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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曰：楮币行于宋元，然皆行于始而敝于终，何耶？万物以轻重相权，使黄金满天下，而多于土，则金土易价矣。天下非物之贵也，楮之多也；非楮之多也，国之贫也。〔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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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这种论调，同百年前法国的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公元1689—1755年）的论调很接近。后者曾说，如果自发现西印度群岛后，欧洲的金银增加到二十倍，则物价也应当增加到二十倍〔343〕。但魏源不只是一个数量说者，而且不承认历代的通货膨胀是由于纸币发行过多，他说是因为国家穷。这是替统治阶级的膨胀政策作辩护。当然，如果生产发展，商品数量能适应那许多货币，那么，物价也涨不起来；从这一点看来，他的话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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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梿、许楣虽然反对行钞，但没有从理论上来反对名目论。到咸丰年间的王茂荫（公元1796—1865年）才明白指出名目论的错误。王茂荫并不反对行钞，他在咸丰元年任陕西路监察御史时还曾提出《奏请行钞并胪陈钞法十条折》，主张发行十两和五十两两种钞票，不过他是用钞来辅银，不是拾银而从钞。而且他主张对于发行数要加以限制，所谓“行之渐，限之以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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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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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初他却以“银票亏商，银号亏国”为理由，反对发行纸币。这是指不兑现的纸币。十一月间政府要开铸当百、当五百和当千大钱，当时一般人以为只要把钱的面额定得高，分量减轻也不会影响它的购买力。他批驳这种思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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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又谓，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然矣，然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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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把货币的额面价值或名目价值和购买力分辨得很清楚。王茂荫所谓钱值，是指钱的额面价值；物值则是指商品价格或钱的购买力。政府虽能决定货币的名目价值，但不能决定它的购买力。这是一种正确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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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前谈到货币理论的主要就是这些，创见不多。譬如关于货币的起源，本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官方制定的，陆贽、杨于陵和苏辙等人都有这种主张，陆贽说是官所为，杨于陵说是王者所制，苏辙说是国之所为，都是一个意思。另一种说是起于商贾交易，司马迁和叶适有这种看法。但没有人就这两种说法加以比较、分析，深入下去。法定说的人不批判交易说，交易说者也不反驳法定说，两者好像井水不犯河水，几千年来，大家只是自言自语，对他人的意见，不加理会。清代的马昂才是有的放矢，但他没有深入下去。又如关于货币的购买力与其数量的关系问题，自从《管子》一书说过“物多则贱，寡则贵”的话以后，两千多年，赞成其说的人，只知重复那句话。南朝的何尚之说“数多则物重”，唐代的刘秩也跳不出多则轻、少则重的圈子，宋代的李觏也是说“钱多则轻”“钱少则重”，袁燮对于纸币也说“多则贱，少则贵”，明代的夏原吉也是说“钞多则轻，少则重”。一直到清代的朱嶟，还是那几句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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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千多年间，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唐代刘秩提到货币购买力同人口的关系问题、宋代沈括对于货币流通速度的见解、元代许衡提出通货膨胀是对人民欠债的观点、明代陈子龙否认纸币是货币的话、清代阿里衮稳定铜钱购买力的主张等等，这些只是刹那间的闪光，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没有人从前人所达到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有系统的学说来。所以在货币理论方面，两三千年间，中国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不但没有质的提高，而且没有量的扩大。这是什么道理呢？保守思想、思想上的懒惰、统治者的不提倡、士大夫的轻视经济问题等等都是因素。但这些恐怕是表面的原因。因为欧洲在封建时期也是这样，直到资本主义初期，货币理论的研究才有进一步的发展。真正的原因大概是货币问题在封建社会中还不是一个中心问题，士大夫阶级的生活不大受到货币贬值的威胁，他们生活的基础在于土地，土地的收益大部分不是货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代替地主成了统治者，资本家的收入都是货币，货币问题就被看成了经济问题的中心；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对于资本家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所以他们需要一批学者来研究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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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清的货币思想和币制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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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留心外国事物。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老的一些理论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复杂的局面，资本主义文化和学术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方面出过一些力的有黄遵宪、严复、康有为、郑观应、梁启超等。这些人大都到过外国，甚至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受过教育的人，例如严复，便是出国学习最早的一批。他们都想把资本主义制度介绍到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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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是一个早期的代表。他在日本住过，接触过新鲜事物。光绪初年，著《日本国志》〔346〕，其中有《食货志》，论到币制问题，他是赞成行钞币的。他说到钞票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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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在唐有飞券，在宋有钞引；今银行、钱店，罗列于市廛，人亦争出其宝货以易空楮。经商四海者，携尺寸之券，虽在数万里海外，悉操之则获，不异于载宝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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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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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近以来，物侈用糜，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值轻而数多，则其致远也难，成色有好丑，铸造有美恶，权量有轻重。民有交易，奸诡者得上下其手，以肆其诈伪，而金银铜之便以用者，又增其繁重矣。代以楮币，则以轻易重，以简易繁，而人争便之，虽以中人之赀，设市易银纸币，尚足以行，况以国家之力，有不趋之若鹜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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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于钞票的性质，说是以楮币代金银则可，指楮币为金银则不可。可见他所主张的是兑换券，而不是纸币，换言之，他不认为纸币是真正的货币。所以他主张要有十足的金属货币为准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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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金银铜使楮币相辅而行则便于民，无金银铜凭虚而造，漫无限制，吾立见其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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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那些接触过外国事物的知识分子中，了解货币问题比较深的，恐怕无过于严复（公元1853—1921年）。他没有关于货币的专门著作或论文，他的意见散见于他所译的《原富》〔347〕的按语中。从这些按语中可以知道：他曾阅读过当时英国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他并不完全赞同亚当·斯密的见解，有时还提出补充的意见。例如在《论泉币之始》一篇的按语中，他指出金属货币的四种优点：易挟、不腐、可析和值不骤变。这当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当时英国其他经济学者所说过的。他认为由于矿产日多，第四种优点不易保持。这里就露出他对于货币和商品价值的看法。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完全决定于供求关系，所以他不完全赞同斯密的劳动价值观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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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斯密氏以产物之功力为物之真值，值之高下，视功力之难易多少为差。其言虽近理，然智者千虑之一失也。盖物无定值，而纯视供求二者相剂之间。供少求多难得则贵，供多求少易有则贱。方其难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一亩之地，处僻邑边鄙，价数金而莫售；及在都会之中，虽万金而争买。此岂有功力之异耶。一树之果，向阳者以甘大而得善价，背日者以小酢而人弃之，此岂又有功力之异耶？故值者直也；两相当之名，而对待之数也。以功力言，则物物所独具，而无随时高下之殊矣。此所以后之计学家，皆不由斯密氏物有真值之说也。（《论物有真值与市价异》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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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大概受了李嘉图后期思想的影响。其实劳动价值说者并不否认供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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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认为货币只是价值符号，本身没有价值。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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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泉币所以名财，而非真财也。使其所名与所易者亡，则彼三品者，无异土苴而已。（《论币之始》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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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在价值论上近于数量说，在本质论上属于名目论。然而他对于物价变动的真正意义，有深切的理解，知道单看货币数字没有什么意义，一定要同人民的收入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相比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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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明初，英国可考者，铁每吨价六镑，铅每吨价五镑；今则前约五镑，后乃二十镑。然此仅以泉币言，不得实也。欲得其实，则须知五百年以来，英之谷麦工庸，以民生日优、金银日溢之故，其价增者九倍；以此而较，则铁虽仅减一镑，其值今之方古，只什一耳。而铅值以金论虽四倍乎前，而实则廉至四分之一也。故徇名忘实者，不足与言国计。（《释庸》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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