给七文〔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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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小钱本身也实行贬值，初铸的每文有一钱三分重，以五十五文折银一钱。天启二年秋天，就减为每文七分许〔211〕，这是严重的减重。以前各朝铸钱，力求精整，所谓不爱铜、不惜工，只求防止私铸。天启钱有所谓白沙钱，比较工整〔212〕，可是不久就变了。史书说，当时“开局遍天下，重课钱息”〔213〕。铸钱的溢利的确很高，万历五年是百分之三十三点七，二十五年前后是百分之二十点三，但天启二三年间南京铸钱用本钱二十万九千零五十四两，获息十二万八千六百零六两八钱，溢利百分之六十一点五；天启四年用本钱十四万三千四百四十一两，获息十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两，溢利百分之八十九点九。这时的铜钱实等于辅币。而且铸局人员舞弊，铸造特别轻小的钱来充数，或降低铜的成色，应当是铜七铅三的，天启三年贬为铜铅各半。有些地方的制钱只有两三成铜，其余是铅砂，掷地可碎，百文不盈寸〔214〕。据说苏州等地的人民曾相约拒用天启钱达十个月之久〔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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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的减重和贬低成色，可能也由于铜价的继续上涨。前面说过，在万历年间，铜价已由明初的每百斤值银五两涨到十两五钱，但天启年间黄铜已涨到十二两，红铜则涨到十四两三钱〔216〕。一方面铜价上涨，另一方面铸钱溢利很大，这就可以想见钱币的滥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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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局的横征暴敛，钱财流到严嵩父子及魏忠贤等少数人的地窖里去〔217〕，人民无心耕种，多逃亡他乡；稍有水旱，便引起饥荒；于是“盗贼”四起。天启末年陕西延安一带就有严重的饥荒，草根掘尽，竟以白石充饥，儿童和单身人出门，便为人所宰食。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便是从这些饥民中脱颖而出的，张献忠便是延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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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八旗军围攻锦州之后、陕西农民起义军横扫延安的时候，明廷又大铸崇祯钱〔218〕。起初每文重一钱二三分〔219〕，以六十五文折银一钱。崇祯元年南京的铸息约为百分之五十，计三万九千多两，北京户部的铸息为百分之二十点四，八个半月获息二万六千多两〔220〕。后来大概因私钱轻小，官炉不能竞争，有些炉座关歇，除南北两京外，只留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而且铸息不尽归朝廷。有人建议派遣官吏到各省去采铜铸钱，于是铸局大开。主事朱大受说，荆州一地，一年可以四铸，四铸之息，两倍于南，三倍于北。朝廷就叫他专管铸钱。乃改定钱式，每文重一钱，每千文折银一两。但南京所铸，有轻到四分以下的，乃规定每文重八分〔221〕。而且搜括古钱古铜器〔222〕来改铸。史家说古钱销毁顿尽，这话倒未必真实，因为自启祯小钱发行后，厚重的古钱已隐匿起来，而且官吏们办公事的效率很低〔223〕，收买旧钱的工作，未必能做得彻底。明以后尚有许多古钱流通，就是明证。不过外省钱价低于北京。例如在崇祯十一年的时候，北京白银一两，仍旧是八百文许，但河南、山东有到一千五六百文的，大概有私钱在内〔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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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私钱，名目繁多，天启时有所谓宽边、大版、金灯。崇祯初有胖头、歪脖、尖脚〔225〕，后来京钱百文值银五分，外省钱百文值银四分〔226〕。崇祯十三年，苏州净钱一千，值白银五钱多。通行的钱，一千只值四钱五六〔227〕。又有所谓煞儿、大眼贼、短命官等，一两白银可以换到五六千文〔228〕。到清顺治四五年间，崇祯钱一百文，只值银一分，一斤重的铜钱值银二分五厘〔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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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物价很混乱，在受到围攻的城镇，自然是米珠薪桂〔230〕，那是可以想象的。在一般地方，情形也不一致。崇祯十一年的时候，有人说当时米价约合千文一石，但因当时的量斗小，只有原斗的四分之一，所以名为一千文一石，实际上是四千文一石〔231〕。可是另外有人说，崇祯十七年的时候，一石米还不过七八百文〔232〕。无论如何，有些地方，可能有旧钱流通，而且好钱坏钱的购买力可能不一样，甚至可能有不用坏钱的地方，在这些情形下，物价一定要比较低，大家把铜钱看得重〔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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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代官吏的所得，前面曾经谈到。那种所得在成化以前是用宝钞支付，所以随着宝钞的跌价而减少。后来一部分用白银支付，最后完全用白银支付，所以官吏的所得也曾有所改善。但劳动人民的所得总是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这种所得以长年计算的有时用米或白银表示，短期的一般都用铜钱表示。正统初常熟县大概是五六两白银代役一年〔234〕，折算起来，每月合得一公石七斗米。万历年间，筑堤夫的工钱每月一两五钱〔235〕，可以买大米两公石多。佣工每日约可得铜钱三十文〔236〕，每月合得米两公石。但有时一天只能得二十四五文〔237〕，每月只有一公石一斗四升。到了崇祯年间，每日约可得六十文，但那时钱的购买力已下跌，大概实际所得还不到两公石米〔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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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六年的时候，张献忠的军队在湖北、湖南势如破竹，李自成则陷潼关、西安等地，一步一步向京师进逼，当局想要发行钞票，又不能如愿，只好铸大钱〔239〕，不久明朝就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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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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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银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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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银虽有很久的历史，但西汉及以前，只作工艺上的用途。西汉武帝时的白金币，可能锡多于银，而且一年多便废了。东汉以后偶有用作支付工具的。自五代时起，使用渐多，金人曾铸承安宝货。然而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得十足的货币。所以对白银购买力的研究，没有很大意义。到明朝英宗时放松银禁，于是各种物价多用银来表示，这样中国才真正成了一个用银之国，白银才真正货币化。至于其曾否铸成钱形，对于研究它的购买力，并不重要。外国古代虽有金银铸币，但流通时往往仍以重量为准。中国这种以银块来流通的办法，对于物价的研究，反而有许多方便之处。因为如果铸成银币，而物价以银币的个数计算，则因减重或贬值等关系，各种物价数字反而无从比较。欧洲由于金银铸币的流通，金银币的分量和成色随时随地不同，在物价史的研究上，凭空添了许多麻烦。有些价值和价格的表示，由于无法确定钱币的质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例如在日耳曼帝国境内，在十四五世纪的时候，各地的银币分尼和赫勒尔等，成色由九成以上变成两三成，而各地又不一样；如果文献中说某一年的麦价或工钱是若干分尼或若干赫勒尔，那就很难算出到底等于多少白银，因而也就难以同过去或同别的地区进行比较。中国的银锭虽然也没有一律的成色，但相差比较小，而且用来表示价值时是要折合成纹银计算的，以白银计算的物价都是以纹银为标准，而不是指以某种成色的白银为标准，这对于物价的研究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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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以前，物价的记载太少，不能作有系统的研究。而且即有记录，也是以铜钱或纸币为单位，铜钱的轻重成色各代都不划一，严格说来，是不能比较的；纸币更是常常更张，最多只能研究某种纸币购买力的消长，不能作长期的比较。自明初开放银禁后，五百年间的物价，多以白银来表示，物价的记载也多了，不但前后可以比较，甚至同外国也可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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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物价中，记录得比较详细的是米价，这正同欧洲的小麦价格一样。欧洲有人以为小麦价格在长期看来，最足以表示物价的倾向〔240〕。中国的米价也是如此。所以在没有物价指数的古代，用米价来代表，是相当正确的。有时研究一种重要消费品的价格，比研究物价指数还更具体，尤其同外国作比较研究的时候。因为各国编制物价指数的方法不同，采用的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同，比较起来，有时不能令人满意。倒是从某一种重要商品的价格的比较上，可以看出两国的情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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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中国同英国，在明朝以前的物价就无从比较。自中国正式用银后，便可以比较了。14世纪后半中国的小麦价格〔241〕，每公石值白银十三四公分〔242〕，英国在同期的小麦价格每公石约值银三十四公分〔243〕。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14世纪后半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要比英国高一倍以上。小麦在英国和中国都是主要的生活必需品，而且两国都有大量的生产。如果用米价来比较，所得的结论，就不大正确了，米价在14世纪后半的中国，是每公石值银十七公分一九〔244〕。而英国则要三百八十四公分〔245〕，比中国高二十余倍，因为英国并不产米，日常也不吃米，它的米是从东方运去的，和香料并列，是奢侈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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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对于中国人也很重要，可惜小麦价格的资料更加贫乏。好在明代小麦的价格，大体上相当于米价的八成。小麦和稻子所需要的气候不同，价格的变动，应当是不一致的，不过实际上，在各种文献中，麦价很少高于米价（见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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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中国历代米麦比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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