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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在颁布《大清银行则例》的同时，又颁布了《银行通行则例》，规定银行的九项业务，即：票据贴现，短期拆款，存款，放款，买卖生金银，兑换，代收票据，发行票据，发行银钱票。凡是经营这九种业务的店铺，都称之为银行。所以票号、银号和钱庄都适用这一则例。又规定银行的资本构成可以为独资、合名或合资，但对于资本的数额却没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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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各省的官银钱号在清末已开始改称银行。如浙江官钱局于宣统元年改为浙江银行，广西官银号于宣统二年改为广西银行，福建官钱局于宣统三年改为福建省银行，贵州官钱局改为贵州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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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发行银钱票的项下，规定在纸币法律尚未颁布以前，各种官私行号，都可以暂时发行银钱票。只有官设行号，每月要将发行数目及准备金数目按期咨报度支部，该部也可以随时派员前往稽查。而私设行号，似乎反而不受管理。宣统二年才拟定《兑换纸币则例》，规定发行准备须有五成现金、五成有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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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论是官商合办的或私营的股份银行，差不多全着眼在发行钞票上，也可以说全靠发行钞票来维持和赚钱。本来银行的作用在于扶助工商业，应当以存放款为主要业务。但当时中国的工商业不发达，除非银行方面有积极发展工商业的计划，而采取主动，否则当没有适当的工商业可以扶助。当时办银行的人，很少有为社会增进福利着想的。在人民方面，有钱的人，除买置房地产以外，剩下的多加以埋藏〔518〕。所以银行无法收集大额的存款。少数的存款，都被外国银行和本国的票号钱庄所取得。所以清末的新式银行不能有一种正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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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顺治钱背文所代表的局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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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陕西省局）、河（河南省局）、临（山东临清局）、昌（江西省局）、宣（直隶宣府局）、宁（甘肃宁夏府局）、蓟（直隶蓟州局）、江（江苏江宁府局）、延（陕西延绥局）、浙（浙江省局）、原（山西省局）、东（山东省局）、云（山西密云镇局）、福（福建省局）、西（或为山西省另一炉局名）、阳（山西阳和镇局）、同（山西大同府局）、襄（湖广襄阳局）、荆（湖广荆州局）、云（云南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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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南省局（河）、陕西省局（陕）、临清府局（临）、宣府局（宣）、蓟州府局（蓟）、山西省局（原）、另一山西省局（西）、大同府局（同）、江西省局（昌）、宁夏府局（宁）、江宁府局（江）、浙江省局（浙）、山东省局（东）、福建省局（福）、云南省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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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康熙六年以后增设，有江苏省局（苏）、湖南省局（南）、广东省局（广）、广西省局（桂）、甘肃巩川府局（巩）、福建漳州府局（漳）、台湾局（台湾）等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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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废的是临清、宣府、大同、宁夏、江宁、漳州等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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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五《钱币考三》：“雍正九年……安徽开局于江宁府，设炉四座，钱幕满文铸宝安二字。……十二年……停安徽宝安局鼓铸。”按：是时安徽布政使司驻扎江宁府城，故江宁局钱幕用宝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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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库车所铸的红钱，背面的满文，先后写法不一样。乾隆钱上是，道光钱上是，同治的库十钱是或，光绪的库十钱作或或。道光年间的《泉布统志》卷九《回疆地名清书表》中以为库车，但上面那些写法似乎是同一字的变体，大部分像是宝源局的源字，也许当时用宝源局的名义。红钱中另有“新十”一种，背面满文在道光钱上是，在同治钱上也相同，在光绪钱上是或。道光和同治钱上的字似乎也是源字，光绪钱上的字第一种是源字，第二种大概是新字。《新疆图志》卷三十四《食货》载嘉庆十二年四月藩司魏光焘的详文中曾提到库车宝新局。光绪年间迪化也设宝新局，大概写作。应当指出：红钱中的乾隆年号钱不全铸于乾隆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还在铸乾隆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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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红楼梦》第一八回记元妃省亲，以青钱一千串赏与贾母。可见《红楼梦》一书是乾隆五年以后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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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卯是一期所铸的数目。《皇朝通志》卷八九《食货略九·钱币》：“开铸以一期为一卯。计数以千钱为一串……以一万二千串为一卯，每年铸额三十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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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清会典》卷二一四《钱法》。《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六《钱币考四》。当时每炉设炉头一人，其所需工价有八行匠役，即看火匠、翻砂匠、刷火匠、杂作匠、锉边匠、滚边匠、磨钱匠、洗眼匠。原料和工具则要用煤、罐子、黄沙、木炭、盐和串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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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粱章钜《归田琐记》（道光二十五年）卷二《请铸大钱》：“余在广西巡抚任内，曾有请铸大钱之奏，为户部议格不行。嗣由江苏巡抚任内，引疾得请，于陈谢折内，复申此说，则留中未发。比年于邸报中知某御史亦有以此事陈请者，大约亦必被部驳不行。……今年回福州，廖仪卿观察（鸿藻）亦主此议。……因并录前后二稿示之。近日复读吾乡许画山（作屏）《青阳堂文集》中，亦有《请铸大钱》一疏稿。画山官职非可奏事，当是为某大僚所拟。……其疏后所拟十款，则皆切实可行。……三曰精选铜。选铜之法，请专用红铜，我朝五代之钱，惟雍正钱间有用红铜者，然多经私毁，改造铜器，民间现存者百不得一。……四曰妙给价……今定以交铜之第三年正月令各直省藩司将各州县所解到铜斤，开局鼓铸，先铸当千大钱及当五百大钱。当千者作银一两，当五百者作银五钱。每花户交铜一斤，给当千者三枚，计作银三两；又给当五百者六枚，计作银三两。共合银六两。……五曰擅赢余。……每铜一斤，可铸当千大钱八枚，作银八两，除鼓铸工料之费，每铜斤去银四钱，又除州县运铜脚费，每铜斤去银五分……实存银七两五钱，今以六两给花户作铜价，计每铜斤净余银一两五钱，通计各直省共一千三百余州县，每州县通算约三万家，家输红铜约五斤，每县可得铜十五万斤。各直省通算约可得铜一万九千五百万斤。……约可得银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万。且随时开采……六曰精鼓铸……阴文曰嘉庆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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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咸丰帝对于何绍基的主张批评说：“小钱大钱，制虽异，用实同，现铸小钱，铜尚不足，何况大钱乎？汝知一未知二也。”何绍基的大钱是不减重的，当十钱的重量即为小钱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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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清史列传》周祖培疏：“军兴以来，糜费帑金至二千数百万之多。军事一日未竣，帑饷一日难省。……惟近来铜斤短少，不能增卯多铸。……其京城大小官员之家，若铜盆铜炉之类，散之则有限，聚之则充裕。凡五斤以上铜器，似应付局呈缴。……更可仿照汉唐成法，铸当十当百当千之大钱，因古制而酌今宜，又在部臣之妥为筹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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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偏搜废铜铸钱，其文一面为圣宝或重宝字样，狂悖可哂，而轮廓肉好，亦颇整齐。至今或见之，盖销毁未尽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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