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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的流入有几个来源，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白银的输入。在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的白银常常作为对日本使臣的赠品而流到日本去，但数量不多。倒是朝鲜的金银流入中国，这些白银有一部分是间接来自日本的，因为在嘉靖年间，日本的白银生产增加，金银比价为一比十〔260〕，当时中国是一比六到一比七，所以无论中国商人或日本商人都以将日本白银输入中国为有利。实际上中国商人常到日本去，以中国货换日本银〔261〕，日本商人则运日本银到中国来买中国货〔262〕。当时日本在币制上对白银的需要不大，而中国则正是白银通行的时候。这些白银流入中国，不仅仅是通过中国和日本的商人，而且还间接通过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葡萄牙人从澳门把中国的丝绢运到日本去，把日本的白银运回澳门来买中国的丝绢〔263〕。到了万历年间，日本的白银生产又有增加，白银在日本的购买力低于中国，如万历四十三年，一两白银在日本只能买到大米一公石一斗三升，而在中国可以买到一公石七斗四升。天启前后（公元1620—1630年）日本的金银比价为一比十三〔264〕，而中国为一比八到一比十，所以日本的白银由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运到中国来。当时荷兰人已取代了葡萄牙人的地位。这样流入中国的白银到底有多少，没有正式的统计，甚至没有全面的估计。据说自万历二十九年到永历元年那四十六年间约有两百八十万公斤〔265〕，合得七百五十二万库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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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来源是美洲。哥伦布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到达美洲，于是美洲的巨额金银，陆续为欧洲人所取得，大部分被运到欧洲，其中一部分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国的商人带到中国来买中国的货物；另一部分则直接由美洲运到东方来。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带来多少白银，已无从估计，因为其中一部分是日本银。西班牙人带来白银主要是通过菲律宾，他们把白银或银元从美洲殖民地运到菲律宾向华侨买中国货，由华侨带回中国。在嘉靖万历年间，对于由菲律宾来的船只，每艘要征收一百五十两白银，作为水陆二饷以外的加征〔266〕。这是对输入白银所征的进口税。至于输入中国的白银总数，则没有可靠的统计。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马尼拉的德罗甲斯（Pdro de Rojas）在其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书信中说，每年有三十万披索的白银流到中国来，而在这一年则增到五十万披索以上〔267〕。万历二十六年马尼拉主教致菲利普二世的信中说，由西班牙（墨西哥和秘鲁等）每年运去的百万披索的银币，全数流到中国来〔268〕。所以自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马尼拉开港到明末为止那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而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六千万披索以上，合四千多万库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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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白银在运回西班牙的途中，一部分为英国人所拦劫。英国人到东方来做买卖就是使用这些美洲白银。这主要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万历二十八年，但到崇祯十年才派遣凯瑟琳号（Catherine）来中国。不久英国发生革命，船只来得很少，所以在明朝带到中国来的白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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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有限，船只来往的数目不多，其所带入的银币，尚不致引起中国物价的剧烈波动。当时米价的上涨，一部分实由于生产减少，也可以说是由于兵与荒。因为明朝末年的苛捐杂税，使得人民不胜其负担而逃亡，灾荒增多，生产减少，白银的购买力自然显得更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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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要说：明代米价的上涨，不是由于银价下跌，而是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收益递减的关系，这一假说有多少道理在内，很难评断；最足以表示白银跌价的，无过于铜价和钱价，铜价在洪武元年每百斤值银五两，万历五年涨成七两，二十五年以后涨成十两五钱。钱价明初白银一两值钱一千文，自成化元年以后只能换得八百文；弘治元年以后减为七百文，万历年间的金背钱曾涨到四百文一两；天启元年以后一两白银也只换得五百五十文。再看看别的物价也可以晓得上涨的不只是米价一种。试举绢价为例：绢价的记录不多，但自14世纪后半到16世纪底那两百年间本书所能搜集的二十几种绢价，也表示出一种上涨的倾向（见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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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8 明代绢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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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价也有上涨的倾向。洪武元年每匹自一钱二分五厘到二钱五分。永乐五年照折价推算，每匹自三钱一分二厘五到三钱七分五，宣德元年折价为七分五到一钱；但这两个年份的数字不是真正的市价。成化五年每匹二钱五分；弘治六年每匹一钱五分；十二年三钱；明末自三钱到四钱。上涨的倾向很明显。但绢价上涨的速度似乎比不上布价上涨的速度，绢价上涨的速度慢于米价，而布价上涨的速度似乎要快于米价，所以不反映手工业的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力的对比关系。也许由于布的质量前后不同，所以对上涨的程度反映得不正确。根据仅有的几种布和米的比价看来，则米价反而有相对下降的趋势，但这是嘉万以前的情形，嘉万以后米价上涨的速度加快，可惜没有布价来作比较（见表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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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9 明代布米比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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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崇祯十六年陕西华州有人将当时物价若干种刻在一座小庙墙上的石上。其中有：稻米、粟米每斗二两三钱，小麦一斗二两一钱，盐一升银九分，清油一斤一钱六分，猪肉一斤一钱八分，棉花一斤三钱二分，梭布一尺五分。这些物价由于崇祯八九年间的蝗旱和十三四年的大饥而非常高（李子春《明末一件有关物价的史料》，见《考古》1960年十月号第五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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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棉价上，看不出明显的倾向来，因为资料不够多。只能说，明代的棉价比前代低。元末棉一斤约值银一两一钱五〔270〕。洪武初年，一斤只合得三十七文，或白银三分七厘。洪武二十八年和三十年都是每斤一钱。永乐五年到过三钱以上。洪熙元年和宣德四年是六分一斤，弘治六年又是一钱，十六年八分，正德三年和嘉靖十年是五钱，明末一钱六分，但遭受灾荒的陕西要三钱二分。棉花和粮食一样，要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不但本身的价格不稳定，而且棉粮比价也不稳定。如果棉花和大米都以斤为单位，则历代的棉粮比价自一比二到一比一百，甚至是一比一百以上（见表7-10）。几乎看不出什么是正常的比价。差价大的时候，多半是棉花贵，但崇祯十六年是因粮价更贵；在棉粮都丰收的时候，也许是一比二十到三十。由于所用的棉价和粮价不是同时同地的价格，所以算出来的比价，很难说有多大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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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0 历代棉粮比价表〔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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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的比价不是同时同地的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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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陕西石刻。见本章注〔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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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米盐比价比较稳定：唐天宝年间斗米斤盐，是一比零点七五，宋宣和四年是一比零点四，元至正十二年是一比零点七，十五年是一比零点一九，明洪武元年也是一比零点七，永乐五年是一比零点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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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银比价的变动上，也可以看出银价下跌的倾向来。中国金银价的消长是不规则的，但也不是很乱。秦汉以后，金银比价相当稳定，到宋代才有很大的变动，即金价大涨。那以后金价回跌，到元朝是一比七点五到一比十，有些地方还用一比六和一比五的比价。明代两百多年间，白银对黄金有逐渐跌价的倾向。金银比价自明初的一比四、一比五，变为明末的一比十、一比十三（见表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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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1 明代金银比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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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价的上涨，也说明银价下跌的倾向。前面已说过：洪武元年一百斤铜值银五两；景泰四年六两，万历五年七两，二十五年十两五钱，天启年间十四两。所以银铜比价，由洪武元年的一比三百二十，变成天启年间的一比一百一十二（见表7-12）。白银对铜的下跌程度几乎与对黄金下跌的程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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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2 明代银铜比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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