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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几十年间，是钱庄银号的最盛时期。它们的活动中心，渐移到长江流域，尤其是集中在上海。然而其间也遭受过几次打击：第一次是太平军攻打上海的时候。南市的钱庄倒闭的很多。战后上海异常繁荣，不过钱业的重心移到北市去了。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单是汇划庄便有一百零五家之多〔444〕，其中设在南市的有四十二家，设在北市的有六十三家〔445〕。所谓汇划庄就是上海的大钱庄，他们组织一家汇划总会，作为一种清算机关，加入汇划总会的就叫作汇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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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中法战争的时候。上海市面很萧条，也有许多家钱庄倒闭。八九年间发生倒账风潮。有一丝栈亏空倒闭，钱庄中被连累的有四十家。倒闭的商店也有二十家。九年开市，南北两市的大小钱庄只有五十八家〔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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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光绪二十三年的贴票风潮。当时因贩运鸦片有厚利，市面对现款需要殷切，因此钱庄出重利吸收存款，以放给商贩。有些奸商利用商民贪利的心理，假设钱庄来骗取存款，到期不能付现，因而影响正当的钱庄，结果倒闭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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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津一带的信用机构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的时候，遭到一次重大的打击。抢掠之后，继以焚烧；库银房屋和契据都荡然无存。当时北京的钱庄有三百多家，大概没有一家幸存的〔447〕。其中最大的四家，即所谓四大恒，现银全被联军抢去，搬运了三天〔448〕。清朝的金融中心本在北京，自太平军失败之后，上海日渐繁荣；经过义和团运动后，中国的金融中心乃真正移到上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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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是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的橡皮风潮。当时有一外国人在上海开设橡皮股票公司，大事宣传，说橡皮事业怎样可以赚钱，许多商人向钱庄借钱买股票，钱庄自己也购买；后来那外国人卷款逃回本国，大家才知受骗，倒闭的钱庄有几十家。例如上面所提到的源丰润就在九月六日倒闭，共亏公私款项两千多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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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汇划庄又叫作大同行。其余的钱庄统称为小同行。小同行中分为元亨利贞四个等级。元字庄叫作挑打钱庄，有时候也经营存放款，但数目比较小。从前运送制钱，都用人挑送，当时称之为挑担钱庄，后来讹为挑打钱庄。亨字庄又叫作关门挑打，对于每天的收解，都托汇划庄和元字庄代办。利字庄不做存放款，只做银钱的趸批买卖，也做零兑，所以又叫作拆兑钱庄。贞字庄最小，就是所谓现兑钱庄，专做零兑生意，兼卖香烟〔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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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中国设立第一家新式银行，里面职员多为钱业界的人。但仍不能同钱业竞争。单就存款来说，各省各关存解的官款，仍旧存在私营的银号钱庄，而不存到奉旨设立的银行去〔450〕。至于一般商民，自然更是同钱庄往来。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外国人为保护他们在上海的产业，曾同钱业合作，以维持上海金融，可见他们承认钱庄在上海的重要性〔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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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钱庄的业务，大概多少受了外商银行的影响。除普通存放款以外，还有贴现〔452〕，这是中国旧时所没有的业务。当时市面上的票据有期票〔453〕、庄票〔454〕、汇票〔455〕、银票〔456〕等。在法律上，钱庄在清末已包括在银行之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的《银行通行则例》所列举银行经营的业务如票据贴现、短期拆息、存放款、买卖生金银和兑换、代收票款、发行汇票和银钱票等，都为钱庄所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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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地清末有两百多家钱庄，其中有四十家汇划庄。它们除了资本和存款外，常向外国银行借款，利息是七厘，转放给商人，则为一分〔457〕。其他各省市的钱庄或银号数目，没有统计。康有为说：广州有银号二百七十三家〔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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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各省纷纷设立官银钱局。这无疑是仿照中央政府和海关的办法。最初似乎是招商设立，所谓官督商办，不用本省的名义，后来改为官营或官商合办，往往冠以省名。吉林在咸丰六年就设立通济官钱局，发行银票。光绪二十二年改设永衡官帖局，二十四年又改为吉林官银钱号，发行永衡官帖。奉天原设有华丰官银号，光绪三十一年改为奉天官银号，宣统元年再改为东三省官银号。山东也有通济官钱局，后来改为山东官银号。新疆所设的官钱局，都冠以地名，如迪化官钱局、伊犁官钱局等。光绪二十年代所设立的机构大抵都冠以省名，如陕西官银钱号、湖南阜南官钱局、湖北官钱局、河南豫泉官银钱局等。有些省份的机构名称先后不同：除吉林、奉天的以外，湖南阜南官钱局后来改为湖南官钱局，陕西官银钱号于宣统二年改为秦丰官钱局。江西在光绪二十八年设立江西官钱局，但在光绪三十三年改为江西官银钱号，在南昌设有总号和分店，各属设有分号〔459〕。有些省份不止一家，如新疆有迪化官钱局、伊犁官钱局、塔城官钱局、阿克苏官钱局和喀什噶尔官钱局。江南则在南京有裕宁官银钱局，在苏州有裕苏官银钱局。到清代末年，设有这种机构的还有广东、广西、黑龙江、热河、安徽、福建、浙江、甘肃、贵州、山西等。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有自己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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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省机构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到：官钱局和官银号有等同起来的倾向。有些省份在当初也许考虑到这两个名称的原意，如果计划发行钱票，则设立官钱局，发行银票，则称为官银号；但后来就不加以分别了，因为许多机构既发行钱票，也发行银票，因而就统称或改称为官银钱号或官银钱局。例如在直隶，天津银号于光绪二十九年发行银两和银元两种钞票，保定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天津于三十二年二月发行银两票。又如江西，在光绪三十三年以前，只发行钱票，所以设立官钱局，但光绪三十三年同时发行钱票、银两票和银元票，所以就改称官银钱总号。可见这种机构的主要工作就是发行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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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官银号附设银炉，镕铸银锭。这就把银炉和银号结合在一起了。例如江西，原在宝昌局内设有银炉六座，镕铸银锭。后来设立官银钱号，将银炉撤废，在官号内附设官炉，镕铸方宝、圆宝、圆锭等银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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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票号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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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完全是清朝的产物，而且和清朝同时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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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票号的起源，说法很多，有些外国人，说票号起源于隋末唐初〔460〕，或把唐宪宗时的飞钱和票号连在一起〔461〕。中国人方面，意见也不一致。有人说是明朝中叶产生的，在清初因战争的摧残，消灭殆尽〔462〕。有人说是起于明末清初，因李闯王败走时，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山西太原康家的院子里，康家拾得八百万两，就用来创设票号〔463〕。甚至有人说票号中的规则是顾炎武所拟订的〔464〕。另外有人说是创始于康熙乾隆时代〔465〕。这几种说法，都不能提出证据来。中国自明朝中叶以后的小说，如《金瓶梅》、《狯园》、《隔帘花影》、《醒世姻缘》、《儒林外史》、《红楼梦》和《镜花缘》等，都有关于钱庄的事，但都没有提到票号。清初书中偶尔提到西客〔466〕，有人说西客是票号的别名。实际上西客只能说是山西客商〔467〕，不能说都是山西票号。而且明末的汇兑业务，还是由政府办理，这也可以证明当时没有票号。一直到道光二十六年，山西巡抚吴其浚还提到山西省钱店日增、钱票日广的话〔468〕，可见那时候即有票号，也还在发展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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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可信的是发源于日升昌颜料铺的说法。据说在乾隆嘉庆年间，有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铺，所贩颜料中，有铜绿一种，产于四川，因此自往重庆制造铜绿运到天津。当时现银的运送，数目多的则由镖局保送，但有时仍有被劫的事，雷履泰于是创办汇兑的办法〔469〕。后来就改称票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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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兑的办法，并不是雷履泰所创办的，唐的飞钱和宋的便换不必说，明清〔470〕都有会票的办法。雷履泰不过加以仿效罢了。这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票号出现于什么时候，换言之，就是日升昌或日升长〔471〕颜料铺什么时候改成日升昌票庄。据说该庄平遥总号的经理说是道光年间，北京的经理则说是道光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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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票号的起源，虽有各种说法，但有两点大家是一致的。第一是票号和汇兑的关系，第二是票号和山西人的关系。山西人从事商业的，一向很多，几乎每家必有人出外经商。南至粤桂，北至俄国的莫斯科，都有他们的足迹。清初的野史中，常常提到西商〔472〕。经过清初百多年间的太平，资财颇有累积〔473〕，乃能从事信用事业。清朝中叶以后，山西人在中国信用事业上特别活跃，无论银号〔474〕、典当〔475〕或放私债〔476〕，都以山西人为多。至于票号，可以说百分之九十是山西人开的，里面办事人员也多是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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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的发达，大概是在咸丰年间，可能是在咸丰末年，因为咸丰初年的汇兑，似乎还是由银号办理〔477〕。咸丰四年已有票局的名称，似乎是指推行官票的机构，后来也做收买官票的工作，也许就是银号或钱庄。也许票号就是由一部分银号或钱庄转化的，它们一面推行官票，一面承做汇兑。咸丰时国内各地治安不好，不便于运送现金，清朝政府在对太平天国和捻军作战的时候，各省的协饷输送中央，中央也有款项需要汇往各省，大概票号就是这样兴起来的〔478〕。有人说，太平天国的时候，票庄损失很大，几乎一蹶不振，因为咸丰十一年日升昌总庄屡催广东和汉口的分庄收歇，而河南方面的分庄则已经收歇〔479〕。但这恐怕是一时的现象，同战事有关，不能说成是票号业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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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书中到同治年间才提到山西的票商。同治六年左宗棠知道山西运城票号有许多现银，就请在上海将现银付与票号，换取银票到运城收兑〔480〕。这大概是指向洋商所借到的一百二十万两。这笔款子是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用的。光绪年间是票号的最盛时期，国库省库几乎全由它们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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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因为以汇兑为主，所以采取分支连锁制，在外地设立分庄或联号。因此票号虽是山西人开的，但各省都有联络，远到广东、新加坡和日本的大阪、神户。有时叫作票庄、汇兑庄或汇号，日升昌的分号有二十四处之多〔481〕。票号职员中有通各种语文的，比如有的通蒙古语，有的通满族语，在俄国边境的通俄语〔482〕。它们的汇兑方法和现代银行的办法不一样。除汇条外，还有所谓符节或飞符，就是一种暗号或凭证，多用银制。形式各种各样，或方或圆或椭圆。一种飞符总是分作两半，彼此有往来的联号各存一半，汇款时两符相合为凭，还是唐朝合券取款的遗制。汇兑手续办完后，飞符的另一半退回原发行汇票的机关〔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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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和钱庄当时同为中国的信用机关，但有许多明显的不同点。在制度上讲，钱庄是独立经营制，票号是分支连锁制。就地方性来讲，钱庄是以南方为中心，多为江浙人所开设；票号则以北方为大本营，大多数为山西人所主持。从业务上来说，钱庄是起源于兑换，而票号是起源于汇兑。从顾客来说，同钱庄往来的，多是商人；同票号往来的，多是政府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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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钱庄的起源是兑换，而后来业务不限于兑换一样，票号的业务也不限于汇兑。到了后来，存放款对于它们恐怕还更重要。它们的势力，也是从放款给政府和官吏而来的。它们的目的，自然是取得政府的公款，所以对于政府官吏的联络，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钱庄并不是不想联络官吏〔484〕，只因为它们的重心在于商业区的南方，没有票号那样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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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读书人进京赴考，由于携带现金不便，往往先把款子交票号汇去〔485〕，有些人甚至向票号预借旅费，尤其是考中了的人，多向票号借钱。因为赴考的有许多比较贫穷的人，及第以后，只有少数人留在北京做官，大部分总是分派到外省去。封建官吏爱面子，好应酬；一旦做官，非有巨款不能应付场面。票号也乐于承做这种放款：第一，本利稳妥可靠，官吏一到任便有钱〔486〕，而且新官为面子关系，很少拖欠。第二，利息很高，而且往往先扣。新官上任，对于利息是不大计较的。第三，同这些官吏发生交情后，他们所管辖内的官款，就会存进来。第四，同官吏有交情就能提高本身的地位，不但有种种实际的便利，而且商民也更信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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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因为各地有联号，所以消息灵通〔487〕，如某地有官出缺，它们先知道。一般官吏最需要这种消息，这使票号容易同官吏发生关系，再加上信用上的往来〔488〕，官吏更要倚赖票号，而至于互相勾结了〔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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