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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见张修育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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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铺的资本既加多，业务也扩充了，不但放款，而且接受存款。清初叫作生息银，乾隆三年因宁夏镇发生地震，次年政府曾下令豁免被灾各当铺所领的生息本银八千零五十七两〔400〕。十六年云南开化还设了两家所谓生息当铺，似系政府资本〔401〕。但这里所谓生息当铺，并不是指接受存款的当铺，而是说这种当铺通过他们的业务而产生利息（实即利润）〔402〕。有些地方当局就利用公款自行开设典当。例如乾隆二十四年广西巡抚鄂宝提到的广西赏恤兵丁营运银四万一千两，就是用来开设典当，并且规定要以二分取息，已行了三十几年〔403〕。可见剥削的厉害。山西省库闲款交存当铺也可以得到一分以上的利息〔404〕。四川也有官营当铺〔405〕。嘉庆初宣布和珅的罪状中，就有一条是说借款十余万于通州附近之当铺钱店，以生利息〔406〕。这里所谓借款，实际上就是存款；只因中国古来存款业不发达，存款这名词不大有人用。本来存款和放款并没有多大分别，是同一种信用交易的两种名称。而且并不限于正式的信用机关，普通商店也常接受这种存款〔407〕。道光年间地方政府曾将捐输钱六十万串存入典铺生息〔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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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业发行信用货币的事大概是普遍的，它们接当时不付现钱，而付与可以随时兑现的钱票。信用好的当铺，所发行的钱票自然能在市面流通。也可以发行银票。银票起初可能是一种本票的性质，即定期付现的期票〔409〕，应存户的请求而发。后来存户可以直接签发，就变成支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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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闹钱价问题的时候，政府屡次想利用当铺来稳定钱价。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田懋在《平钱价疏》里曾提出这主张。九年（公元1744年）鄂尔泰等所提《疏通钱法八条》，也是要谋取当铺的合作。当时北京城内外大小当铺有六七百家，有些是官吏开的，有些是商营的。钱文出入最多。所以想对它们增资，叫它们吸收铜钱送官局发卖〔410〕。当时钱庄似乎是同政府站在对立的地位，政府说它们有意操纵钱价。当铺倒成了半官式的信用机关了。我们也可以说：当铺代表封建官僚的利益，而钱庄在当时是代表商人阶层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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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铺同政府合作，对人民则进行剥削。这种剥削不仅仅在于取利之厚，还在于作弊。许多典当用两种戥子，兑进银两则重，兑出则轻。所以它们接当时喜欢用银，不喜欢用钱；因为用银则在成色和分量方面容易取巧〔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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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因为财政困难，有人建议向典当业募债，分五年偿还。这计划虽然没有实现〔412〕，但可见当时典当业还是重要的信用机关，而且那也是清廷募集公债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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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开放以后，都市商业发达，典当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分出等级来。以前也有等级，即所谓大当小当，但后来各等级有其特别的名称。最大的是典铺，不但资本多，当期也长，通常为十八个月；利息也比较轻；而且对于质物的数额不加限制。其次是当铺，当铺如果财力不够，可以婉辞拒当。再次是质铺。最小的是押店。押店期限最短，通常是六个月到八个月，利息也最重。详细情形各地方不同，甚至名称也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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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北京大约有两百家当铺。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都被抢劫一空，连门窗户壁以及地砖都被拆走了〔413〕。在上海一地，据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的调查〔414〕，南北两市和租界共有典当一百五十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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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种印局，性质和当铺差不多。应当就是明朝的印子铺。也许同印子钱有关系。印子钱是一种高利贷的形式，自清初便盛行，和元朝的羊羔息相同。印局的放债，金额比较小，每次自京钱一串到二三串，要熟人担保，按日或按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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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钱庄和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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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的规模和业务，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进一步的扩充。它们利用私铸的猖獗，从中渔利〔415〕，甚至囤积制钱〔416〕，操纵钱价〔417〕，有些摊子式的钱桌〔418〕，可能慢慢扩充成钱店，本来是兑换铜钱的，变成存放款的信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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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的主要业务，就是到了清朝，也还是兑换。所以也叫兑换钱庄或兑庄〔419〕。兑换自然附带评定金银的成色和重量〔420〕，评定银色是兑换的基本知识。元明以来银铺的兑换生意，很快就给钱店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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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款的业务，只有资本多、规模大的钱庄才能够经营。应当是放款业务先发展，存款业务的发展比较晚。明末已经有作放款的，收受存款大概是清朝的事。清初仍有银票、会票的使用〔421〕。银票是期票，钱庄、当铺等机关都可以发行，存款收据也叫作银票〔422〕，后来似乎存户也可以签发，命令钱庄或当铺付款〔423〕。会票本是异地的支付命令书〔424〕，但因为发行的庄铺信用好，所以也能在市面上辗转流通，和银票差不多〔425〕。这是从汇兑业务中产生出来的，道光初年就已使用汇票〔426〕这一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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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另有一种信用机关出现，叫作银号。这一名称的起源，还不能确定。可能是由银铺发展出来的。在同时代的英国，的确有这种事情。英国的金店把人民的存款放给政府，在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为了同荷兰打仗，政府不能偿还，金店大受打击，结果发生分化，一部分金店回复打造器饰的专业，另一部分则演变成纯粹的信用机关。中国的银铺虽然没有受到什么打击，但因为兑换业务乃至评定银色的工作，都被钱店抢去了，其中一部分就索性把业务重心放在兑换上，以和钱庄竞争，也是自然的事；后来并且作存放款，就和钱庄一样了。不过传统式的银铺自然仍旧存在〔427〕。由于银号和钱庄业务差不多，一般人对两种机关不大加以区别〔428〕，有人把规模较大的称为银号。也有人说北方的信用机关多称银号。但乾隆年间北京有钱店和银号并存，经营兑换金银等业务〔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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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就有官钱铺的设立。这是政府的信用机构。设立官钱铺，可能是由于当局想将粜卖常平仓所贮米谷所得的钱文换成银两，便于存贮。雍正九年因钱价昂贵，户部叫官钱铺担任调节钱币流通的工作，政府粜米所收的钱文，交由官钱铺收兑白银，兑入白银又照时价收钱，这样就使钱币循环流转〔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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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户部和提督衙门奏请在京师内外开设官钱局十所，用银两向当铺收进制钱再向市面抛出，以平钱价〔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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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和银号在乾隆年间很活跃〔432〕，钱价的波动，多少受它们的操纵〔433〕，例如乾隆五年闰六月浙江因钱少价昂，当局开炉鼓铸，但因官钱的兑价低于市价，钱铺串通投机分子加以收买以牟利〔434〕。所以当局的应付，也是以钱庄为对象〔435〕。当时它们的存款业务已相当发达；政府的公款，往往存在钱店中，这样提高它们的信誉不少，因而更能获得私人存款〔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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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的放款利息，比典当要低得多。乾隆年间的典当利率大概总在二分以上。它们对存款也给一分以上的利息。而钱庄的放款利率不到一分。乾隆四十三年牛庄用住房向钱店押款，利率是八厘〔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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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北京的钱铺不但从兑换中取利，而且发行钱票，有些甚至陡然歇业逃匿，使持有钱票的人无从兑现〔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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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还是盛行这种投机倒把的事。当时北京城内总有四五百家，有些是康熙、乾隆年间开设的。但无疑有许多是资力薄弱的，即使不是有意欺骗，也可能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倒闭后对于持有钱票的人，最多只能付以几成现钱。道光十年由都察院奏定新章程，规定关于歇业钱铺的处理办法。并规定新设钱铺要由五家钱铺担保；如果这五家中有倒闭的，就要找一家补保。然而这种规定只是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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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清廷也曾设立政府的信用机关，由内务府在北京设立官钱铺五家，发行钱票。另外在各通商口岸设立官银号，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人的税银，都由官银号代收。例如广州就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由海关设立一家银号，除收入关税外，还作普通信用业务。银号工作人员自四十人到六十人。以税收的千分之八作为经费，但另有其他收入，特别是纹银的作价上，可以取得很大的利润。因为海关是以纹银计算，而实际付款多用银元，兑换率由银号决定。这家海关银号有两家分号〔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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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太平天国革命在北京的钱业界曾引起一次挤兑的风潮。二月中旬，北京谣言很盛，持有钱票的人，一齐到钱铺去兑现；昼夜填街塞巷，大家争先恐后；钱铺措手不及，纷纷倒闭，十五日一天内就关闭了两百多家。有些粮店也受到影响而倒闭。但到咸丰九年九月间，北京城内又有五百一十一家钱铺，其中有三百八十九家是道光十年以前设立的，没有互保关系；其余一百二十二家是有联保的。另外还有金店、参店、烟店、布店等，不挂钱幌，但也兼营银钱兑换业务。钱铺虽有互保，但五家铺保中，总有一二家或三四家已经关闭，它们发行钱票的数目，是它们资本的许多倍。一家钱铺关歇，往往有盈千累万的钱票在人民手中，这些钱票最多只能兑到几成现钱；人民一点保障也没有。县署的承办房书接受贿赂，不照章程办事；贿赂若少，则多方留难，贿赂若多，则房书代为捏写保状，甚至有用关闭几年的铺户来担保新开的钱铺的。所以咸丰九年九月间当局又定出限制章程，加强互保制度〔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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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福建的钱铺也发生挤兑的现象。这也是由于准备金不够，钱票不能维持兑现。军警也弹压不住。五月十七日甚至引起民变，一些钱铺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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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年间也设立了许多家官钱铺。四家所谓天字官钱铺，五家乾字官钱铺，五家宇字官钱铺，总共十四家。目的是推行大钱和纸币。但清朝的私营钱铺，同政府多少处于对立的地位，乾隆年间是这样，咸丰年间还是这样。譬如在咸丰四年的时候，一般钱铺对于政府发行的纸币就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有意压抑，以致一般人民重私票轻官钞。所以官钱铺总是难以持久，咸丰年间的这十四家官钱铺，不到几年都关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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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六年年底，上海有几家银号曾发行银饼。从事发行的有三家，即王永盛、经正记和郁森盛；详情已在前面叙述了。这几家银号似乎是私营银号，但币面注明由朱源裕监做，这朱源裕可能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人。实际铸造则由银匠经手，银匠的名字也铸在银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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