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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谷有丰歉，非人力所能致，金铜则无丰歉，可以人力为之，故为之铸钱，使之博食以济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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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到处强调货币的积极作用的，几乎接近于货币拜物教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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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为利，贱可使贵，贫可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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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货币的其他职能，几乎没有提到。只有前面所引的“钱以权百物”和“大者不可分，非钱不得以小用”两句同价值尺度或价格标准有联系。然而他却接触到商品价值的根源或基础的问题，他把商品价值同劳动联系起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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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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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所谓“功力”或“功”应当是指劳动。这就是说：商品价值的大小同所费劳动量或劳动时间有关，功力用得多的，价值就大，功力用得少的，价值就小。这种说法同13世纪意大利学者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的观点差不多。阿奎纳认为一种物品的价值应当由制造它所需要的劳动来决定。他同邱濬一样，是从伦理上来考虑这问题的。他们两人，一个是受教会器重的神学家，一个是封建政府里的高官，能得出这样的价值和价格理论，很不寻常。本来，不论古今中外，对于劳动的报酬，总是按时间计算的；对于劳动生产品的价值，理应很容易同其所费劳动时间联系起来。但实际上这样做的人却不多。阿奎纳是在谈到公平价格问题的时候提出这种理论的。他认为每一种商品都有一种客观的真实价值，这价值应当取决于公认的生产成本，这生产成本主要是指所费的劳动。商品价格符合它的价值就公平，否则就不公平。但在他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是等价的，他也不是从劳动的质量或复杂程度来分，而是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来分。所谓公平价格是要使商品生产者能维持其习惯的生活水平。而且他也容许卖价与买价间的差距，即卖价高于买价。例如对商品加工，或把商品从一地运到另一地等。商品移动对其所有人的损失也算作成本之一。邱濬对此问题没有他那样深入，他的所谓功或功力是泛指一般劳动，而不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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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濬对于通货膨胀，有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纸币贬值不但对人民不利，而且对统治阶级也不利，甚且可以动摇政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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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人为交会，而金、元承之以为钞。所谓钞者，所费之值，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民初受其欺，继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黾勉从之，行之既久，天定人胜，终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钱之息，并与其三五钱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亏国用，而致乱亡之祸，如元人者可鉴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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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并不认为纸币绝对不可以用。他反对的是纯粹的纸币流通制度，他主张钱钞兼行，而以银为本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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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制铜钱宝钞，相兼行使，百年于兹，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所以通行钞法者，臣请稽古三币之法，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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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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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此制之后，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以交易，银之成色，以火试白者为准。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足国便民之法，盖亦庶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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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纸币已同废纸，不成为问题了。白银在货币流通中取得了支配的地位，有些地方，连铜钱也不用。于是就有人出来倡用铜钱。例如何良俊就说，自然物财富都有限度，只有钱没有限度，所以他主张于两京、十三省及六盐运司共二十一处开局鼓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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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纶在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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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议钱法者，皆曰铸钱之费，与银相当，朝廷何利焉。臣以为岁铸钱一万金，则国家增一万金之钱流布海内，铸钱愈多，则增银也愈多，是藏富之术也。〔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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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金属论的语调。他似乎并不反对白银。靳学颜更前进一步。他在隆庆四年提出《讲求财用疏》〔315〕，反对废钱用银，实际上他是极力主张行钱。这里没有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只是一种政策问题。他承认作为货币，钱和银差不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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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银者，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而钱与银异质而同神，奈何独用银而废钱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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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货币的职能是强调流通手段或购买手段。但他对银和钱还是加以区别，他认为钱比银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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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行（银）则豪右之藏益深，而银益贵；银贵则货益贱，而折色之辨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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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钱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可一日废，用钱则民生日裕，国用益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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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基本目的还是替统治者的利益着想，统治者对白银无法控制，对钱则掌铸造之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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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江南富室有积银至数十万两者，今皇上天府之积，亦不过百万两以上，若使银独行，而钱遂废焉，是不过数富室之积，足相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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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用钱，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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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裁成辅相之业，惟人主得为之。故曰圣人之大宝曰位，因位而制权，因权而致用；故又曰：钱者权也。人主操富贵之权，以役使奔走乎天下，奈何废而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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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用纸币应当更加符合他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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