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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开始铸造铜元，这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一次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止是制度上的，同时还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为铜元的采用引起一次物价革命。所谓物价革命，和普通的通货贬值或通货膨胀不同。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但在膨胀过后，物价多少总是回复以前的水平。所以过去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物价变动，只是一种暂时的波动。好像一个人患病一样，病体复原之后，往往不现形迹。中国自汉以来，不问统治阶级用金也好，用银也好，用钞票也好，一般老百姓总是使用铜钱，甚至冒禁使用。而实际上，政府禁来禁去，最后总是让铜钱流通。铜钱的分量和成色虽然代代不同，常常减重，但减来减去，结果总是回复到一钱或相近的标准重量去。过去之所以有那种情形，是因为两千年间，一般人民是以铜钱为货币单位。政府方面虽然也曾屡次发行过大额的货币，但人民总是极力抵制，而且最后都得到胜利。先有王莽的大钱，后来又有咸丰的大钱，都没有得到人民的信任，结果总是恢复小钱。自铸造铜元以后，情形就大不同了。从制度上说起来，使用铜元和使用当十大钱并没有什么不同〔199〕。咸丰时的当十大钱最初每枚有六钱重，后来经过几次减重，每枚还有二钱六分重。而当十铜元每枚只有两钱重。当十大钱一出不久就跌价，后来一枚止值制钱两文。而铜元虽也对白银和银元跌价，但对制钱只有短时期内在个别地区曾跌价，一般说来，始终保持当十的身份。这是铜元和大钱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物价革命的关键。中国人民经过了两千年才找到并接受了一种新的货币单位，以代替旧式的铜钱。以钱文计算的物价，应当要上涨几倍。不过这一次物价革命在清末只是一个开端，到民国年间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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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所以接受铜元，和他们接收银元是同一理由，就是形制精巧，大小一致。因为铜元减重最少。也可以说是机器战胜手工，或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所以初出的时候，市价竟超过它的名价，原定银元一元当铜元一百枚，而实际上在光绪二十八年时，银元一元只能换到八十枚到九十枚〔200〕。而铜元的成本则每百枚只要白银四钱四分左右〔201〕，差不多有对倍的利润。各省官僚认为这是发财的捷径，于是大买机器，从事鼓铸。在光绪三十一年，设有铸造局的有十二省，共十五局，有机器八百四十六具。据当时上海外国商会的估计，这些机器如果全数开工，则每年应制造铜元一百六十四亿一千三百七十万枚。全国人口以四万万计，每人占四十枚。幸而这些机器只有十分之六开工，有些机器还没有运到。后来因为有人劝告，曾停铸一个短时期，但到清末止，铜元铸造的总数，应有二百亿枚〔202〕。因此价格下跌。银元一元，由八十枚增到一百三十多枚（见表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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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0 清末上海铜元市价表〔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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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大钱跌价，人民就用制钱，物价又复原。这次铜元跌价，都市人民的生活费就跟着涨了。例如刻书的工价，从明末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涨落；可是清末却变动很大。光绪初年，湖南刻书，每百字五六十文，中叶以后，增至八九十文；宣统初，增至一百三十文〔204〕。为什么几百年间不变，而在几十年间变动得这样厉害呢？这就是物价革命。现在再也没有人主张废铜元用制钱〔205〕，这就是物价革命的一个特点。而且铜元跌价并不是因为白银涨价的关系，实际上在这个期间，白银本身也在跌价中，这就涉及物价革命的基本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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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外国接触虽有很久的历史，但中国的物价以及生活水平是孤立的，一向不大受外国的影响。这是因为在生活必需品方面，中国大部分能自给。自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加深，对外贸易额也逐渐增加，中外的物价多少有接近的趋势。接着欧美各国采用金本位，银价大跌，中国各种支付，是以银计算，因此物价难免被牵动而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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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价的下跌，对于人民的生活，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尤其是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要显著地降低。在西汉末年，代役钱每月三百，雇更钱每月两千。宋初一个兵每月可拿到三五百钱。到了清末，城市工钱有时用银计算，但乡村多用钱，工钱的数目没有增加。比如同治年间的田佣，每月仍是三百钱〔206〕。西汉三百钱约可买到半公石米，同治年间恐怕一斗也买不到。清末城市的劳动人民的工钱比较高：在天津，皮匠、织花毯工、弹花匠、磨刀匠等，每天约可得三百文〔207〕。即使天天有工作，一个月也不过九千文，只能买到大米一公石多。比不上西汉时的雇更钱。上海的单轮车夫每天所得的力钱只有一百三四十文到三百五十文，一个月平均劳动二十五天〔208〕，共可得六千文，买不到一公石米。所以清末的工资，并没有比过去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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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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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银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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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白银的购买力，是承继明代以来的倾向，虽然比铜钱的购买力要稳定一些，但仍有逐渐减低的趋势。以兵饷来说，清初每人一日银五分，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每人一日二钱。又如治河，清初黄河泛滥一次约费百万两，到道咸年间，一次要用千万两。如果以米价为标准，则15世纪到19世纪那五百年间白银的购买力减成百分之十七，平均每百年，米价上涨百分之五十五，五百年间涨成五六倍（见表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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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1 白银购买力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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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长期平均之下，米价的上涨或白银购买力的下跌，好像是机械的、定期的，实际上并不然。每一百年间的上涨，并不是平均分摊的，其中波折很大。不但明代如此，清代也如此。就是以十年期的平均价格来说，每公石自二十四公分到一百四十五公分，相差六倍（见表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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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2 清代米价表（五）〔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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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米价数字可以知道：清初物价还高。到康熙初年，慢慢下跌，然后稳定了五十年。自18世纪中叶开始上涨，直到19世纪中叶，涨风才停；而且一时有回跌的样子。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上涨。不过这次上涨中的数字，因偏重上海市场的缘故而偏高，上海米价大体上要比各产米区高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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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福临到北京即位时，米价有时还高到每石四五两。就是平均价格也是相当高的，和明末是同一阶段。崇祯时的平均米价是每公石一两一二钱。顺治朝的平均米价每公石也是一两一二钱。这在中国的物价演进史上还算太高。所谓太高，就是说其中一部分不是货币的原因，而是社会秩序没有恢复，物资缺少的缘故。这只要拿顺治朝的米价同康熙雍正朝的米价一比较便可以知道。康熙朝的平均米价是每公石五钱九，几乎等于顺治朝的半价，正好同明代嘉靖朝的米价接得上。雍正朝比康熙朝高一点，每公石约值银八钱七，还是低于顺治朝米价。史家称清初三朝为盛清，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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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以后情形就大不同了，如果以清初三朝为初期，则乾隆到道光是中叶，这一时期的物价突然上涨，乾隆朝米价平均是每公石一两四五钱，超过顺治朝的米价。嘉庆朝每公石平均二两一钱，比乾隆朝上涨百分之四十以上。道光朝每公百二两一钱六，比嘉庆朝稍高。咸丰朝白银购买力稍有增加，每公石米值一两九钱九。但同治朝物价又上涨，到光绪朝末年和宣统朝，涨势更凶（见表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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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3 清代米价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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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米价的上涨，曾引起当时人的深切注意。涨风自乾隆一即位便开始。乾隆十年，杨锡绂上疏，指出谷价上涨的现象及其原因，他的理由第一是户口加多，第二是奢侈，第三是田归富户，农民也要买谷，价钱就贵了〔210〕。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当局曾通令各省，询问米价上涨的原因。各省〔211〕几乎异口同声说是人口增加，偶然有人提到风俗的奢侈、酿酒以及其他技术问题。但没有一个说是白银跌价或白银数量增加。山东巡抚阿里衮明明看见布帛丝棉之属，样样涨价，甚至铜钱也涨价，而对银价的下跌，竟熟视无睹，一口咬定是生齿日众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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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的增加，当是事实，但增加并不自乾隆时开始。清代每年有户口报告，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督抚们曾否见过这些人口报告，如果见过，也许是受这些数字所蒙蔽。因为这些数字是不可靠的。据《清实录》所载，顺治十八年比八年增加百分之八十，这可以解释作版图扩大的结果。至于雍正九年到乾隆六年，十年间增加到四倍半，那是决不可能的事。其中原因是自康熙年间起，便有许多人不报户口，以逃避税役。这种现象当局慢慢也知道，所以康熙五十一年下谕照当时钱粮册目，无增无减，永为定额，这就是所谓永不加赋的人口，但结果人口报告增加还是不多。康熙乃清代的盛朝，政简费轻，人口的增加率应当是很大的，而米价却很平稳，可见人口增加对于白银购买力的影响不大。至少乾隆年间银价的下跌，不是以人口增加为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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