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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多则需谷多，价亦逐渐加增。〔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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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话不但忽视了生产方面的因素，而且忽略了货币的因素，所以无论从理论上看来或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来，都有毛病。从理论上来说，人口的增加固然需要更多的米谷，但是也可以生产更多的米谷，而且需要更多的货币。唐朝天宝以后人口减少〔318〕，物价大涨；建中以后，人口增加〔319〕，物价反而下跌，就是因为生产和货币价值变动的关系。从实际情形看来，乾隆时物价的上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白银的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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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留心钱法的人，只是想维持银钱间的比价，对于银钱本身的价值，反而不大注意，最多只谈谈用银用钱的得失。为了要维持银钱间的比价，常常加减制钱的重量，以使铜钱跟着白银涨跌，他们只想维持铜钱对白银的比价，没有人主张维持货币同商品的比价，山东巡抚阿里衮也许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要求的，他主张随着铜价的上落，而减轻或增重铜钱的分量，使铜钱的购买力不变。这是一种“补正铜钱制”的思想，他在乾隆十三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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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贵由于生齿日众，逐末遂多，凡布帛丝棉之属，靡不加昂，而钱价昂贵，尤与米谷相表里……补救之方……一、钱法宜变通。钱法与铜斤为子母，铜价平则钱应加重，铜价贵则钱应减轻。〔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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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年间，谈论货币问题的人渐多。那时的货币流通已露出更大的破绽，银贵钱贱的趋势，使人民的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反而更加困难，因此有人提议用钞。嘉庆十八年蔡之定的提议便是一例，但道光年间的王瑬（公元1776—1843年）是一个更重要的代表。他著有《钱币刍言》〔321〕，提出“行钞法、禁铜器、铸大钱”的具体建议。钞票面额自一贯到千贯，分为七等，另铸铜钱三等，即一文、当十和当百。一贯以上用钞，一贯以下用钱；白银不再作货币，而为器饰的原料，人民可用白银向政府换领钞票。及时换钞的少出一成白银，办理的钱庄又可以扣留一成白银，这是王瑬所谓予民的二分之利。千贯和五百贯大钞由国内善书者书写先正格言，装成手卷，俾使持有人当作艺术品宝藏。发行钞票时，官俸加倍，钞法通行之后，又加几倍。他的计划的中心是行钞，他列举行钞的许多优点〔322〕。如洋钱不禁自废，鸦片的祸害可除，胥吏的侵渔可绝，边界的生衅可弭，物价可平，水利可兴，开垦可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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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王瑬是一个专门研究货币问题的学者，这在过去的历史上是少有的。他的计划不是一时冲动写出来的，而是三十多年思索的结果，他的《钱币刍言》是从《钞币刍言》改写的，而且还有“续刻”和“再续”的补充。他曾研究宋元以来关于行钞的言论，作为“先正名言”，收录在他的著作中，并加上自己的按语。他也曾同当时的朝野名士通信，说明或讨论自己的主张。他所建议的措施中，有些看来是荒唐的，或是自欺欺人的，这限于他的认识水平，但他是经过全面考虑的，不仅对国内的一些现实问题考虑过，连对外贸易问题也注意到，他知道纸币只能在国内有效，世界货币必须用银，所以商人出国许用钞换银，回国时再将银换成钞票。所以几乎发展成为一种有完整体系的学说。他对这学说信仰很深，以一种宗教的热诚来推荐和宣扬。《钱币刍言》作为一种著作，组织得很松弛，可是自头到尾，贯穿着他的主张，所以与其说是一种学术上的著作，不如说是一种参加争论的小册子。字数也并不多。它在当时的经济学界的确也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据说士大夫往往宝藏其书〔323〕，可见赞成的人不少，包括一些在朝的人〔324〕；但鉴于蔡之定的罢官，这些人不敢公开推荐他。同时反对他的人也很多，包世臣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张，许梿和许楣两兄弟完全反对他，许楣且写了三万字的《钞币论》来逐条反驳。王瑬认为反对的人是门外汉，不负责任。他反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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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办公之竭蹶，胥吏舞文之情伪，不加其俸、厚其禄，何以舒其困、止其奸乎？河工海塘之经费，何以无绌于度支乎？……试思舍钞而别求理财之策，田赋可以加乎？关税可以增乎？开矿可以兴乎？捐例可以恃乎？行西北之水利可以不费工本乎？用东南之海运可以不为后虑乎？〔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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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只是为一种币制改革而提出一些措施，那就值不得我们在这里来深入介绍批评，但他的主张牵涉到理论问题，他把行钞当作一种万灵神药，如同明代郭子章认为行钱是万灵神药一样，以为可以解决当时的一切问题，可以利国利民，富国富民。他认为明朝的亡，在于废钞。他认为行钞不会对任何人有害处，而是人人有利的事情，他支持行钞，很像18世纪的约翰·罗（John Law）。如果他知道和他同时的法国圣西门主义者有联合人民来剥削地球的理想，他一定会说，行钞就可以实现那种理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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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钞乃天地间别增此一种之利。〔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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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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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天下之利权而尽操之于上，然后可以加惠于四海之民。〔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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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瑬对于纸币的本质，显然理解不深。他不否认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却又说是一种独立的利源，而且取之不尽。纸币本身既没有价值，势必系反映其他真实财富的价值，只要真实财富不增加，则纸币总数量无论怎样增加，其所代表的真实价值是不会增加的，因而每个纸币单位所代表的真实价值将随其总数量的增加而减少。如果增发钞票时，各人手中的钞票同比例地增加，物价也同比例地上涨，那么，谁也不受害，但谁也没有利。如果不是同比价，那就对有些人有利，对另外一些人有害。没有一种变动能使人人有利。王瑬自认为他的办法利国利民，但首先得到好处的是增加俸禄的官吏，最大的受惠者毕竟还是操钱币之权的统治者，人民拿自己的白银去换取纸币，将不会有什么利可言。当然，如果行得顺利，币制会更加统一，外国银元也许可以肃清。如果通过行钞来进行建设，增加生产，对于人民也不是没有好处，但这只是一种理想，没有把握。王瑬似乎也知道这点，但他的思想是混乱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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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行钞则能使国家尽有天下百姓之财……又人人顿获二分之利，斯其策之所以为神妙而无穷也。〔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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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百姓的财富既全部归国家，这些百姓又怎样顿获二分之利呢？这岂不是变戏法？他还说是：“姑以二分言之，其实即使民获倍利也可。”这第二种利是名义上的，是虚假的，第一种利才是真实的。头脑比较冷静的包世臣就指出：“尽有天下百姓之财，虽有其理，然书之颇不雅，幸更酌之。”〔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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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瑬是一个名目论者，他不但承认纸币是无用之物，而且认为铜也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无用之物〔330〕。他同时又是一个数量说者。他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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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之所以贵者，以物少而钱多也。今以钞易银，钱不为之多，而物不为之少，物价何以腾踊乎?〔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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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是承认货币的价值是由数量来决定，所以他说只要纸币的数量不变，价值就可以不变，物价就不会涨。他对于当时中国需要多少货币，也是考虑过的。包世臣对他说，国家岁入每年约为四千万两，他就说，造钞之数当要能通三十年之用，这就是十二亿两，或十二亿贯。包世臣说是太多，他自己主张只造一倍于岁入之数。假定白银一两合钱一贯，那就只有八千万贯。这不代表两人对中国货币流通量估计的分歧，而是两人对货币的构成意见不一致，包世臣主张用钱钞二币，只不用银〔332〕。他在另一处又说钱钞每样一半，那样，全国货币只有一亿六千万贯，那肯定是不够的。王瑬似乎是以钞为主。他的数字不算太大，因为大钞是一种公债票与活期储蓄券的性质，大概不大会参加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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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瑬虽是一个名目论者，但是并不彻底，因为他还要用钱。而且他的著作的名称由原来的《钞币刍言》改为《钱币刍言》，他承认“钞实所以辅钱”〔333〕，这等于承认钱为实、钞为虚，钱为主、钞为辅。而且钞票可以兑现。果然如此，则他就不能说是一个十足的名目论者。而他所主张的制度，仍然是铜钱本位制的变种。他所计划的三种钱中，大钱不是足值货币，但小钱是足值货币。他拟规定民间藏钱不得过一千贯，这大概是指一户而言，平时自然不会家家户户藏铜钱，也没有这能力，但是如果纸币贬值，那就有必要而且有这能力了，而且必定都藏小钱。当时全国约有八千万户〔334〕，将需要一千亿贯，只要人民对钞票的信用稍一动摇，就会用兑现的方式把钞票全部送回国库，这大概是王瑬所没有料到的，他一定相信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一定以为需要铜钱的数目不会多，这也是他在理论上的漏洞。他对包世臣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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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用钞，正欲民间之重钞，何以反有重钞轻币之疑？正用则钞，零用则钱，其法至简而易行，不必拘宋人钱会相半之说，尤不可杂用银也。〔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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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就算纸币流通顺利，铜钱的需要量还是很大的，因为日常交易多在一贯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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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他的许楣，虽有专著行世，但只批驳他的主张，自己没有建立一种新的理论。王瑬生活在鸦片战争前的一段时间，看到当时的困难，认为行钞可以解决这些困难。许楣的《钞币论》出现于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公元1846年），自然也看到更大的困难。但他说行钞不能解决这些困难。因为行钞对于人民不利，结果国家也得不到预期的利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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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民九倍十倍之银，而偿以丈尺之纸，国家利矣，其如民之不利何？民既不利，钞必不行，九倍十倍之利，必不可得。〔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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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王瑬所力主实行的那种钞票制度的剥削性说得很清楚。许楣对于纸币数量同它的价值的关系有所论列。他谈到政府应付财政开支的办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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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以增钞为事。然不增则国用不足，增之则天下之钞，固已足用，而多出则钞轻，国用仍不足。〔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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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概括宋金元各朝行钞的经验而得出来的结论。他指出财政发行同纸币的稳定之间的矛盾。不增加发行就不能应付财政上的需要，增加发行，一时可以弥补财政赤字，表面上似乎够用了，可是发行数字超过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这就使钞票跌价，物价上涨，结果国用仍旧不足。他的所谓“多出”，应当理解为超过正常需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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