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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关于钱币学的著作，自然不止上面提到的那些，如道咸间刘师陆的《虞夏赎金释文》，书名就犯错误。张崇懿的《钱志新编》，伪钱很多。此外如《泉宝所见录》，以转抄为主。一般钱谱所列书名很多，对于书的内容则不加审查分析，只是有闻必录，所以一些毫无价值的书却不断地被人介绍，不加评论。这种情况不限于钱币学方面，而是过去中国学术界的普遍现象：喜欢罗列，没有轻重，没有选择，没有分析批评。一部价值很大的著作，同一本毫无价值的书，在史书中往往受到同样的重视，占据同样多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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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钱币学的发展，同收藏家之多以及他们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有些收藏家同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经常有接触交往，他们也参加研究和讨论，其中有些有一定的造诣，他们的造诣不一定低于有著作的人，只因他们不述不作，不为后人所知。他们的贡献往往包含在他们的亲友的著作中。例如离石、睘、屯（纯）等字是胡义赞释出来的，陈介祺说九字刀全是假的，賹字是刘心源认出来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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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关于钱币的书虽然很多，但钱币学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明代的崇祯钱，就没有一个人好好地做过研究工作；他们最多只把各种背文罗列下来，以多见自负，但是到底某种背文是什么意思，就不去求解答了。近代中国研究历史的人，倾向于抓两头，忽视中间。钱币学方面也是这样。大部分人不是喜欢近现代的金银铜币和纸币，便是喜欢古代的刀布，中间一大段就不那么热门，特别对于明代钱币，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如果把钱币学真正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那就一定要关心那些薄弱的环节，使这门科学得到全面而平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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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四节 信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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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铺和典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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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信用机关，比起欧洲国家来，也和货币理论一样，在清朝落后了。欧洲各国的银行制度，都是在这两三百年中形成的。近代第一家发行银行瑞典银行是在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设立的。英格兰银行成立于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这是第一家大规模的现代银行。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约翰·罗在法国设立一家银行。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腓特烈大帝在柏林创设皇家银行。连新兴的美国也在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设立美国第一银行。但中国则在光绪以前，各种信用业务仍是在许多小规模的旧式金融机关手中，如典当、银铺、钱庄和票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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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铺在清朝还是相当重要，因为清朝完纳钱粮多用白银，而银的成色重量不一，多先交给银铺倾铸成锭，然后缴纳。有些银匠暗加戥头，多方勒索。有时乡村的税银运到州县，又要另叫银匠镕铸大锭，才送到布政司去，这又是一次揩油的机会。所以当局屡有禁令〔379〕。中国最初自造的银币，便是银匠所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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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铺的主业还是在于器饰的打造。银铺兼营金银的买卖，其中有一种银炉，以镕铸银锭为专业，可以说是银铺的变形。后来上海金融市场发达，银炉的地位很重要，有些地方没有公估局，银色的鉴定就由银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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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炉这名称，在明朝便有了〔380〕。但清朝更多〔381〕。有时也叫炉房，并有所谓官炉和私炉。官炉的设立要经过户部的核准，但末年限制放宽了。它们兼营钱业，而且发行钞票〔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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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房也有兼营信用业务的。例如营口的银炉，本来是替人铸造元宝的，自营口开放为商埠后，交易发达，制钱不够应付，白银使用增加。一般商民平日收到的零星银块，因成色不划一，不便流通，多送到银炉去铸成元宝，后来请求铸造的人多，疲于应付，银炉方面，乃于收到银块之后，扣去亏耗和手续费等，折成营宝分量，出一收据，这种收据就在市面流通，如同钞票或支票一样。有些商家，特意把银块存入银炉，开立往来户头，以取得这种便利。甚至没有现银，也商请炉房开立户头，发行凭条。这样使银炉成了一种真正的信用机关。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的时候，营口各银炉曾成立公议会，决议每年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初一日为结账期，叫作卯期。后来在第一次中日战争时，在义和团运动时，在日俄战争时，受到几次打击，倒闭的很多〔383〕。但光绪末年还有三十三家之多。自光绪三十四年最大的东和顺倒闭之后，不久西义顺和厚发合也相继倒闭，从此银炉就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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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业在清朝仍占很重要的地位。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规定各省当铺每年纳税银五两，北京的当铺则照铺面的大小征收〔384〕。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又重新规定每年五两的当铺税〔385〕。当时每年可收入十一万余两〔386〕，可见当铺的数目有两万多家。以山西省为最多，有四千六百九十五家，其次是广东，有二千六百八十八家，再其次是直隶、福建、甘肃、贵州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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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铺在清初还有叫作解铺〔387〕的，康熙以后多叫当铺〔388〕或典铺〔389〕，质典的行为多称典当〔390〕，嘉庆以后有称典押〔39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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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典当业的规模比以前大了，从野史中可以知道典当的资本是一朝一朝增加的（见表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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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7 历代当铺资本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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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新编五代史平话》中慕容三郎准备以三五百贯钱开一家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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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醒世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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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金瓶梅》西门庆家解当铺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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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豆棚闲话》第三则汪念想用三千两叫他儿子到平江去开个小典，他儿子说要一万两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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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东华续录》乾隆一一七，乾隆五十八年谕：“村镇典铺资本不过千余金，而陶仁广所窃估赃竟多至三百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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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儒林外史》第五二回：“且说这毛二胡子，先年在杭城开了个绒线铺，原有二千余两的本钱，后来攒到胡二公子家做篾片，又赚了他两千银子，搬到嘉兴府开了个小当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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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和珅在通州、蓟州等地方曾开设当铺，但对资本的估计，则各书所载不同。《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所收《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中说：“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平均每家当铺八万两。陈其光（同治十一年）著《庸间斋笔记》（见《笔记小说大观》）作“当铺七处，本银八十万两”。《庸盦笔记》的清单中估价每家平均三四十万两，大概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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