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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银行问题的，康有为并不是第一人，咸丰九年洪仁玕（公元1822—1864年）在《资政新篇》中就谈到兴办银行发行银纸的好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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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出入便于携带，身有万金，而人不觉；沉于江河，则损于一己，而益于银行，财宝仍在也；即遇贼劫，亦难骤然拿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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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八年，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其中有《银行》上下两篇，极力提倡银行。他举出银行的十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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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上下远近，声气相通，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其便一。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其便二。国家有军务、赈务、缓急之需，随时通融，呼嗟立办，其便三。国家借款，不须重息；银行自有定章；无经手中饱之弊，其便四。国家借款重叠，即或支应不敷，可以他处汇通，无须关票作押，以全国体，其便五。中国各殷实行家、银号、钱庄，或一时周转不灵，诸多窒碍，银行可力为转移，不至败坏市面商务，借可扩充，其便六。各省公款，寄存银行、各海关官银号，岁计入息约共数十万两，需用之时支应，与存库无异，而岁时入息，仍归公项，不致被射利之徒暗中盘算，其利七。官积清俸，民蓄辛赀，存款生息，断无他虑，其便八。出洋华商，可以汇兑，不致如肇兴公司，动为洋人掣肘，其便九。市面银根短绌，可借本行汇票流通，以资挹注，其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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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看到外国银行不受中国的检查，而中国商人反受外国银行歧视的情形，更加强了他提倡设立银行的论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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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看虚实，不论多少，惟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虽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即有殷实华商公司股票，也不抵押。惟外国公司货物股票均可抵押。西商操其权，而华商失其利；华商助其资，而西商受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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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公元1853—1926年）在他的《变法平议》中，也有《行金镑、改钱法》《立银行、用钞币》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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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关于货币的著作不少，光绪二十三年有《论金银涨落》一文，主要是批评杨宜治的《奏请仿造金银钱折》，指出中国不能用辅币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这是正确的。他也顺带提到货币的性质问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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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夫币也者，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要之持之，可以得衣食，实为衣食之代数而已；人人共用之代数，斯为真数焉。夫代数者，必务极其简易轻便，则于人之性也愈益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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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不大明确，所谓代数似乎是指购买手段，而且他重视其简易轻便，显然他把流通手段放在第一位。他虽然喜欢标榜学理，但他讲的往往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他否认中国可以铸造不足价的先令来作对外支付，同时却说巨款之尾数可以使用。其实尾数也是不能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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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他写了《中国货币问题》，专为批评介绍精琪（Geremiah W.Jenks,又译作精琦）的《中国新圜法条议》，共万余字，谈的多是些实际问题。宣统二年又写了《币制条议》、《各省滥铸铜元小史》和《读币制则例及度支部筹办诸折书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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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人，在晚清的思想界，是站在前列的人物，然而如果我们要想从他们的著述和言论中，找到对于货币理论的什么创见，一定会失望。他们没有接触到高深的理论问题，甚至没有发展过去已有的那些理论。他们所做的只是一些启蒙的工作，把一些关于货币制度问题的新知识介绍进来，如本位问题、自由铸造问题、主币与辅币的关系问题、恶币驱逐良币法则的问题、货币的职能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过去的中国，或则没有人提过，或则提得不明确。他们只是企图把欧美日本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学教科书上的一些常识介绍过来。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未必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例如梁启超，无论对于学理或实际问题都是不够深入的。他知道国家不能以法律来强定金银的行市，可是他以为国家能强定金银的比价〔350〕，这是自相矛盾的。这里他显然落后于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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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前面提到的那些改革者或维新者，在货币和信用方面的言论只是想把资本主义的货币信用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使中国也采用这样一种制度。所以他们的著作和言论，多是围绕着币制改革问题的。他们没有白喊，由于他们的提倡，在清末已掀起一次狂热的币制改革运动，许多人就不尚空谈，而直接提出方案来，甚至清朝政府也被迫研究改革中国币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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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币制并不自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开始，王瑬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大声疾呼了。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给事中张祥晋就奏请将内府旧藏金器改铸金钱，颁行天下，与白银并用。四年八月陕西巡抚王庆云又以银少价昂，主张三金并用，以黄金、红铜辅银而行。他不主张铸金币，只以生金块流通，一两折银二十两。后来署陕西巡抚戴龄也赞成这办法〔351〕。不过那是在战时通货不够，想用黄金来补充的意思，不是主张金本位。不过这些人的改革意见还是旧式的，同清初或清以前的改革意见没有什么不同，不能归属于清末的币制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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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末年，欧洲许多大国都采行金本位，白银跌价，中国货币的对外价值不断下跌，而对外贸易的入超反而一年一年增加。这在当时的人看来，是对中国极不利的。因此主张改革币制的人渐多了。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偿还外债和支付赔款，无形中负担加重，因为借款和赔款是以黄金为标准的。所以主张改革币制的，都是以采用金本位为目的〔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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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顺天府尹胡燏棻提出变法自强案，主张各省口岸设局开铸金银铜三品之钱，并由户部设立银行，发行钞票。二十二年盛宣怀也奏请改革币制，主张在京师设立银元总局，其他省市设立分局，开铸银币，每元京平九成银一两，再酌铸金钱及小银钱并行。禁用元宝小锭。同时在京沪开设银行。此外还有许多人主张币制改革，如杨宜治、彭谷孙、胡维德等，不过都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353〕。直到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几万万两的赔款要折成金币偿付，银价越下跌，中国的负担越重，非设法稳定本国货币的对外汇价不可。因此才有各种具体办法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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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江苏候补道刘世珩条陈的《圜法刍议》，主张采用金币本位，铸造五元、十元、二十元的金币，及银铜的辅币，并设立国家银行发行钞票。本位币（指一元的金币）不必铸造，只规定等于库平银一两的价值。二十元的金币则重库平六钱二分五。成色九〇三〔354〕。他没有说明如果金银比价变动时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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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同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Sir Robert Hart）条陈的《中国银价确定金价论》〔355〕。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由政府设立统一的造币厂，铸造一两、五钱、二钱五分、一钱四种银币和铜币作流通用。本位币不必铸造，只规定维持新币八两合英金一镑的比价。但银币可以自由铸造，所以成了一种金汇与银币的复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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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精琪的计划。美国在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在国会中设立一个国际汇兑委员会，以研讨稳定用金国和用银国之间的汇价，精琪是其中委员之一。他于光绪二十九年著《中国新圜法条议》和《中国新圜法案诠解》，提出他的十七点建议。也是主张金汇兑本位制，以相当于白银一两的黄金为单位，人民得自由请求铸造这单位的倍数的金币。同时铸造银币，金银间维持一对三十二的比价。由政府在伦敦等地开立信用户，出售金汇票以维持比价。他主张中国政府聘请一外国人为司泉官，让他全权处理。这一点受到中国朝野猛烈的抨击。认为有伤国家主权〔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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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条陈采用虚金本位制，把银币的作价提高两成，用来作对外支付。度支部认为汪大燮不懂货币原理，另行提出四种办法。第一是先将银元的价值提高二成，然后规定对黄金的比价。第二是先规定金银比价，然后提高银元的价值二成。第三是除照第二办法外，参用纸币，以代银元。第四是发行兑金纸币以吸收市面的白银，人民要求兑现时也用白银支付〔357〕。汪大燮以为采用金本位之后，中国可以用估值过高的银辅币来偿付一切赔款和铁路赎款〔358〕。可见他是一个名目论者，以为货币的价值可以由政府任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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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卫斯林（G.Vissering）的金汇兑本位制计划。清末政府聘请荷兰的卫斯林为顾问，后来他著有《中国币制改革刍议》〔359〕，主张分三个阶段来改革。第一是采定金单位为记账货币，设立银行发行金单位的钞票，积贮金准备。第二是规定虚币和新辅币的重量和成色。第三是逐渐收回旧银币、纹银及制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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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那些主张改革币制的人，异口同声要采用金本位。然而结果为什么在宣统三年采用银本位呢？原因自然很多很复杂。反对金本位的人如张之洞，以为外国物价贵，生活水平高，可以用金本位；中国的贫民一天饮食只花一二十文铜钱，沿海市镇则用银，黄金价值太大，不适于中国〔360〕。这话表面上很有理由：当时中国的物价革命还在演进中，人民的日用计算，只由制钱提高到铜元，最多由用铜进到用银，用黄金的机会的确很少。但金本位不一定要使用金币，金本位的目的是求汇价稳定，并不是要人民使用金币。西亚各国如波斯等，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公元前6世纪）就用金币了，中国本身自战国到两汉，大体是以黄金作为计算标准，那时波斯人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也不会很高。英国在南宋理宗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是用金银复本位，但英国人中大部分人一生见不到金币。采用金本位只是把中国的币值钉住在黄金的价值上，人民仍可以用银币或铜元铜钱，不一定要提高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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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止反对金本位的人不懂得货币学，就是主张的人，也都是外行。刘世珩所主张的金单位竟根据银两来决定，并且认为这是关键，似乎有意要维持金银间的比价，使银币成为一种实币。这样如何能说是金本位呢？汪大燮以为可以用估价过高的银辅币来偿付外债，那真是异想天开。至于几个外国人，对于货币问题虽然有所认识，但居心不良，蓄意侵略中国，所以精琪要中国请外国人来管理中国的币制，这点遭到张之洞等人痛驳。就是金汇兑本位制本身，也引起中国人的怀疑，因为当时采用金汇兑本位制的全是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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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侵华分子，虽然掌握了货币学的一些知识，然而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不切实际的知识。其中有些人也对中国情况做过一些调查，但只是浮面的调查。例如精琪，只是搜集了一些在中国的外国人所写过的意见，如美国驻华的外交官、在中国海关任职的外国人的意见，一些外国传教士的报告等，根据这些意见就向美国国会提出报告〔361〕，他所得到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技术方面的资料，对于中国的社会没有全面的了解。他甚至怀有不正当的目的，想把中国的币制，变成他们本国货币制度的附庸，故意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弄些玄虚，以掩盖他们的政治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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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的学者，对于货币问题，本不大了解，看到了外国的一些表面现象，又受到那些侵华分子的计划的欺骗，变得过分相信制度，费了许多笔墨来讨论货币的单位和种类问题，以为货币制度定得好，国家就可以富强，许多人以为改革币制为增加岁入的一种方法。他们以为货币制度的好坏，在于单位和货币种类的选择。这是本末倒置。他们不知道一种稳定的货币制度，关键不在于货币单位的大小，也不在于货币的种类，而在于财政和一般经济的稳定。不从政治和经济方面着想，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单是你上一个条陈，我提一个建议，丝毫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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