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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用兵之外，还有朝廷的奢侈糜费。各皇子结婚，要向国库支取巨额费用，使户部宣告破产〔257〕。又如政府冗员之多，也是历来所少有的。刘体乾曾就这点作一比较，他说历代的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一万八千员，宋朝冗员很多，到三万四千员，但本朝自成化五年起，单是武职就超过了八万人，文武职合计，在十万人以上〔258〕。末年民谣有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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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应付这些开支，除了国库的白银尽量抛出外，并且从事开矿、增税、铸钱。三者性质是相同的，都是弄钱。因为中叶以后，大数目的支付，多是用银，所以非开矿采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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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是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的，当时朝鲜问题还没有解决。起初只限于畿内，后来推广到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这一举措，并没有引起物价狂涨，因为中国银矿根本不丰。不过影响是很坏的，因为这件事是叫宦官办理，先叫地方官报告矿脉所在，宦官就同这些地方官合采，如果采不到银，就叫当地居民出钱补偿；稍不听话，就加以逮捕。有些田地住宅，被他们硬指地下有矿藏而加以没收。廷臣谏疏前后百多次，闭居深宫的神宗总是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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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开矿运动在16世纪乃是世界各先进国家的普遍现象。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过促进的作用。中国开矿运动的失败以及其所获得的恶评，固然是由于官吏的苛扰，但是民间落后思想的作祟，也是一个因素。封建社会的人迷信风水，不愿挖掘人家的祖坟，更不让别人挖掘自家的祖坟。中国旧日总是以山陵地带为墓葬的场所，这往往正是富于矿藏的地点。风水观念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基础：人们生而希望得到公平的待遇，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遇到许多不公平的事，个人的得失、家庭的盛衰，诸凡吉、凶、祸、福以及荣、辱、贵、贱，都不一定同个人的品德、才能、成就或贡献相适应。一部分人就拿起武器来斗争，想用武力来改变社会，另一部分人就相信命运，相信风水。这点对于中国古代采矿业的不发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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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万历年间增税和开矿是同时并进的，为了用兵曾加派田赋和田租；其他新增或加重的税，名目繁多，如天津店铺税，广州采珠税，两淮盐税，浙江闽广的市舶税，成都茶盐税，重庆名木税，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税等，也是由太监主持，剥削无所不至，全国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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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情况，都可以使流通中的白银增加，而且流通速度加快；再加上外国低价白银的流入，那就难免要影响它的购买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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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的流入有几个来源，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白银的输入。在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的白银常常作为对日本使臣的赠品而流到日本去，但数量不多。倒是朝鲜的金银流入中国，这些白银有一部分是间接来自日本的，因为在嘉靖年间，日本的白银生产增加，金银比价为一比十〔260〕，当时中国是一比六到一比七，所以无论中国商人或日本商人都以将日本白银输入中国为有利。实际上中国商人常到日本去，以中国货换日本银〔261〕，日本商人则运日本银到中国来买中国货〔262〕。当时日本在币制上对白银的需要不大，而中国则正是白银通行的时候。这些白银流入中国，不仅仅是通过中国和日本的商人，而且还间接通过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葡萄牙人从澳门把中国的丝绢运到日本去，把日本的白银运回澳门来买中国的丝绢〔263〕。到了万历年间，日本的白银生产又有增加，白银在日本的购买力低于中国，如万历四十三年，一两白银在日本只能买到大米一公石一斗三升，而在中国可以买到一公石七斗四升。天启前后（公元1620—1630年）日本的金银比价为一比十三〔264〕，而中国为一比八到一比十，所以日本的白银由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运到中国来。当时荷兰人已取代了葡萄牙人的地位。这样流入中国的白银到底有多少，没有正式的统计，甚至没有全面的估计。据说自万历二十九年到永历元年那四十六年间约有两百八十万公斤〔265〕，合得七百五十二万库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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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来源是美洲。哥伦布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到达美洲，于是美洲的巨额金银，陆续为欧洲人所取得，大部分被运到欧洲，其中一部分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国的商人带到中国来买中国的货物；另一部分则直接由美洲运到东方来。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带来多少白银，已无从估计，因为其中一部分是日本银。西班牙人带来白银主要是通过菲律宾，他们把白银或银元从美洲殖民地运到菲律宾向华侨买中国货，由华侨带回中国。在嘉靖万历年间，对于由菲律宾来的船只，每艘要征收一百五十两白银，作为水陆二饷以外的加征〔266〕。这是对输入白银所征的进口税。至于输入中国的白银总数，则没有可靠的统计。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马尼拉的德罗甲斯（Pdro de Rojas）在其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书信中说，每年有三十万披索的白银流到中国来，而在这一年则增到五十万披索以上〔267〕。万历二十六年马尼拉主教致菲利普二世的信中说，由西班牙（墨西哥和秘鲁等）每年运去的百万披索的银币，全数流到中国来〔268〕。所以自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马尼拉开港到明末为止那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而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六千万披索以上，合四千多万库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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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白银在运回西班牙的途中，一部分为英国人所拦劫。英国人到东方来做买卖就是使用这些美洲白银。这主要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万历二十八年，但到崇祯十年才派遣凯瑟琳号（Catherine）来中国。不久英国发生革命，船只来得很少，所以在明朝带到中国来的白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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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有限，船只来往的数目不多，其所带入的银币，尚不致引起中国物价的剧烈波动。当时米价的上涨，一部分实由于生产减少，也可以说是由于兵与荒。因为明朝末年的苛捐杂税，使得人民不胜其负担而逃亡，灾荒增多，生产减少，白银的购买力自然显得更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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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要说：明代米价的上涨，不是由于银价下跌，而是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收益递减的关系，这一假说有多少道理在内，很难评断；最足以表示白银跌价的，无过于铜价和钱价，铜价在洪武元年每百斤值银五两，万历五年涨成七两，二十五年以后涨成十两五钱。钱价明初白银一两值钱一千文，自成化元年以后只能换得八百文；弘治元年以后减为七百文，万历年间的金背钱曾涨到四百文一两；天启元年以后一两白银也只换得五百五十文。再看看别的物价也可以晓得上涨的不只是米价一种。试举绢价为例：绢价的记录不多，但自14世纪后半到16世纪底那两百年间本书所能搜集的二十几种绢价，也表示出一种上涨的倾向（见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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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8 明代绢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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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价也有上涨的倾向。洪武元年每匹自一钱二分五厘到二钱五分。永乐五年照折价推算，每匹自三钱一分二厘五到三钱七分五，宣德元年折价为七分五到一钱；但这两个年份的数字不是真正的市价。成化五年每匹二钱五分；弘治六年每匹一钱五分；十二年三钱；明末自三钱到四钱。上涨的倾向很明显。但绢价上涨的速度似乎比不上布价上涨的速度，绢价上涨的速度慢于米价，而布价上涨的速度似乎要快于米价，所以不反映手工业的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力的对比关系。也许由于布的质量前后不同，所以对上涨的程度反映得不正确。根据仅有的几种布和米的比价看来，则米价反而有相对下降的趋势，但这是嘉万以前的情形，嘉万以后米价上涨的速度加快，可惜没有布价来作比较（见表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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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9 明代布米比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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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崇祯十六年陕西华州有人将当时物价若干种刻在一座小庙墙上的石上。其中有：稻米、粟米每斗二两三钱，小麦一斗二两一钱，盐一升银九分，清油一斤一钱六分，猪肉一斤一钱八分，棉花一斤三钱二分，梭布一尺五分。这些物价由于崇祯八九年间的蝗旱和十三四年的大饥而非常高（李子春《明末一件有关物价的史料》，见《考古》1960年十月号第五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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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棉价上，看不出明显的倾向来，因为资料不够多。只能说，明代的棉价比前代低。元末棉一斤约值银一两一钱五〔270〕。洪武初年，一斤只合得三十七文，或白银三分七厘。洪武二十八年和三十年都是每斤一钱。永乐五年到过三钱以上。洪熙元年和宣德四年是六分一斤，弘治六年又是一钱，十六年八分，正德三年和嘉靖十年是五钱，明末一钱六分，但遭受灾荒的陕西要三钱二分。棉花和粮食一样，要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不但本身的价格不稳定，而且棉粮比价也不稳定。如果棉花和大米都以斤为单位，则历代的棉粮比价自一比二到一比一百，甚至是一比一百以上（见表7-10）。几乎看不出什么是正常的比价。差价大的时候，多半是棉花贵，但崇祯十六年是因粮价更贵；在棉粮都丰收的时候，也许是一比二十到三十。由于所用的棉价和粮价不是同时同地的价格，所以算出来的比价，很难说有多大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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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0 历代棉粮比价表〔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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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的比价不是同时同地的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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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陕西石刻。见本章注〔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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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米盐比价比较稳定：唐天宝年间斗米斤盐，是一比零点七五，宋宣和四年是一比零点四，元至正十二年是一比零点七，十五年是一比零点一九，明洪武元年也是一比零点七，永乐五年是一比零点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