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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银比价的变动上，也可以看出银价下跌的倾向来。中国金银价的消长是不规则的，但也不是很乱。秦汉以后，金银比价相当稳定，到宋代才有很大的变动，即金价大涨。那以后金价回跌，到元朝是一比七点五到一比十，有些地方还用一比六和一比五的比价。明代两百多年间，白银对黄金有逐渐跌价的倾向。金银比价自明初的一比四、一比五，变为明末的一比十、一比十三（见表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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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1 明代金银比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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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价的上涨，也说明银价下跌的倾向。前面已说过：洪武元年一百斤铜值银五两；景泰四年六两，万历五年七两，二十五年十两五钱，天启年间十四两。所以银铜比价，由洪武元年的一比三百二十，变成天启年间的一比一百一十二（见表7-12）。白银对铜的下跌程度几乎与对黄金下跌的程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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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2 明代银铜比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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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银价的下跌，从几种主要牲畜的价格上也可以看出来，但比起前代来，明代牲畜的价格，就是在上涨之后，也还不算怎样高。万历年间部分牲畜的价格，大约等于洪武时的一倍。比元代也要高，那是因为蒙古人以畜牧业为经济基础，牲畜价格特别低。同秦汉比起来，万历的价格就不算高了。拿马价来说，自唐代以来，就有下跌的趋势。贞观十年每匹只要二万五千钱〔273〕。安史乱后，曾涨到十六万，那是百物皆贵的时候，不足为奇。在北宋，马价每匹自一万多到三万多，而且是用省陌计算，平均是两万左右〔274〕；大概由于北宋不重视武备。明洪武元年《计赃时估》的价格，定得偏高。永乐四年兀良哈等处马市的作价，上等马值米十五石，绢三匹；下等马值米八石，绢一匹〔275〕。米价以三钱一石计，绢价以四钱五分一匹计，则上等马每匹合得四两三钱五分或四千三百五十文，同西汉时西域的马价一样。景泰元年，京师马价每匹自六两到八两，山西每匹三两、四两到六两。考虑到地区的差价，这几种价格也相同。洪武元年牛价每头合得三两一钱二分五厘，一匹马等于三头牛，可见牛价更低。虽然西汉时一匹马也许可以换到三头牛，但唐永徽四年马价只等于牛价的一倍。会昌二年塞上牛价每头只要五百钱，只合白银三钱四五。到了辽保大五年（宋宣和七年）曾定马牛羊的价值，一匹马值粟五车，一头牛三车，羊一车。一匹马还值不到两头牛。明洪武元年羊价每头五钱，猎价倒要一两。西汉则猪羊同价。历代六畜价格见表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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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3 历代六畜价格比较表 单位：库平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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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根据《九章算术》中的价格平均，折合成库平两。金价每两以六百二十五文计（若以每斤六千五百二十钱计，则价格更高）。银价以一百二十五文计。每两以十九点二公分计。如果照《史记·货殖列传》的价格，要高十倍到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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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根据朱世杰《算术启蒙》中的数字平均，有几种可疑的数字不用。以五贯抵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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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根据《明会典》的洪武《计赃时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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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马价牛价根据《同文算指》的价格平均，但其中有两项数字显系转抄《九章算术》，这里不用。又据《总督四镇奏议》（《玄览堂丛书》续集）卷六《请讨马价疏》中提到万历八年四月马每匹十二两到十八两，十四年兵部咨每匹照例征银三十两。三个数字平均也是每匹二十两。羊价犬价鸡价根据《宛署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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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万历年间的物价，很少有不比洪武年间贵的。例如胡椒，洪武初年只要白银一钱一斤，万历年间要七钱一斤；朱砂在洪武初只要八钱一斤，万历年间要三两六钱一斤；铜一斤由五分涨到一钱五分；锡一斤由五分涨到九分；铁一斤由一分二厘涨到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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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价中，书价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书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书的重要与否取决于内容，书的质量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高度，书价的高低，影响文化的广度，两者共同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又会影响这水平。中国书价的历史，不好研究，因为资料缺乏。虽然自汉以来，就有书店，可是留传下来的书价记录很少。从原则上来讲，书价应当同其他物价的变动约略一致，共同反映货币的购买力，不过影响书价的，还有些特殊的因素，例如印刷术的发明，对书价就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同货币的价值变动就没有什么关系。至于一些稀有板本的价格，更是另外有其变动的规律。由于中国老早就发明并普遍应用了印刷术，所以宋元以来，中国的书价应当大有降低。宋代国子监的书板，可以借印，只需缴纳纸墨钱。官刻的书，也定价出卖。据说王琪刻印《杜工部集》一万部发卖，每部只卖钱一贯〔280〕。这大概是指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的苏州板，二十卷附补遗。当时一贯约合白银一两，全书若分十册，每册只合得白银一钱，难怪士人争买。南宋绍兴十七年刻印的王禹偁《小畜集》三十卷八册共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八个字，卖价五贯文省，约合白银一两七钱，每册约合二钱。绍兴二十八年孔平仲的《续世说》一部六册，印造成本只要八百十五文足，每册合得一百四十一二文。淳熙三年，曾穜的《大易粹言》一部二十册，定价八贯文足，约合白银二两六钱七分，每册只一钱三分许。若租板自印，只要租板钱一贯二百文足。十年象山县学刻的《汉隽》一部十卷二册，定价六百文足，约合白银二钱，每册一钱。若租板自印，只要赁板钱一百文足，工墨装背钱一百六十文足〔281〕。元代的书价资料还没有找到，仅有刻书的工价。至正三年张铉《金陵新志》十五卷十三册的雕造，共费中统钞一百四十三定二十九两八钱九分九厘。当时银价每两大概要中统钞三十贯，所以一百四十三定多的中统钞约合白银二百三十九两，每册十八两四钱〔282〕。如果一册以两万字计算，则刻一百字只要九分二厘银子，不算多。而且元代金银一般都禁止自由买卖，金银价估得低，所以用金银折算的物价偏高。明代刻工的工钱更低。刻一部《古注十三经》，只要一百多两。嘉靖年间，每叶约五百字的刻工工钱只要白银一钱五分多一点。崇祯末年也差不多，三分银子刻一百字〔283〕。所以明代书价更低。嘉靖年间，日本人在苏州、宁波等地买书，《鹤林玉露》一部四册，费银二钱，每册只五分。《文献通考》一部，九钱。《本草》十册，四两九钱。《奇效良方》一部，七钱〔284〕。这些书的价格有高有低，大概因为板本关系。例如《本草》大概是绘图本。而《文献通考》乃是一部三百四十八卷的巨著，只卖九钱银子，使人难以置信。可能记载错误或另有原因。总而言之，自印刷术发明及应用以来，中国的书价有下跌的倾向，而以明代为最低。这种倾向同白银购买力变动的倾向是相符合的。因为以白银计算的其他物价，明代也是低于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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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拿中国的书价同外国的书价来比较比较，特别是同西欧比较一下。西欧在15世纪中叶才开始应用印刷术，所以书价很高。试以意大利的帕维亚（Pavia）为例。帕维亚一度为伦巴第的首都，在中世纪以它的大学而闻名，这大学据说是8世纪查理大帝所创立的。所以帕维亚是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城市。在14、15世纪的时候，医书最便宜，平均每册四个半佛洛林，合白银四两。一般书籍每册自十五到三十佛洛林，合白银十三两到二十六两。最贵的是法律书，每册自二十五到三十佛洛林。某些特殊的书有贵到一百佛洛林一册的〔285〕。所以在帕维亚买一本书的价钱可以在中国刻一部书板。这就不仅是书价的问题，而牵涉工钱的问题了。东西书价的差距，主要自然是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不同。欧洲在中世纪早期连纸都不会制造，书写要用经过加工的羊皮，成本昂贵。8世纪的时候，在西班牙一本《应答歌唱集》的价钱可以买到两头牛还有余。后来由阿拉伯人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入欧洲，但到13、14世纪才普及。一直到15世纪，还是主要靠手抄本。而中国则不但刻工便宜，印工也便宜。《金瓶梅》提到印刷绢壳经一千部，每部只花三分银子。在帕维亚，两本《应答歌唱集》的抄写就花了三十六个佛洛林，插图和装帧花了十九个佛洛林，每册共花了二十四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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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价上的差距反映了两个世界的文化水平，而且会影响这水平。1447年帕维亚大学教授的年俸是自七个半佛洛林到三百个佛洛林，实际支付的薪水平均为七十四个半佛洛林，合白银六十四两八钱，每月五两四钱。其中七十六名教授中，有四十六名的年俸是十个佛洛林到五十个佛洛林，合白银八两七钱到四十三两，每月七钱二分多到三两六钱，买不到几本书。所以14世纪时，一个医生兼教授，家中藏书只有三十册。另一个有钱有势的律师，只有四十六册。当时除了寺院和帝王的图书馆以外，私人藏书每人平均只有十册到五十册。佛罗伦萨的富比侯王的大财主柯西摩（Cosimo）为成立一个私人图书馆，委任一个抄书业的老板。那人雇用了四十五名抄书人，工作了差不多两年，才抄了两百册，每人每年只能抄两本多一点。那是15世纪的事。其实就是寺院和帝王的藏书，也不怎样多〔286〕。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在明代相当于大学教授的国子监五经博士是一个从八品的官，月俸米六石；儒学教授为从九品，月俸米五石。在15世纪中叶的时候，由于大明宝钞贬值，博士也好，教授也好，每月的收入还值不到一两银子，但正德年间改以白银支付，于是五经博士每月约可得到四两二钱银子，教授每月三两五钱。单从银两数目上看来，倒也和帕维亚大学的教授差不多，但对书籍的购买力，就有巨大的差别了。就是以帕维亚大学教授的最高年俸三百佛洛林来计算，每月约合白银二十一两七钱五分，只能买到一两本普通书。中国的五经博士每月可以买到像《鹤林玉露》那样的书八十四册。明末一个私塾的老师只要有三五个学生，每月就可以拿到一两银子〔287〕，可以买到几十本书。所以中国的读书人藏书一般都比较多。我们且不谈历代的官府藏书〔288〕，只谈私人的藏书。早在战国时的惠施就有五车书。南北朝的沈约有两万多卷。宋代陈振孙有五万多卷〔289〕。元明两代，稍有地位的学者，都能藏书几千卷到几万卷〔290〕。毛晋藏书八万四千册〔291〕。当时这些人都是比较有名的藏书家，他们的藏书数不能算作一般读书人藏书的平均数。而且中国书的卷也不能同外国书的册平等看待。中国书一卷有时只有一两千字，超过一万字的比较少，合若干卷为一册。所以一个人著书往往就有几十卷、百卷。外国书一卷就是一册。但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后，仍不难看出：明代中国人所买的书要比欧洲人多。明初一个卖药的人，家里也有不少的书〔292〕。当然也有些读书人完全不藏书〔293〕，这只能算是个别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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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对书籍的购买力，不能代表他们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不能代表他们的生活水平。帕维亚一个教授每月若拿到五两四钱银子，就可以买到十一公石以上的小麦〔294〕。正德年间一个国子监博士每月拿到四两二钱银子只能买到十公石多一点的小麦，若买大米，还不到九公石。而中国的数字比意大利的数字要晚几十年。至于帕维亚大学中少数高俸的教授，其收入就要远远超过中国的教授或博士了，甚至比中国的国子监祭酒的收入还要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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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明代的物价都低于前代。有些物价要高于前代。例如田地价格，在秦汉间每亩大约值得白银二两三四钱（库平）〔295〕，西汉武帝时每亩合得六两〔296〕。东汉中平年间每亩三千文〔297〕，约合白银十二两。五代后唐时，京城连店田地每亩自三千到七千文，平均五千文〔298〕，银价每两以八百文计，合得六两多。北宋每亩自一二千文〔299〕到七八千文〔300〕，合白银自一两到五六两。南宋每亩自三两到九两〔301〕。元代每亩自六七钱到一两八九钱〔302〕。但明代的田价一般都比较高。正德年间，徽州的田价，每亩自二三十两跌到五六两〔303〕，当时白银的购买力很高，二三十两一亩的价格，已算是很高了。到了万历年间，似乎中等田每亩也要三十五两以上了〔304〕。当然各个时代的亩，面积是不相同的，田地的质量也有高低，价格资料也不多，不一定能正确地反映白银的购买力，甚至不一定能反映田价变动的真实情况。田价的涨落，也不全由于银价的涨跌，还有其他原因，如人口的增减、租赋的轻重、社会的治乱等等。在元代，蒙古人重畜牧、轻耕作，田价比较低是可以理解的。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粮价上涨，田价当然也跟着上涨。据说每亩有到百两的。但明末因为租税重，社会不安定，有田的人多减价出卖，有时甚至不得不弃地而逃，每亩只要一二两〔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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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明代的物价，无论以银计算或是以钱计算〔306〕，都比宋元要低一点，这并不是说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因为明朝人民的货币所得也减少了。这从官吏的收入上便可以知道。历代官吏的收入是否同一般国民的收入成一定比例，不得而知。从某种观点看来，官吏收入取之于民，也是用之于民。可是由于中国人的紧缩习惯，官吏很少将货币收入全数用作消费，一大部分是用来窖藏，所以官吏收入增加，多少要引起紧缩现象。另外，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榨取，也有一种限度，就是要使人民还能维持其生存，否则政权就会不稳。明初也想把官吏薪俸定得相当高，使其真实所得接近南宋的水平，但这种水平不能维持。大体上说来，中国官吏的生活水平自秦汉以后是渐渐提高，到唐宋就达到了顶点，南宋以后便渐渐下降了。元朝的时候，官吏的最高收入没有超过每月一百公石米的。明朝竟逐渐减到二十石。这种情形不能说完全是由于币值变动的影响，亦应当从中国人的生产力不提高、人口的增加，以及行政机关和人员的无效能等因素来解释。正德以后，官俸九成用银，一成用钱，每石折银七钱。折钱数大概是照银一两合钱七百文计算，即一石米折钱四百九十文。这样计算，则正一品官每月可得白银五十四两八钱一分，另加铜钱四千二百六十三文许。共合白银六十两零九钱，照当时市价，可以买到一百二十公石以上的大米。正九品则一月可得白银三两四钱六分五厘，另加铜钱二百六十九文半。嘉靖末年以后，官俸全用白银支付。共合白银三两八钱五分，可以买到七八公石大米。但那时物价已上涨。崇祯年间的米价，差不多等于正德时的三倍，而俸额可能减半，所以收入应当减成正德时的六分之一左右。至于劳动人民的收入自然更低：嘉靖的三十年代，一个普通河工的工钱每日是白银三分，技术工匠每天可以拿到六七分〔307〕，当时米价每公石值银六钱，所以他们的工钱可以买到大米一石五斗到三石多。前面提到，万历年间，佣工的工钱每天自二十四五文到三十文，每月可以买到一两公石的大米；崇祯年间每天工钱可以拿到六十文，这时白银一两值八百文到一千六百文，每月约可买到大米一公石三四斗。有时守埤军雇穷人代役，每天只给三十文〔308〕，每月只能买到大米六七斗。这时（17世纪中叶前后）英国劳动人民的收入在货币金额上有很大的增加，可是物价也大涨，所以真实收入反而不如14世纪末。农业劳动者的工钱是四先令一个星期，一个月以四星期半计算，只能买到小麦八九斗。产业工人有时一个星期可以拿到六先令，每月合得小麦一公石二斗〔309〕。可见同中国劳动人民的收入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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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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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三节 货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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