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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改为度支部以后，银行名称改为大清银行。光绪三十三年的钞票改用大清银行的名义，而图案不变。当局曾有创办印刷厂及造纸厂的拟议，但没有实行。宣统元年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自一元到百元，共五等，改用新的图案，上附李鸿章的胸像。遗留下来的还有一种钞票，上有当时度支部尚书载泽的胸像和龙海图案，设计非常美观，而且是中国自己印制的。但所见多系样票，似乎没有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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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银行的发行数字逐年增加，特别是银元票增加得快。宣统三年闰六月底，银两票共发行五四三八九一〇两七五九，银元票共发行一二四五九九〇七元八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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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钞票发行以后，还有保持旧形式的。大抵钱票、铜元票和银两票多保持旧的形式，私营的钱庄、银号、当铺发行的也好，各省官银钱局发行的也好，基本上都是竖形的，只有银元票以横形的为多。例如同是江西官银钱总号所发行的，制钱票和银两票都用竖形，而银元票用横形，但湖北、湖南和浙江等省官钱局的银元票也用竖形，而新式银行所发行的，则银两票也多用横形。竖型又有两种：一种是单面印写，另一种是两面印刷。单面印写是保持历代纸币的格式，钞板有时是木刻，用中国自产的竹纸或毛边纸印制。例如光绪二十一年台南官银钱总局所发行的银元票，格式就像咸丰时的户部官票。一些私营钱店银号的银钱票也有毛边纸的，票上的文字用墨笔写，另外加盖许多不一定有内容的戳记，以防假造。两面印制的则多用洋纸如道林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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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官银钱号所发行的银钱票，背面通常印有关于该银钱票发行情况的告示，这些告示对于研究当时当地的货币流通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如果没有告示，那么，正面多加说明。如裕宁官银钱局的钱票，背面没有告示，就在正面印有“此票准交纳本省公款及关税盐课厘金，如有私刻假造者，照私铸例治罪”。该局的铜元票则背面有告示，同时又在正面印有和钱票上相同的文字，并加印：“官票足串，各埠分局底串不同，该地照市折算，以便商民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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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货币流通由铜钱过渡到铜元，这种过渡反映在钞票上。例如江南裕宁官银钱局在光绪三十三年以前发行的钞票，单位是九八制钱，光绪二十九年发行的钱票，票面本印有“凭票发制钱壹串文”字样，后来新式铜元通行，就在票面加盖“兑当拾铜元壹佰枚”的红戳。到光绪三十三年就正武发行“凭票取当十铜元壹百枚”的铜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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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清末兑换券的发行制度是十分混乱的。拿发行单位来说，约有五类：第一是旧式的信用机构，包括钱庄、银号、票号和典当，它们的发行，已有两三百年到三四百年的历史，每一单位发行的数量虽然不多，可是全国合起来却不少。因为这些机构不但遍布于全国性的都市和省级的城市，而且深入市镇去。第二是各省的官钱局或官银号。这是各省的官方金融机构，所以每省应当有一家，有些省份有两家，如江南就有裕宁和裕苏，新疆则两家以上。它们的分支机构可能设到外省去。它们的单位发行数量比第一类多。第三是新式银行，包括外国银行和中国人自设的银行。这一类的数目比较少。外国银行从事发行的在清末约有十二三家，如英国的麦加利、汇丰，德国的德华，日本的横滨正金、朝鲜，俄国的华俄道胜，法国的东方汇理，美国的花旗，比利时的华比，荷兰的和囒等。中国人自设的银行从事发行的在清末也只有十几家，如中国通商、大清、交通、四明、殖边、浙江兴业、浙江、上海的中国信成、汉口等地的信义工商储蓄、北京储蓄、宝善、扬州和太、华商通业等。这种新式银行，家数虽然不多，可是规模比较大，特别是外国银行，有雄厚的资本，远非中国自设的任何金融机构所可比拟。加上不平等条约的关系，在它们所从事发行的地方，货币流通几乎就有由它们垄断的趋势。第四是其他机构，包括政府机构如铁路局等以及各种商店。这一类机构发行的兑换券，增加了币制的不统一性。此外还有流入中国的外国钞票，如俄国的卢布票（俗称羌帖）、日本的军用票和日圆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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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货币单位来说，也是极其复杂的。由于兑换券只是金属货币的符号，所以当时在中国流通的金属货币的种类，都反映在兑换券上。主要有三大类：第一是钱票，这是历史最久的一种兑换券，以钱文为单位，有些小钱庄的钱票没有一定的金额，临时应客户的需要填发。大一点的发行单位的钱票，虽然印有金额，如五百文、一串文（或一吊，即一千文），但因各地的流通习惯不同，而有各种计算方法，如奉天用东钱，以一百六十文为一吊；北京山东等地用京钱，一千只合得制钱五百文；新疆用红钱，四百文合银一两；其他省份用制钱，但也有各种标准，例如江南裕苏官银钱局的钱票以足钱计算，裕宁官银钱局和湖北官钱局的钱票则以九八制钱计算，即一千文实付制钱九百八十文。甚至同一家发行单位的钱票，前后标准也不同。例如江西官钱局，光绪二十八年发行的钱票是按十足制钱计算，二十九年和三十年的钱票是按九五制钱计算。这种钱票后来有以铜元支付的，如安徽裕皖官钱局的钱票上注明：“凭票发铜元足钱△△文”。第二是银两票，这也是旧有的单位，面额也有临时填写的，但各地所用银两单位不同，所以银票上也注明银两的种类：北京有时用库平两，有时用京平两。汇丰银行的银票注明兑上海纹银，上海通商银行的银票也注明兑上海通用银两，大概是指规元。湖南用省平，即湘平，新疆也用湘平。陕西大清银行的银票用陕议平，江西的银票用该省的市平。第三是银元票。这单位用在兑换券上是比较新近的事，先由外国银行使用。面额比较一致，一般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小钱庄不大发行大金额的，也有个别发行二元的。但由于各地通用的银元不同，所以兑换券上也反映了这一点。许多兑换券都笼统地标明兑换当地通用银元，还有许多兑换券标明兑鹰洋或英洋。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的兑换券也有标明兑龙元的。当然也有不作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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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几种标准是交叉着的，同一家银行发行几种单位的兑换券。如江西官银钱总号在光绪三十三年同时发行钱票、银两票和银元票。湖南官钱局除了这三种之外，还发行铜元票。又同一家银行同时在各地发行兑换券，这种兑换券上往往加印地名，只能在当地通用，到外地或则须要贴水，或则根本不能流通。因为同一家银行的银两票，在各地所能兑取的银两标准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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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年间，当局曾企图加以整顿和统一。例如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曾由度支部奏定《通用银钱票章程》，不许官商银钱行号增发钞票，已经发行的逐渐收回。二年又奏定《兑换纸币则例》，由大清银行统一发行，并规定五成现金准备，各省商号所发行的每年收回二成，五年收尽。但这些办法还没有来得及实行，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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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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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二节 货币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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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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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初钱价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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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货币的购买力，继续下降。三百年间，白银的购买力，约减成三分之一，以铜钱计算的物价，涨成六七倍。然而除了咸丰年间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货币贬值之外，币值的变动，是渐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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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的开支，差不多完全用银，而且奖励民间用银。不过白银的购买力究竟比较大，而且因为不加以铸造，一分一厘的秤称，有其麻烦之处。所以日常的零用和小民的交易，仍是以铜钱为主。这种现象，在乾隆年间便已明显。到了咸丰以后，因银少而贵，甚至纳粮也是以铜钱计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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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值虽少剧烈的变动，但小的波动是常有的，尤其是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钱价，在清初的百年间，是一个麻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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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方面，当时不懂得主币和辅币的道理，只晓得银和钱之间最好有一种固定的比价。这种比价，他们定为银一两合钱千文，自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以后，就是想维持这种银钱比价，特别是十年以后所铸的厘字钱，标明每枚值银一厘。其他制钱也是时常增减分量来维持这个比价。但市场比价变动无常，因此流通的制钱有轻有重，而且轻钱重钱的购买力发生差异，而引起私销和私铸，即销镕重钱，铸造轻钱。本来清朝的制钱分量比明朝的制钱重，尤其是在顺治十七年把钱的分量加成一钱四分以后，对白银的作价并不提高，使铜钱的实价超过名价。毁钱为铜，获利以倍〔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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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钱的结果是制钱的数量减少，钱价上涨。这种现象在康熙十八年便为当局所注意了。到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银一两只能换得八九百文。以铜钱计算的日用饮食品的价格很低，一碗面只要十个钱，一碟馒头只要四文钱〔115〕。四百钱便可以买一头猪〔116〕。吏部侍郎陈廷敬提议减轻钱的分量，由一钱四分减成一钱，使铸钱的数目可以增加四成，当时北京的宝泉宝源两局每年铸四十万四千八百串，减重之后，可以增加十六万一千九百二十串〔117〕，这大概是那一年减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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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重之后，钱价就下跌，物价上涨，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一千文只能换得白银三钱二三分〔118〕。比二十三年时相差三四倍，超过减重的程度，这无疑是私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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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又恢复一钱四分的重量，另外铸造一种七分重的轻钱，大制钱每千文作银一两，小制钱每千文作银七钱〔119〕。但由于制钱轻重不一，购买力也有大小之分，使钱的名称也繁多，有新钱，有老钱，有大钱，有小钱。京师以小钱为主，外省以大钱为主，所以大钱在北京以五十为一百，京钱二百，实际上是一百。曾有人主张废止小钱，但另有人说废小钱民间会惊扰，而且大钱数量不够。结果大小钱兼用，预计等到大钱数目多了，渐次销毁小钱。但实际上到乾隆三十六年湖南布政使吴虎炳奏请查禁古钱和小钱时，当局还声明康熙年间的小制钱不在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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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钱加重之后，对白银的市场比价马上提高了。以前白银一两可以换钱八百八十文，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只能换得制钱七百八十文〔120〕。不过这是指京师的大钱。小钱和私钱，情形则不一样。在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的时候，湖广河南等省私铸的风气很盛。七年因直隶奉天等处钱价过低，曾下令规定白银一两止许换制钱一千文。可见当时市价一两不止换一千文，然而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京师的大制钱仍只要八百文就可以换得白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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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铸和私销是同时进行的，因为中国当时产铜有限。自康熙年间起便靠输入日本铜〔121〕。乾隆三年京局改用云南铜，江浙等省仍用日本铜。数量都不是很多。至于私铸大部分是靠销镕大制钱，甚至有因为铜器贵而销钱为器的，这事在雍正年间常有所闻。当时官价白银一两换钱千文，市价止换得八百多文，制钱自然隐匿。因此又实行贬值和减重。乾隆五年铸造青钱，就是一种贬值行为。乾隆三年曾有人提议铸当十大钱，每文只重四钱〔122〕，没有获准。但通政使李世绰请将制钱重量减为一钱，五年直隶减为七分，九年湖北改为一钱，十一年两湖改为八分〔123〕，这些减重行为大概受到人民的反对，所以后来又恢复一钱二分的重量。由此可见钱价问题在于铜钱对白银作价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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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初年，当局对于钱价问题，费了一番心血。起初有人主张在北京城内外开设官钱局十所，听人民兑换铜钱，以收进的银两，酌量向各当铺收兑铜钱，因为人民赎当多用铜钱。当铺在需要铜钱的季节，也可以向官局兑换。但有人反对这种办法，以为只要政府规定银钱的比价，让市上的经纪铺户照这比价按日领买若干串，并使他们稍有利润，这样铜钱就会顺利流通〔124〕。结果似乎是设立官局和钱行经纪，不过钱价仍没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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