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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物价上涨的表面原因，是开支增加，因为边疆各地，很多军事行动，单是乾隆二十二年，“平定”新疆，就花了两千多万两。四十一年，大小金川战争，前后用去七千多万两，然而乾隆年间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是美洲的低价白银流入中国。论理哥伦布到达美洲是在明朝中叶，而欧洲人到中国来通商也是明代的事，为什么白银到清朝才影响中国的物价呢？这一点只要明了当时欧洲情形和欧亚通商经过便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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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金银对欧洲物价的影响，时间也并不一致；西班牙的反应最快，因为金银是先运到西班牙。所以西班牙的一般物价水平在16世纪中叶便开始上涨，17世纪初涨成四倍〔212〕。而英法的上涨则晚于西班牙五十年，到17世纪中叶才达到顶点〔213〕。这种时差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必须经过若干时候，美洲的金银才会由西班牙流入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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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价的上涨，比英法又慢一百年，而且上涨的程度没有英法那样厉害，正同英法的上涨没有西班牙那样厉害是一样的，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距离把那种涨势冲淡了。中国银价下跌之所以晚于英法一百年，是因为白银的流入中国，是经由菲律宾华侨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之手。由西班牙到英国既需要五十年，则由墨西哥和英国到中国，一百年并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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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殖民者自占领菲律宾之后，两百多年间，经常将中国商品转运墨西哥销售，而由墨西哥运回银元和白银，作为货款以及在菲律宾的行政补助费。1598年马尼拉的大主教致菲律普二世的信中说，新西班牙（墨西哥和秘鲁等）每年有百万披索的银币运到菲律宾去，但结果都流到中国来〔214〕。公元1665年（康熙四年）六月六日敕令规定每年为二百五十万披索，其中二百万披索为铸币〔215〕。康熙五十九年曾限制马尼拉商人的对华贸易，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又取消禁令，但有多少白银流入中国，则不得而知。据估计，自1571年（隆庆五年）马尼拉开港以来，到1821年（道光元年）墨西哥独立为止，由墨西哥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总额有四亿披索之多，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即一亿元流入中国〔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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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在这个时期，也有白银流入中国。这些白银一部分是中国人去日本的长崎从事贸易带回来的，另一部分是荷兰人由日本带到澳门，间接流入中国的。据说自顺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那六十年间，有一亿元的白银流入中国〔217〕。因为自明以来，白银在日本的购买力低于中国。一公石米在万历四十三年在日本要三十三公分纯银，而在中国只要二十三公分。在康熙三十四年，中国只要二十九公分，日本要一百公分。康熙五十年，日本要七十八公分，中国只要四十一公分〔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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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资料最多而且比较可信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输入的白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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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虽然在明代中叶就来到中国，可是他们的买卖不大，船只很少，不能带来许多白银。英国东印度公司于崇祯十年曾派凯瑟琳号（Catherine）来中国，但不久他们国内发生革命，没有继续前来，直到康熙年间，东来的船只每次还只一艘，而且几年一次，带的银元也不多。例如康熙二十年的巴纳迪斯顿号（Barnardiston）只带来六万元，大部分是用来买日本货。到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广州商人组织公行，次年起船只来的才多，每年有四艘。雍正十年除东印度公司的船以外，还有其他商船和荷兰、瑞典、西班牙等国的船。以后渐渐增加。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广州曾到有法、瑞、荷、丹等国的船共十四艘。当时外国船到中国来，所带的东西，十分之九是白银，因为中国人不需要欧洲的其他货物，而外商向中国采办丝茶等货，三分之二必须用白银偿付货款，最多三分之一能用他们本国货来抵偿，有时四分之三的货款要用现银支付。根据东印度公司的记录，自康熙二十年到道光十三年那一百五十三年间，欧洲船只输入中国的白银，其有确实数字或可约略估计出来的，总计在七千万两以上（见表8-14）。但自道光初年起，白银已开始外流，所以在道光以前的一百四十年间，欧洲船只输入的白银数量要在八千万两以上。如果加上来自菲律宾和日本等地的白银，恐怕有几亿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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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所记录的数字，自然不能算是正式的统计，有些年份，没有确实的资料，无法列入，如公元1754到1774年那二十年间，因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已遗失，表8-14的数字仅系一小部分。就是其他年份的数字，也不是绝对正确，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记录，虽然包括其他国家的船只，但有时候仅是估计数或竟至于阙漏。所以通过这条途径实际流入中国的白银，可能在一亿两以上〔224〕。不过当时的贸易，大部分是在东印度公司手里，所以这些数字大体上是有代表性的。而且把这些数字拿来同当时中国的米价一比较，马上可以看出两者的关系（见表8-15）。不过有两点须要注意：第一，白银不是消耗品，同米谷不一样，所以公元1726年到1750年那二十五年间，输入的白银虽没有前一个二十五年间之多，但米价却仍是上涨，白银的增加应当每期累积起来计算才对。第二，18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的白银数字仅系实际的一部分，所以同米价上涨的程度似乎不符。我并不是说，物价的上涨和白银数量的增加有机械的联系。那时世界白银的价值是已减低了，但在中国这一地区，对白银的生产力，还没有提高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所以白银还是维持着原有的购买力，一定要等到中国人能充分利用低价的白银，那时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才会同它的价值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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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4 清代白银输入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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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折算率系根据摩斯书中的标准。一英镑作三两，一银元作七钱二分，或一二〇点八盎斯作一百两。这是广平的标准，这里折成库平两。广平两以三七点五七公分计，库平两以三七点三公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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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东印度公司纪年史》第一册后面附表（Table of English Ships Which Traded to China for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中公元1681年、1682年、1687年三年合计输入白银数共十三万五千两。其中1687年仅十六万五千两，但该年除伦敦号带来银元十一箱外，另外曾派二船到厦门，载货共值一万四五千镑，其中大部为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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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由公元1701年到1732年都是根据《东印度公司纪年史》的表格，再就本书中数字加以补充，因外国船所载白银未列入表内。各船所载十分之九是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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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公元1771年到1804年输入的白银多以箱计，每箱四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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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出）表示白银出超，因鸦片输入关系，白银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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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5 白银输入与米价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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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仅到公元1833年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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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朝因太平天国革命，发生一次钱钞的贬值，可是白银的购买力，反而有增加的倾向。换言之，在19世纪后半，米价对白银有下跌的趋势。这种趋势，是白银的减少所引起的。而白银的减少，则为鸦片输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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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道鸦片虽然很早，但从前是作为一种药剂，使用的分量极少。到近代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员私带鸦片输入中国，才日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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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印度公司的记录，第一次带鸦片到中国是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斯特列塞姆号（Stretham）取自印度的马德拉斯，数量微不足道。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曾下令禁止输入。当时输入鸦片的数目每年只有两百箱。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鸦片的专卖权，于是鸦片贸易逐渐发展。乾隆三十八年时每年输入增至一千箱。嘉庆以后，输入的数目激增：嘉庆年间每年约四千箱，道光初每年八千多箱，末年增到三万箱以上。咸丰年间每年曾到过六万多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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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大部分本是经由英商之手，但因为鸦片贸易的关系，自18世纪末，输入白银的数目就大减。19世纪初，英船就开始输出白银了。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白银两百四十多万两，以后，几乎年年有输出，少则几十万两到百多万两，多则五六百万两。据道光年间的鸿胪寺卿黄爵滋说，道光三年以前，每年白银流出几百万两，三年到十一年每年一千七八百万两；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还有几千万两〔226〕。林则徐也说历年中国之银耗于外洋者，不下几万万〔227〕。他们这些数字，大概是根据鸦片输入的数字推算出来的。实际上白银流出的数目，没有那样多。例如在19世纪最初的十年间，东印度公司已是按年输出白银，可是中国的白银还是入超，因为美商大量输入银元向中国买茶〔228〕，美商在1833年以前的五十年间输入中国的白银数，据估计有六七千万两〔229〕。后来美商改用伦敦付款的汇票，不用现银，于是白银才出超。而米价也就跟着下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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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在朝的人，对于鸦片贸易的看法，多由金属论的观点出发。他们所忧虑的，不是鸦片有害国民健康，而是中国因此损失白银。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曾上书论禁止鸦片贸易之不当，他说只须以物易物，不得用现金支付〔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