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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开放以后，都市商业发达，典当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分出等级来。以前也有等级，即所谓大当小当，但后来各等级有其特别的名称。最大的是典铺，不但资本多，当期也长，通常为十八个月；利息也比较轻；而且对于质物的数额不加限制。其次是当铺，当铺如果财力不够，可以婉辞拒当。再次是质铺。最小的是押店。押店期限最短，通常是六个月到八个月，利息也最重。详细情形各地方不同，甚至名称也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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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北京大约有两百家当铺。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都被抢劫一空，连门窗户壁以及地砖都被拆走了〔413〕。在上海一地，据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的调查〔414〕，南北两市和租界共有典当一百五十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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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种印局，性质和当铺差不多。应当就是明朝的印子铺。也许同印子钱有关系。印子钱是一种高利贷的形式，自清初便盛行，和元朝的羊羔息相同。印局的放债，金额比较小，每次自京钱一串到二三串，要熟人担保，按日或按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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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钱庄和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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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的规模和业务，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进一步的扩充。它们利用私铸的猖獗，从中渔利〔415〕，甚至囤积制钱〔416〕，操纵钱价〔417〕，有些摊子式的钱桌〔418〕，可能慢慢扩充成钱店，本来是兑换铜钱的，变成存放款的信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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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的主要业务，就是到了清朝，也还是兑换。所以也叫兑换钱庄或兑庄〔419〕。兑换自然附带评定金银的成色和重量〔420〕，评定银色是兑换的基本知识。元明以来银铺的兑换生意，很快就给钱店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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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款的业务，只有资本多、规模大的钱庄才能够经营。应当是放款业务先发展，存款业务的发展比较晚。明末已经有作放款的，收受存款大概是清朝的事。清初仍有银票、会票的使用〔421〕。银票是期票，钱庄、当铺等机关都可以发行，存款收据也叫作银票〔422〕，后来似乎存户也可以签发，命令钱庄或当铺付款〔423〕。会票本是异地的支付命令书〔424〕，但因为发行的庄铺信用好，所以也能在市面上辗转流通，和银票差不多〔425〕。这是从汇兑业务中产生出来的，道光初年就已使用汇票〔426〕这一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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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另有一种信用机关出现，叫作银号。这一名称的起源，还不能确定。可能是由银铺发展出来的。在同时代的英国，的确有这种事情。英国的金店把人民的存款放给政府，在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为了同荷兰打仗，政府不能偿还，金店大受打击，结果发生分化，一部分金店回复打造器饰的专业，另一部分则演变成纯粹的信用机关。中国的银铺虽然没有受到什么打击，但因为兑换业务乃至评定银色的工作，都被钱店抢去了，其中一部分就索性把业务重心放在兑换上，以和钱庄竞争，也是自然的事；后来并且作存放款，就和钱庄一样了。不过传统式的银铺自然仍旧存在〔427〕。由于银号和钱庄业务差不多，一般人对两种机关不大加以区别〔428〕，有人把规模较大的称为银号。也有人说北方的信用机关多称银号。但乾隆年间北京有钱店和银号并存，经营兑换金银等业务〔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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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就有官钱铺的设立。这是政府的信用机构。设立官钱铺，可能是由于当局想将粜卖常平仓所贮米谷所得的钱文换成银两，便于存贮。雍正九年因钱价昂贵，户部叫官钱铺担任调节钱币流通的工作，政府粜米所收的钱文，交由官钱铺收兑白银，兑入白银又照时价收钱，这样就使钱币循环流转〔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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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户部和提督衙门奏请在京师内外开设官钱局十所，用银两向当铺收进制钱再向市面抛出，以平钱价〔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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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和银号在乾隆年间很活跃〔432〕，钱价的波动，多少受它们的操纵〔433〕，例如乾隆五年闰六月浙江因钱少价昂，当局开炉鼓铸，但因官钱的兑价低于市价，钱铺串通投机分子加以收买以牟利〔434〕。所以当局的应付，也是以钱庄为对象〔435〕。当时它们的存款业务已相当发达；政府的公款，往往存在钱店中，这样提高它们的信誉不少，因而更能获得私人存款〔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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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的放款利息，比典当要低得多。乾隆年间的典当利率大概总在二分以上。它们对存款也给一分以上的利息。而钱庄的放款利率不到一分。乾隆四十三年牛庄用住房向钱店押款，利率是八厘〔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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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北京的钱铺不但从兑换中取利，而且发行钱票，有些甚至陡然歇业逃匿，使持有钱票的人无从兑现〔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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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还是盛行这种投机倒把的事。当时北京城内总有四五百家，有些是康熙、乾隆年间开设的。但无疑有许多是资力薄弱的，即使不是有意欺骗，也可能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倒闭后对于持有钱票的人，最多只能付以几成现钱。道光十年由都察院奏定新章程，规定关于歇业钱铺的处理办法。并规定新设钱铺要由五家钱铺担保；如果这五家中有倒闭的，就要找一家补保。然而这种规定只是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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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清廷也曾设立政府的信用机关，由内务府在北京设立官钱铺五家，发行钱票。另外在各通商口岸设立官银号，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人的税银，都由官银号代收。例如广州就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由海关设立一家银号，除收入关税外，还作普通信用业务。银号工作人员自四十人到六十人。以税收的千分之八作为经费，但另有其他收入，特别是纹银的作价上，可以取得很大的利润。因为海关是以纹银计算，而实际付款多用银元，兑换率由银号决定。这家海关银号有两家分号〔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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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太平天国革命在北京的钱业界曾引起一次挤兑的风潮。二月中旬，北京谣言很盛，持有钱票的人，一齐到钱铺去兑现；昼夜填街塞巷，大家争先恐后；钱铺措手不及，纷纷倒闭，十五日一天内就关闭了两百多家。有些粮店也受到影响而倒闭。但到咸丰九年九月间，北京城内又有五百一十一家钱铺，其中有三百八十九家是道光十年以前设立的，没有互保关系；其余一百二十二家是有联保的。另外还有金店、参店、烟店、布店等，不挂钱幌，但也兼营银钱兑换业务。钱铺虽有互保，但五家铺保中，总有一二家或三四家已经关闭，它们发行钱票的数目，是它们资本的许多倍。一家钱铺关歇，往往有盈千累万的钱票在人民手中，这些钱票最多只能兑到几成现钱；人民一点保障也没有。县署的承办房书接受贿赂，不照章程办事；贿赂若少，则多方留难，贿赂若多，则房书代为捏写保状，甚至有用关闭几年的铺户来担保新开的钱铺的。所以咸丰九年九月间当局又定出限制章程，加强互保制度〔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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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福建的钱铺也发生挤兑的现象。这也是由于准备金不够，钱票不能维持兑现。军警也弹压不住。五月十七日甚至引起民变，一些钱铺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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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年间也设立了许多家官钱铺。四家所谓天字官钱铺，五家乾字官钱铺，五家宇字官钱铺，总共十四家。目的是推行大钱和纸币。但清朝的私营钱铺，同政府多少处于对立的地位，乾隆年间是这样，咸丰年间还是这样。譬如在咸丰四年的时候，一般钱铺对于政府发行的纸币就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有意压抑，以致一般人民重私票轻官钞。所以官钱铺总是难以持久，咸丰年间的这十四家官钱铺，不到几年都关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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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六年年底，上海有几家银号曾发行银饼。从事发行的有三家，即王永盛、经正记和郁森盛；详情已在前面叙述了。这几家银号似乎是私营银号，但币面注明由朱源裕监做，这朱源裕可能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人。实际铸造则由银匠经手，银匠的名字也铸在银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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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年间已通行期票的名词，官吏俸银，给予期票，到期向银号取款〔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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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间，钱铺关歇的问题，还是严重。北京城内，几乎每月有几家关歇，甚至有些资本比较大、历史比较久的，如乾源、公源、源隆等，也在同治八年关歇了。这种关歇行为的动机多是不好的，每家所收揽的存款，自五六万串到一二十万串。这些存款很少是官吏或富人存进去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财产知道怎样保护；大半为佣工贩贾的零星存款，由一两串到二三十串。这些人的需要是很迫切的，如果钱铺关歇，就是将来有全部付清的希望，也是缓不济急的，所以总是听任司坊皂吏用两三成现钱将钱票加以收买，等到衙门判决清偿的日期到了，有钱有势的人，可以亲自到官署去照数面领，穷人则不容易进衙门，而且手中存票也不多，即使能领到两三成，也恐怕还不够应付衙门里的勒索，所以多放弃权利。一家钱铺若是发行十万串的钱票，关铺后只要用一二万串便可以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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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票似乎是根据存款而发行的，至少它的起源大概是这样。所以它的形式和收据差不多。收到顾客的现钱，即填发一张“寄存现钱若干文”的收据，这种收据既是认票不认人，自然会慢慢地在市面流通起来。后来除各种印章以外，连“寄存现钱”等字都不必用笔写，而用印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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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铺和银号是采取独立经营制，不是分支连锁制，所以单位多而规模不大。不论官营或商营，都是这样。但也有例外，特别是在晚清，例如上海源丰润银号，就有分号十七处，分设在各省城及商埠。但一般钱庄银号，在规模上比不上同时代欧洲的银行。例如英格兰银行一成立便有一百二十万镑的资本，一镑以合白银三两计，共值三百六十万两。固然当时欧洲的私人银行，规模要小得多，但中国的银号，普通只有几万两的资本。乾隆年间和珅的银号，每家资本平均就不过六万两〔442〕。中国的钱庄银号，数目多、规模小、独立、分散，不过同当铺比起来钱庄和银号要算是发展得快的。当铺经过千年的演进，业务的扩充改进很有限。而后起的钱庄银号，倒在一两百年之间就走到当铺的前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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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号和钱庄的业务虽差不多，但因为有一部分钱庄还是以兑换为专业而没有能力作存放款。而银号大概很少专作零兑，因此大家觉得银号规模比较大。道光年间已经有所谓烟钱铺〔443〕，卖烟兼换钱，这是日后都市上最多的一种店铺，和明朝中叶的钱米店的性质差不多，要算是最低级的钱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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