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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瑬是一个名目论者，他不但承认纸币是无用之物，而且认为铜也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无用之物〔330〕。他同时又是一个数量说者。他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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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之所以贵者，以物少而钱多也。今以钞易银，钱不为之多，而物不为之少，物价何以腾踊乎?〔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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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是承认货币的价值是由数量来决定，所以他说只要纸币的数量不变，价值就可以不变，物价就不会涨。他对于当时中国需要多少货币，也是考虑过的。包世臣对他说，国家岁入每年约为四千万两，他就说，造钞之数当要能通三十年之用，这就是十二亿两，或十二亿贯。包世臣说是太多，他自己主张只造一倍于岁入之数。假定白银一两合钱一贯，那就只有八千万贯。这不代表两人对中国货币流通量估计的分歧，而是两人对货币的构成意见不一致，包世臣主张用钱钞二币，只不用银〔332〕。他在另一处又说钱钞每样一半，那样，全国货币只有一亿六千万贯，那肯定是不够的。王瑬似乎是以钞为主。他的数字不算太大，因为大钞是一种公债票与活期储蓄券的性质，大概不大会参加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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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瑬虽是一个名目论者，但是并不彻底，因为他还要用钱。而且他的著作的名称由原来的《钞币刍言》改为《钱币刍言》，他承认“钞实所以辅钱”〔333〕，这等于承认钱为实、钞为虚，钱为主、钞为辅。而且钞票可以兑现。果然如此，则他就不能说是一个十足的名目论者。而他所主张的制度，仍然是铜钱本位制的变种。他所计划的三种钱中，大钱不是足值货币，但小钱是足值货币。他拟规定民间藏钱不得过一千贯，这大概是指一户而言，平时自然不会家家户户藏铜钱，也没有这能力，但是如果纸币贬值，那就有必要而且有这能力了，而且必定都藏小钱。当时全国约有八千万户〔334〕，将需要一千亿贯，只要人民对钞票的信用稍一动摇，就会用兑现的方式把钞票全部送回国库，这大概是王瑬所没有料到的，他一定相信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一定以为需要铜钱的数目不会多，这也是他在理论上的漏洞。他对包世臣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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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用钞，正欲民间之重钞，何以反有重钞轻币之疑？正用则钞，零用则钱，其法至简而易行，不必拘宋人钱会相半之说，尤不可杂用银也。〔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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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就算纸币流通顺利，铜钱的需要量还是很大的，因为日常交易多在一贯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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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他的许楣，虽有专著行世，但只批驳他的主张，自己没有建立一种新的理论。王瑬生活在鸦片战争前的一段时间，看到当时的困难，认为行钞可以解决这些困难。许楣的《钞币论》出现于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公元1846年），自然也看到更大的困难。但他说行钞不能解决这些困难。因为行钞对于人民不利，结果国家也得不到预期的利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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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民九倍十倍之银，而偿以丈尺之纸，国家利矣，其如民之不利何？民既不利，钞必不行，九倍十倍之利，必不可得。〔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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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王瑬所力主实行的那种钞票制度的剥削性说得很清楚。许楣对于纸币数量同它的价值的关系有所论列。他谈到政府应付财政开支的办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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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以增钞为事。然不增则国用不足，增之则天下之钞，固已足用，而多出则钞轻，国用仍不足。〔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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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概括宋金元各朝行钞的经验而得出来的结论。他指出财政发行同纸币的稳定之间的矛盾。不增加发行就不能应付财政上的需要，增加发行，一时可以弥补财政赤字，表面上似乎够用了，可是发行数字超过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这就使钞票跌价，物价上涨，结果国用仍旧不足。他的所谓“多出”，应当理解为超过正常需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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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楣的哥哥许梿似乎也是一个金属论者。他只承认纸币数量会影响它的购买力，但金银却不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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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以他物为币，皆有轻重变易，惟金银独否。……时代有变迁，而此二物之重，亘古不变。锱铢则以为少，百千万不以为多。至于钞，骤增百万即贱，骤增千万则愈贱矣。〔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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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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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数百千万之钞于天下，则天下轻之；多散数百千万之金银于天下，天下必不轻也。亦可见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而非人之所能颠倒矣。〔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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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差不多。亚里士多德认为别的商品数量多就会跌价，但作为货币的白银却不会因数量多而跌价，因为无论怎样多，还是有人要。许梿认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他认为金银是有价值的，而且它们的价值，不受数量的影响，但金银的价值是怎样来的，他没有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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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嘉宾虽然不一定是一个金属论者，但他非常重视铜钱；实际上，他为了重视铜钱，不惜反对用银。他说：小民粟帛余羡及佣工手艺尚可易钱，白银则须再通过铜钱去买。他主张维持铜钱的足值货币的身份。道光二十五年，他在他的《钱法议》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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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谓用钱当以斤两权之，铸钱轻重，亦当于铜价准之。钱贱于铜，则有私毁之患，钱贵于铜，则有私铸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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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意思的话，历代都有人讲过，但前人讲的，主要是所谓不爱铜，不惜工；没有吴嘉宾说的这样明确。他明白地说出要使钱的名目价值和它的币材价值相符。这一主张就表示：他认为中国的铜钱，至少他那时的铜钱的名价和实价是不相符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即中国历代的铜钱是不是足值货币的问题，很难一句话就说明。而且在封建社会那种手工铸钱的条件下，是否要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值得讨论的。由于铸造费等等因素的关系，就是金钱币的币材价值也不是完全等于名目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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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昂从货币起源的角度来反对名目论。中国的法家或名目论者总是认为货币是王者所为或法所定。虽然有些人说是起于商贾，但不是针对法家的论点而提出来的，马昂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他作《货布之制创自春秋战国诸地商民说》，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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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铜为货，始于春秋，非国君所创，乃创自商民；民以为便，便则通行。国君未有禁令，铸不为私。而秦以前则由民自铸，并非国君所令也。〔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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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还有一些数量说者，如朱嶟和魏源。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划一的办法，政府叫各省督抚议奏，朱嶟就上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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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一轻一重，张弛在官，而权操于上。〔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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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历代都有人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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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是一个彻底的数量说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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