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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或研究米价，有几种困难是难以避免的。第一是度量衡的不统一，不但时代的先后有不同的标准，即同一时代，各地的标准也不尽同。第二是各地价格间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发生，是由于两种因素，一种是运费，古时有斗钱运斗米的话。因为中国的产米区在江南，北方食米有时要由江南运去。古代交通不便，运费往往高于原价。秦攻匈奴，自黄腄琅琊等郡运粟到北河，要费三十钟的成本才能运到一石，运输成本高于原价一百多倍。宋代绍兴四年，川陕宣抚使吴玠调两川夫运米十五万斛到利州，平均要四十多贯才能运一斛〔246〕。所以有些米价中，一部分或大部分是运费。另一种因素是天灾。在一些小的国家，如遇水旱则整个国家受影响，各地物价一齐涨，差异比较小。在中国则不然，因为国土面积大，有时江浙水旱，四川可能丰收，所以各地物价有时相差很大。这两种因素常常结合在一起。例如唐代贞元初年，在关辅一带，连年丰收，而江淮一带却遭水灾。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当初仍旧到江淮去籴米北运。那时淮南各州的陈年糙米也要卖一百五十文一斗，运到京师，每斗运费要两百文，所以成本就要三百五十文一斗。可是京师的米价每斗只要七十文。淮南运去的陈米按质量每斗只能卖三十七文。由此可知，南北米价本已相差几倍，再加上运费，差距就更大了。第三种困难是中国的物价数字只有间接的记录，如各朝的实录及各种奏议，没有原始的文献。在英国，13世纪的交易账目还丰富地保存下来〔247〕，数字更加确实可靠；在中国就没有这种方便了。中国各朝实录中所记的米价，有些是各地方官吏的实情报告，有些是税粮的折价，这种折价在长期看来，是可以代表物价倾向的，但个别的折价，却不一定同当时的市价相符。明朝有所谓军官俸粮，因明代官吏俸禄以米计算，有时实际以白银支付，其折算标准往往远低于市价，所以这种折价大部分不能用，否则会使平均数失去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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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困难，在相当范围内，可以克服。克服的方法或条件，除对于价格记录须加以若干选择外，搜集的项目要多，如果项目多，则各地的不正常价格就为平均价格所冲平了。这正是中国几百年来的平均米价比欧洲各国的小麦价格波动得少的原因，欧洲的十年期小麦价格，与其说表示货币的购买力，不如说是反映天时的变化。中国的十年期的米价，更能反映货币购买力的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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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在英宗以前，各种价格还是以宝钞计算。我们只能从白银的钞价来折算，然而因为记录的项目太少，可能同当时的真正市价不符。自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起，价格多以银计算，而且价格的记录也多了。自正统元年到永历四年（公元1650年），可用的米价搜集得四百多种，最多的每年有十三种记录，如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次多的为十一种，如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和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平均每年只有两种。这点比英国差得多，但其所表现的长期倾向，是相当正确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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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各皇帝治下的米价来作比较的研究，则洪武年间的平均米价每公石约值银四钱六分，永乐年间二钱八九分。永乐年间本是明朝一个膨胀的时期，但那是用宝钞膨胀，白银的购买力高而平稳。宣德年间每公石平均为二钱九分。正统到天顺的三十年间每公石也是二钱九，还是相当平稳。最高是景泰七年京师米价曾到过每石一两〔248〕，最低是天顺元年每石到过一钱。成化年间购买力稍降，每公石要四钱四分。其间于成化七年因山陕旱雹，每石曾到过一两以上；二十年山西荒旱，每石到过二两以上。最低价格则为成化二十二年山西每石约二钱的折价，弘治年间的平均价格每公石是五钱一分八厘。其间弘治元年有北方各省的灾伤，每石粮约折银一两，四川二两。十五年因边方多事，每石约用银二两。最低也有每石一二钱的〔249〕。正德年间，每公石平均为四钱七分五。这十六年间灾旱比较少，最高是四年因河南灾伤，紫荆、新城等处边仓每石定一两多。嘉靖年间平均每公石五钱八分多，仍属平稳。虽然嘉靖三十七年，因辽东大饥，每石卖到八九两，但为别省所扯平。万历年间灾荒较多，如十一年陕西每石二三两，连军士月粮都按每石二两计算。二十九年因畿辅、山东、山西、辽东、河南等地荒旱，每石又到二两；三十年贵阳、遵义等地每石到过四两；三十四年河南又到过每石二两二钱；四十年关陕饥荒，每石到过三两。但整个万历四十八年的平均米价，每公石也不过六钱三四分。天启年间东北和西南已有军事行动，如元年沈阳陷后每石到过十二两；三年云南围城，每石高达一百九十两。但这种价格乃是特殊价格，不能用来平均。天启年间的平均价格是每公石九钱二分七。崇祯年间的米价更是混乱，史书所载，多是不正常价格；如十三年山东每石二十两，河南乃至一百五十两，十四年临清每石二十四两〔250〕，其他记录大部分都是每石一两以上。平均价格也当在一两以上（见表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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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 明代米价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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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研究白银的购买力，对于因天时所引起的变动，只能算是一种阻碍，我们要尽力设法消除或减少这种阻碍，才能求得白银购买力的真实变动情形。这种变动也不是各代帝王及其政府所操纵的结果，他们的注意力是集中在纸币购买力的维持，最多在钱价的维持，白银的购买力，是他们所不能操纵的。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货币方面的因素所引起的变动。尤其是定期的变动，例如每十年的变动，或每五十年的变动。十年期米价的变动，虽然是很不规则的，但上涨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见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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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6 明代米价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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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时间定得更长一点，则波动更要少。以五十年为一期（见表7-7），则白银购买力变动的倾向，就表示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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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7 明代米价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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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明代以白银计算的物价，有一事实引起我们注意，就是白银购买力的高，尤其是15世纪前半。这是宋元以来几百年间所未曾有过的事情。其原因恐怕大部分在于白银方面，而不是对米的生产力有什么提高。白银方面的原因，只能从白银的生产力和供需关系来解释。中国一向不大产白银，产量最多要算北宋；南渡以后，坑冶大部分废弃了，大概矿藏也枯竭了。中国的白银自南宋以后大概是靠外国的输入。元代欧亚交通方便，往来频繁，白银的移动毫无阻碍。蒙古人在入主中原后，用纸币收兑中国的白银运往中亚和西亚，当时那一带地区完全以白银为货币，而中国反而禁止金银的流通。元初各地的商人把白银带到西南去，以一对五的比价收买当地居民的黄金〔251〕。可见当地居民是使用白银，而中国的白银流到那一带去。更有意义的是：中亚、西亚一带自11世纪初以来因白银外流本已停止铸造银币，可是在13世纪中叶又重新铸造了。他们所用的白银是从中国去的，因为西亚产的白银多含铅，故发黑，中国所产白银含锑，发白色；当时西亚各地如特列比松（Trebizond）和塞浦路斯（Cyprus）等所铸造的新银币竟以白为名〔252〕。由于中国白银的外流，一到明代正式用银时，就显得不够了。而欧洲自13世纪底到15世纪中，因为上层矿脉枯竭，深层积水无法排除，白银生产力减退，许多城市与地方都禁止金银输出〔253〕。而中国方面对于白银的需要却增加了。白银在宋代只作一种辅助的支付工具。元代也不是普遍使用。到了明代，白银成了十足的货币，尤其是自15世纪的30年代起，政府正式取消用银的禁令，大部分的支付都用银。白银的购买力，也正是这时候最高。当时大明宝钞还在发行，民间则使用白银，特别是在纸币贬值的条件下，人民追求它来保持自己财富的价值，对于白银的需要，超过商品流通对于货币的正常需要。在这种情形之下，白银购买力的提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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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方面，金银的流通也有助于提高白银的价格。自南宋以来，西方的白银大概是流向中国，而中国的白银有流向日本的趋势。因为日本的银价高于中国，而金价则低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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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整个明代来看，白银的购买力，仍有轻微的下跌。以15世纪后半和17世纪前半下跌得比较多。这种下跌，我们可以作两种解释：第一是铜钱的涨价。白银多通行于中上层，或用于大数目的交易。升斗小民，日常仍是使用铜钱；而人民中大部分是这种人，所以物价，尤其是零售价格，往往是以铜钱为标准，米的银价有时是由钱价折算出来的，所以钱价上涨，会压低银的购买力。第二是白银生产的增加。洪武间曾禁开银矿，洪武二十四年，只产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254〕。永乐宣德间开陕州福建等地银坑，所以宣德五年，产银就增加到三十二万零二百九十七两〔255〕。其间虽然又禁止几次，但为时很短，到天顺成化年间，又大事开采，单是云南，每年就有十万两的生产〔256〕。明代同南洋各地交易频繁，可能有白银的输入。朝鲜的白银也可能有流到中国来的。朝鲜的金银比价在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即朝鲜世宗十四年）的时候是一比十一点一到一比十一点七。四年之后，变为一比六点七到一比七点五。宣德六年中国的金银比价是一比六，所以朝鲜人以输送白银到中国来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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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17世纪前半的波动，也可以作两种解释：第一是天灾人祸使生产减少，物价上涨；第二是白银的增加。白银的增加可以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库藏白银的抛出，另一方面是美洲低价白银的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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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末年，极多糜费，糜费的原因，一是用兵，一是政府开支，用兵如宁夏之役和播州之役等。前后七年，费用以白银计，在二千六百万库平两以上。明廷的边防费，在弘治正德年间，每年只四十三万库平两，嘉靖时加至两百七十多万，万历年间加到三百八十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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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用兵之外，还有朝廷的奢侈糜费。各皇子结婚，要向国库支取巨额费用，使户部宣告破产〔257〕。又如政府冗员之多，也是历来所少有的。刘体乾曾就这点作一比较，他说历代的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一万八千员，宋朝冗员很多，到三万四千员，但本朝自成化五年起，单是武职就超过了八万人，文武职合计，在十万人以上〔258〕。末年民谣有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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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应付这些开支，除了国库的白银尽量抛出外，并且从事开矿、增税、铸钱。三者性质是相同的，都是弄钱。因为中叶以后，大数目的支付，多是用银，所以非开矿采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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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是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的，当时朝鲜问题还没有解决。起初只限于畿内，后来推广到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这一举措，并没有引起物价狂涨，因为中国银矿根本不丰。不过影响是很坏的，因为这件事是叫宦官办理，先叫地方官报告矿脉所在，宦官就同这些地方官合采，如果采不到银，就叫当地居民出钱补偿；稍不听话，就加以逮捕。有些田地住宅，被他们硬指地下有矿藏而加以没收。廷臣谏疏前后百多次，闭居深宫的神宗总是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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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开矿运动在16世纪乃是世界各先进国家的普遍现象。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过促进的作用。中国开矿运动的失败以及其所获得的恶评，固然是由于官吏的苛扰，但是民间落后思想的作祟，也是一个因素。封建社会的人迷信风水，不愿挖掘人家的祖坟，更不让别人挖掘自家的祖坟。中国旧日总是以山陵地带为墓葬的场所，这往往正是富于矿藏的地点。风水观念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基础：人们生而希望得到公平的待遇，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遇到许多不公平的事，个人的得失、家庭的盛衰，诸凡吉、凶、祸、福以及荣、辱、贵、贱，都不一定同个人的品德、才能、成就或贡献相适应。一部分人就拿起武器来斗争，想用武力来改变社会，另一部分人就相信命运，相信风水。这点对于中国古代采矿业的不发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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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万历年间增税和开矿是同时并进的，为了用兵曾加派田赋和田租；其他新增或加重的税，名目繁多，如天津店铺税，广州采珠税，两淮盐税，浙江闽广的市舶税，成都茶盐税，重庆名木税，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税等，也是由太监主持，剥削无所不至，全国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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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情况，都可以使流通中的白银增加，而且流通速度加快；再加上外国低价白银的流入，那就难免要影响它的购买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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