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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留心外国事物。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老的一些理论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复杂的局面，资本主义文化和学术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方面出过一些力的有黄遵宪、严复、康有为、郑观应、梁启超等。这些人大都到过外国，甚至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受过教育的人，例如严复，便是出国学习最早的一批。他们都想把资本主义制度介绍到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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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是一个早期的代表。他在日本住过，接触过新鲜事物。光绪初年，著《日本国志》〔346〕，其中有《食货志》，论到币制问题，他是赞成行钞币的。他说到钞票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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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在唐有飞券，在宋有钞引；今银行、钱店，罗列于市廛，人亦争出其宝货以易空楮。经商四海者，携尺寸之券，虽在数万里海外，悉操之则获，不异于载宝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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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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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近以来，物侈用糜，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值轻而数多，则其致远也难，成色有好丑，铸造有美恶，权量有轻重。民有交易，奸诡者得上下其手，以肆其诈伪，而金银铜之便以用者，又增其繁重矣。代以楮币，则以轻易重，以简易繁，而人争便之，虽以中人之赀，设市易银纸币，尚足以行，况以国家之力，有不趋之若鹜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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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于钞票的性质，说是以楮币代金银则可，指楮币为金银则不可。可见他所主张的是兑换券，而不是纸币，换言之，他不认为纸币是真正的货币。所以他主张要有十足的金属货币为准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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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金银铜使楮币相辅而行则便于民，无金银铜凭虚而造，漫无限制，吾立见其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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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那些接触过外国事物的知识分子中，了解货币问题比较深的，恐怕无过于严复（公元1853—1921年）。他没有关于货币的专门著作或论文，他的意见散见于他所译的《原富》〔347〕的按语中。从这些按语中可以知道：他曾阅读过当时英国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他并不完全赞同亚当·斯密的见解，有时还提出补充的意见。例如在《论泉币之始》一篇的按语中，他指出金属货币的四种优点：易挟、不腐、可析和值不骤变。这当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当时英国其他经济学者所说过的。他认为由于矿产日多，第四种优点不易保持。这里就露出他对于货币和商品价值的看法。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完全决定于供求关系，所以他不完全赞同斯密的劳动价值观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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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斯密氏以产物之功力为物之真值，值之高下，视功力之难易多少为差。其言虽近理，然智者千虑之一失也。盖物无定值，而纯视供求二者相剂之间。供少求多难得则贵，供多求少易有则贱。方其难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一亩之地，处僻邑边鄙，价数金而莫售；及在都会之中，虽万金而争买。此岂有功力之异耶。一树之果，向阳者以甘大而得善价，背日者以小酢而人弃之，此岂又有功力之异耶？故值者直也；两相当之名，而对待之数也。以功力言，则物物所独具，而无随时高下之殊矣。此所以后之计学家，皆不由斯密氏物有真值之说也。（《论物有真值与市价异》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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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大概受了李嘉图后期思想的影响。其实劳动价值说者并不否认供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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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认为货币只是价值符号，本身没有价值。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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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泉币所以名财，而非真财也。使其所名与所易者亡，则彼三品者，无异土苴而已。（《论币之始》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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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在价值论上近于数量说，在本质论上属于名目论。然而他对于物价变动的真正意义，有深切的理解，知道单看货币数字没有什么意义，一定要同人民的收入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相比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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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明初，英国可考者，铁每吨价六镑，铅每吨价五镑；今则前约五镑，后乃二十镑。然此仅以泉币言，不得实也。欲得其实，则须知五百年以来，英之谷麦工庸，以民生日优、金银日溢之故，其价增者九倍；以此而较，则铁虽仅减一镑，其值今之方古，只什一耳。而铅值以金论虽四倍乎前，而实则廉至四分之一也。故徇名忘实者，不足与言国计。（《释庸》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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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想利用各种理论来调整人民的收入和租税负担，以稳定人民的生活。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田赋和官禄都不合理，粮价已涨，而官禄不变，怎能责人以廉洁奉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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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沿元明制禄，时殊世异，已五百年，而用其易中（严复以“易中”指交易媒介，这里应系指货币）不改。故以诏糈言，使今日仕者而廉，必非人而后可耳。然则居今而言治理，不自更定田赋官禄始者，虽圣者为之，犹无裨也。（《论泉币》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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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定田赋官禄的准则是编制物价指数，按照指数的升降来调整官禄和租税。这种见解在英国虽不算稀奇，介绍到中国来却是很先进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的官禄制度正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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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对于金银复本位制的不能维持以及纸币的优点等也有所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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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公元1858—1927年）在光绪二十一年第三次上书中列举救国之法，第一便是钞法。他也是一个行钞论者。他认为发钞可以聚举国之财，急筹巨款〔348〕。光绪三十一年著《理财救国论》，其中有一篇是《币制论》，三十四年改名为《金主币救国议》〔349〕出版。这是一篇约七万字的论文，只能说是一种关于货币制度的著作，不是一种货币理论的著作。历史叙述多于理论的分析。但也触及一些理论问题。例如第一小题《币制出于不能已之市易物交说》就讲到货币起源的问题。康有为显然不认为货币是帝王或法律所创造的，而是自发产生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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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市易者，小之为一人不能已之事，大之为国家之事。……然物太繁重，已非人情所便，况物多粗重，彼此相抵，必难适平。欲析则不能，失均则不可，于是必思得一代品以为易中。于是有一易中之代物，能令彼此各得其均者，尤人情所共愿也。于是货币起焉。盖人愈多愈智，交易愈繁，则必创新法以利用前民，皆时势不能已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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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货币是作为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而产生的。他所谓“不能已”无非是指一种自然规律，一种必然性。他也谈到纸币的性质，他知道纸币是金银铜铁钱的代表，金属货币是“实金”，纸币是“名金”，人民之所以信任纸币，是因为背后有金属货币；如果金属货币不足，纸币就不能维持；若完全没有金属货币，纸币就不能行；若金属储备雄厚，则纸币数量可以倍增，正如人的影子可以因形而扩大一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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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古者理财用实金则有限，今之理财者善用虚金则无穷。然而以虚为虚，无所丽则不能行，行必依于实；以实为实，无所拓则不能滋，故必运于虚。故无实不立，无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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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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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块其形，而纸币为其影也。影可大于形。公债者其拓影也，而银行为之神。银行以金为本，作为准备，而发纸币焉。国家以公债票与之银行，而银行以纸币与之国家而买公债，银行得公债以作纸币之保证准备，可出纸币而易实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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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一段话无非介绍英格兰银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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