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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书中到同治年间才提到山西的票商。同治六年左宗棠知道山西运城票号有许多现银，就请在上海将现银付与票号，换取银票到运城收兑〔480〕。这大概是指向洋商所借到的一百二十万两。这笔款子是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用的。光绪年间是票号的最盛时期，国库省库几乎全由它们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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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因为以汇兑为主，所以采取分支连锁制，在外地设立分庄或联号。因此票号虽是山西人开的，但各省都有联络，远到广东、新加坡和日本的大阪、神户。有时叫作票庄、汇兑庄或汇号，日升昌的分号有二十四处之多〔481〕。票号职员中有通各种语文的，比如有的通蒙古语，有的通满族语，在俄国边境的通俄语〔482〕。它们的汇兑方法和现代银行的办法不一样。除汇条外，还有所谓符节或飞符，就是一种暗号或凭证，多用银制。形式各种各样，或方或圆或椭圆。一种飞符总是分作两半，彼此有往来的联号各存一半，汇款时两符相合为凭，还是唐朝合券取款的遗制。汇兑手续办完后，飞符的另一半退回原发行汇票的机关〔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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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和钱庄当时同为中国的信用机关，但有许多明显的不同点。在制度上讲，钱庄是独立经营制，票号是分支连锁制。就地方性来讲，钱庄是以南方为中心，多为江浙人所开设；票号则以北方为大本营，大多数为山西人所主持。从业务上来说，钱庄是起源于兑换，而票号是起源于汇兑。从顾客来说，同钱庄往来的，多是商人；同票号往来的，多是政府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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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钱庄的起源是兑换，而后来业务不限于兑换一样，票号的业务也不限于汇兑。到了后来，存放款对于它们恐怕还更重要。它们的势力，也是从放款给政府和官吏而来的。它们的目的，自然是取得政府的公款，所以对于政府官吏的联络，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钱庄并不是不想联络官吏〔484〕，只因为它们的重心在于商业区的南方，没有票号那样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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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读书人进京赴考，由于携带现金不便，往往先把款子交票号汇去〔485〕，有些人甚至向票号预借旅费，尤其是考中了的人，多向票号借钱。因为赴考的有许多比较贫穷的人，及第以后，只有少数人留在北京做官，大部分总是分派到外省去。封建官吏爱面子，好应酬；一旦做官，非有巨款不能应付场面。票号也乐于承做这种放款：第一，本利稳妥可靠，官吏一到任便有钱〔486〕，而且新官为面子关系，很少拖欠。第二，利息很高，而且往往先扣。新官上任，对于利息是不大计较的。第三，同这些官吏发生交情后，他们所管辖内的官款，就会存进来。第四，同官吏有交情就能提高本身的地位，不但有种种实际的便利，而且商民也更信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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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因为各地有联号，所以消息灵通〔487〕，如某地有官出缺，它们先知道。一般官吏最需要这种消息，这使票号容易同官吏发生关系，再加上信用上的往来〔488〕，官吏更要倚赖票号，而至于互相勾结了〔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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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突出的是蔚盛长的交结庆亲王，百川通的交好张之洞，协同庆的交好董福祥等〔490〕。这几家票号都是资力比较大的。有些票号经理跟着官吏跑，官吏调任，他们同行，例如大德通的高经理追随赵汝巽，赵调到东三省，他就到东三省；赵到北京，他也到北京；赵放四川，他也到四川。大德通简直成了赵汝巽的账房〔491〕。这使人想起欧洲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那些银号或高利贷者。如德国的富格尔（Fugger）银号就同哈布斯堡（Hapsburg）王朝结成不可分离的关系。当然，中国票号的势力还没有那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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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时的征课问题和停止汇款问题，便充分表现出官吏们同票号的密切关系。票号因为后起，活动比较自由。比如捐税，典当业早就要按年缴纳，而汇兑票号却反而免税。这种消极的奖励，也可以算是票号发展得快的一个原因。然而票号也有经营不良的，倒闭时公私方面都受损失。光绪九年的阜康及胡通裕票号倒闭，便引起当局的注意，因而制定请领部帖的办法，而且每家每年要缴纳六百两银子，各省每年还要将省内的票号造成清册陈报政府〔492〕。这一命令发下之后，在天津的李鸿章便上疏说天津汇兑票号是由北京所分设，只替北京、上海各庄传递信息，函运银两，并非自做生意，所以无力完课〔493〕。又当政府想停止由票号汇兑公款时，四川的丁宝桢就替四川的九家山西票号辩护，强调它们的功绩〔494〕，说它们同南帮的钱庄银号不同，都是殷实可靠的〔495〕。而且说路上怎样不安全，运送现金很多风险等等。福建的许应骙也作同样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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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银行成立以后，一般官吏仍旧同票号往来，因为票号对于账目保守秘密。官吏们都不敢把贪污得来的钱存到新式银行去，恐怕万一事发，要被政府没收。存到票号去就没有这种风险，因为哪怕官吏受抄查处分时，票号也不以实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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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代在北京大约有三十家票号，资本总额约为一千零七十万两〔496〕（见表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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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8 清末北京票号资本额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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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两家最大的是南帮，其余多是西帮。除总号外，分号共四百十四家，分布于二十一省（十八省和东三省）及蒙古、新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和沙市是票号最多的五个都市，约占总数百分之二十五。若以省份论，则以山西、直隶、江苏、湖北、四川五省为最多，约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二〔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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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的组织很是特别，为一种封建式的劳资合营性质，有出钱的股东，称为银股；有出力的股东，称为身股。招募的职员，多选年少略知写算的，起初作为伙计，过了几年，若主管人员认为他可以造就，就给他身股。不给工资，只每年供给衣物的费用。三年结账一次，按股分利。使大家都尽职。这无非是一种笼络的方法。伙计没有得到身股时，不许回家。稍有过失，即予开除，别的票号也不用〔498〕。而且职员既多是山西人，若有作弊情事，老板很容易找到他的家族追究。这正是他们爱用同乡的一种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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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组织有正掌柜、副掌柜、外账房、内账房、跑街、招待、管银、小伙及司务等。正掌柜权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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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的存款分定期和活期两种。定期自三个月到半年，利率为月息四五厘到八厘，活期由两厘到四厘。放款利率自五厘到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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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比钱庄还要保守。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的时候，曾招山西商人经办天津银号，他们不肯。三十年创办户部银行的时候，又邀他们入股，他们也拒绝。政府终于将官款改存新式银行，票号大受影响〔499〕。当时火车轮船已通行，交通方便，不但银行承做汇兑，邮局和信局也做汇兑业务，因此票号就衰落了。票业中有人主张改组为银行，但为山西的总号所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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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银行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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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这一名词，虽然是外国名词的译语，却有浓厚的中国传统色彩。自唐代起，金银在价值上虽有贵贱不同，其在币制上，地位已约略相等，而白银有得势的倾向。宋以后，白银比黄金用得多，所以到清朝道光年间，白银在中国币制上占优势，已有千年的历史。银字往往就代表货币。而历朝的信用机关多用银字为名，如银店、银铺、银号等。行字在以前虽然是指一种职业，如唐代的金银行，元代的银行，是一种集体的称呼。康熙年间广东有银行会馆〔500〕。但后来就有用作商号的意思。明代称店铺为铺行〔501〕。清初有公行的名称。后来外国的商店多称洋行。乾隆致英王的第二封信中，提到洋行的次数很多，而且另有货行的名称。所以后来把新式信用机关译为银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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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什么时候起使用银行这一名词呢？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英人穆里逊（R.Morrison）的《汉文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里面，只有银铺、银票，而没有银行〔503〕。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的《英汉历》（Anglo-Chinese Calendar）里，广州的外人名单中，有Oriental Bank（东方银行）一家，仅注译作“银房”，可见那时还没有用银行这一名词。不过当时对于各种商店既有称行的习惯，如隆顺行、公司行等，大概后来对于专门处理银钱事务的行号就称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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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到银行一词的似乎是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香港出版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一书，其中bank note译作银行钱票。而咸丰九年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著的《资政新篇》中也有“与银行”一条。洪仁玕正是来自香港，可见当时银行一词在香港已通行了。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香港出版的《英华字典》中的bank一字下，第一个译语就是银行，其次才是银铺、银号、钱铺等。同年英国的Oriental Bank所发行的钞票中，中文名为东藩汇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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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通是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不如说外国银行的出现于中国是代表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因为外国银元的流入中国，明朝就开始了，清初已盛行。而且流入中国最多的银元，并不是后来侵略中国最厉害的英法俄日等国家的，而是对中国关系比较不大的西班牙的银元和同中国几乎完全没有敌对关系的墨西哥的银元。这些银元不但在中国流通，而且在其他许多国家流通，甚至英国也用过西班牙银元，美国更是长期使用过。外国银行的情形就不同了。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势力完全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势力一致，它们出现于中国的迟早，也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侵略的迟早一致；它们在中国分布的地区，也和各国的势力范围一致；它们在中国经营的业务，很明显带有侵略性，侵害了中国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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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中国最早的国家莫过于英国，所以最早出现于中国的外国银行便是英国人开设的。英国人在嘉庆年间便在印度开设银行，在中国比较晚。有人说〔504〕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有英国商人计划在广州等地开设印度银行和亚细亚银行，但为东印度公司所阻止。那时英国在远东的商务，由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同时中国政府也反对。所以当时广州的信用机关仍是银铺〔505〕。自开放五口通商以后，外国商人在中国的活动就没有阻碍了。道光二十二年或稍后，英国在香港设立西印银行（Bank of Western India）的分行，总行在孟买。二十五年改名为东方银行（Oriental Bank），总行迁伦敦〔506〕，在香港称为东藩汇理银行。汇理银行是汇兑银行的意思，为当时经营外汇业务的外国银行所通用的名称。广州分行大概设于道光二十五年，数年后又在上海设分行。英国政府且授权该行在中国发行钞票。该行在广州或上海大概是叫丽如银行，因为同一家银行，在香港和别处的译名有时是不一样的。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汇隆银行（ Commercial Bank of India）在广州设分行，四年在上海设分行。有利银行（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and China）〔507〕也于这年在上海设分行。当时在广州又有一家新银行，即阿格拉银行（Agra and United Service Bank）〔508〕。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 and China，香港称为渣打银行）于咸丰七年也在上海设立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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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中、英、美、德和波斯等国的商人合设汇丰银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后来因为中美等国的资方退出，而成了一家纯粹的英商银行，总行设在香港，上海设立管辖行，另外在福州、厦门、汉口、天津、北京、重庆、广州、大连等地设立分行。它在中国的银行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几十年间，中国的关税收入和盐税收入由它独家保管，对中国的财政金融起一种支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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