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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楣的哥哥许梿似乎也是一个金属论者。他只承认纸币数量会影响它的购买力，但金银却不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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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以他物为币，皆有轻重变易，惟金银独否。……时代有变迁，而此二物之重，亘古不变。锱铢则以为少，百千万不以为多。至于钞，骤增百万即贱，骤增千万则愈贱矣。〔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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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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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数百千万之钞于天下，则天下轻之；多散数百千万之金银于天下，天下必不轻也。亦可见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而非人之所能颠倒矣。〔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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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差不多。亚里士多德认为别的商品数量多就会跌价，但作为货币的白银却不会因数量多而跌价，因为无论怎样多，还是有人要。许梿认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他认为金银是有价值的，而且它们的价值，不受数量的影响，但金银的价值是怎样来的，他没有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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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嘉宾虽然不一定是一个金属论者，但他非常重视铜钱；实际上，他为了重视铜钱，不惜反对用银。他说：小民粟帛余羡及佣工手艺尚可易钱，白银则须再通过铜钱去买。他主张维持铜钱的足值货币的身份。道光二十五年，他在他的《钱法议》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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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谓用钱当以斤两权之，铸钱轻重，亦当于铜价准之。钱贱于铜，则有私毁之患，钱贵于铜，则有私铸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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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意思的话，历代都有人讲过，但前人讲的，主要是所谓不爱铜，不惜工；没有吴嘉宾说的这样明确。他明白地说出要使钱的名目价值和它的币材价值相符。这一主张就表示：他认为中国的铜钱，至少他那时的铜钱的名价和实价是不相符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即中国历代的铜钱是不是足值货币的问题，很难一句话就说明。而且在封建社会那种手工铸钱的条件下，是否要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值得讨论的。由于铸造费等等因素的关系，就是金钱币的币材价值也不是完全等于名目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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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昂从货币起源的角度来反对名目论。中国的法家或名目论者总是认为货币是王者所为或法所定。虽然有些人说是起于商贾，但不是针对法家的论点而提出来的，马昂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他作《货布之制创自春秋战国诸地商民说》，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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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铜为货，始于春秋，非国君所创，乃创自商民；民以为便，便则通行。国君未有禁令，铸不为私。而秦以前则由民自铸，并非国君所令也。〔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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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还有一些数量说者，如朱嶟和魏源。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划一的办法，政府叫各省督抚议奏，朱嶟就上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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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一轻一重，张弛在官，而权操于上。〔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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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历代都有人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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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是一个彻底的数量说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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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曰：楮币行于宋元，然皆行于始而敝于终，何耶？万物以轻重相权，使黄金满天下，而多于土，则金土易价矣。天下非物之贵也，楮之多也；非楮之多也，国之贫也。〔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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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这种论调，同百年前法国的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公元1689—1755年）的论调很接近。后者曾说，如果自发现西印度群岛后，欧洲的金银增加到二十倍，则物价也应当增加到二十倍〔343〕。但魏源不只是一个数量说者，而且不承认历代的通货膨胀是由于纸币发行过多，他说是因为国家穷。这是替统治阶级的膨胀政策作辩护。当然，如果生产发展，商品数量能适应那许多货币，那么，物价也涨不起来；从这一点看来，他的话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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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梿、许楣虽然反对行钞，但没有从理论上来反对名目论。到咸丰年间的王茂荫（公元1796—1865年）才明白指出名目论的错误。王茂荫并不反对行钞，他在咸丰元年任陕西路监察御史时还曾提出《奏请行钞并胪陈钞法十条折》，主张发行十两和五十两两种钞票，不过他是用钞来辅银，不是拾银而从钞。而且他主张对于发行数要加以限制，所谓“行之渐，限之以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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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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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初他却以“银票亏商，银号亏国”为理由，反对发行纸币。这是指不兑现的纸币。十一月间政府要开铸当百、当五百和当千大钱，当时一般人以为只要把钱的面额定得高，分量减轻也不会影响它的购买力。他批驳这种思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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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又谓，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然矣，然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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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把货币的额面价值或名目价值和购买力分辨得很清楚。王茂荫所谓钱值，是指钱的额面价值；物值则是指商品价格或钱的购买力。政府虽能决定货币的名目价值，但不能决定它的购买力。这是一种正确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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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前谈到货币理论的主要就是这些，创见不多。譬如关于货币的起源，本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官方制定的，陆贽、杨于陵和苏辙等人都有这种主张，陆贽说是官所为，杨于陵说是王者所制，苏辙说是国之所为，都是一个意思。另一种说是起于商贾交易，司马迁和叶适有这种看法。但没有人就这两种说法加以比较、分析，深入下去。法定说的人不批判交易说，交易说者也不反驳法定说，两者好像井水不犯河水，几千年来，大家只是自言自语，对他人的意见，不加理会。清代的马昂才是有的放矢，但他没有深入下去。又如关于货币的购买力与其数量的关系问题，自从《管子》一书说过“物多则贱，寡则贵”的话以后，两千多年，赞成其说的人，只知重复那句话。南朝的何尚之说“数多则物重”，唐代的刘秩也跳不出多则轻、少则重的圈子，宋代的李觏也是说“钱多则轻”“钱少则重”，袁燮对于纸币也说“多则贱，少则贵”，明代的夏原吉也是说“钞多则轻，少则重”。一直到清代的朱嶟，还是那几句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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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千多年间，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唐代刘秩提到货币购买力同人口的关系问题、宋代沈括对于货币流通速度的见解、元代许衡提出通货膨胀是对人民欠债的观点、明代陈子龙否认纸币是货币的话、清代阿里衮稳定铜钱购买力的主张等等，这些只是刹那间的闪光，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没有人从前人所达到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有系统的学说来。所以在货币理论方面，两三千年间，中国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不但没有质的提高，而且没有量的扩大。这是什么道理呢？保守思想、思想上的懒惰、统治者的不提倡、士大夫的轻视经济问题等等都是因素。但这些恐怕是表面的原因。因为欧洲在封建时期也是这样，直到资本主义初期，货币理论的研究才有进一步的发展。真正的原因大概是货币问题在封建社会中还不是一个中心问题，士大夫阶级的生活不大受到货币贬值的威胁，他们生活的基础在于土地，土地的收益大部分不是货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代替地主成了统治者，资本家的收入都是货币，货币问题就被看成了经济问题的中心；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对于资本家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所以他们需要一批学者来研究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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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清的货币思想和币制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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