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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50 〔77〕曾友之说见1939年出版的蒋仲川、王守谦合著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有些版本用蒋的名义,有些版本用王的名义)。关于曾国荃漳州军饷的原文是:“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太平天国军在漳州起事,清廷派曾国荃讨伐,事平,即在漳州铸造漳州军饷,正面有曾国荃签字,计重库平七钱强。”又说左签字的为“同治二年清廷派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四年(公元1865年)五月左军克服漳州,铸左宗棠签字之漳州军饷,计重库平七钱弱。”蒋仲川是袁世凯的外孙女婿,自己又是军界中人,这些资料大概是从军界方面听来的。然而所谓曾签字左签字乃是捕风捉影,即使所谈的历史背景可信,也不会由曾左等人签字画押,大概是出于下面监铸人员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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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52 〔78〕郭沫若《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历史研究》1963年第一期)和《再谈有关郑成功银币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二期)。在第一文中,认为所谓曾签字的应为国姓大木,郑成功被赐明朝的国姓,原名大木。所谓左签字的应为朱成功三字的合写。两者铸于1649年到1652年间。我曾提出两点意见。大意是:第一,乾隆以前,外国银元在中国不以个数流通,中国不会铸造外国式的银元。第二,漳州军饷有边纹,这边纹是仿本洋的边纹,但本洋的铸造是18世纪的事。在郭的第二文中对我的两点意见提出了答复。对于我第一个问题引连雅堂的《台湾通史·度支志》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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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54 永历二十八年(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当是时,海舶通商于西南洋者络绎于道,故钱货多随商务以来,而吕宋银尤夥,是为西班牙政府所铸。面画王像,则台人所称佛银者也,重六钱八分,市上贸易以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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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56 这一段讲的是台湾的情形,本不一定适合于漳州。台湾曾被荷兰人侵占过,可能情况有点特殊。可是这一段话证明我的论点也适用于台湾。不管其第一句用的是什么年份,到西班牙的面画王像的佛银经吕宋流入以后,贸易才以此为准。所谓佛银,也叫佛头银,即指有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头像的银元,查理三世是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即位的,那以前西属美洲殖民地只铸过老双柱、切币和新双柱,没有铸过“面画王像”的银元。因此不可能在永历年间就有流通。对于我的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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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58 我也请教过专家,据说:花边的出现不始于墨西哥所铸的本洋,在墨西哥本洋之前,如荷兰币乃至德国币等,在17世纪前半,甚至以前,都早已有了花边,起初是锁边(边纹跨到正反两面,如西式坐垫的缝口),后来出现了切边。这些都是有实物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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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60 首先,我所谈的是西属美洲银元切边的历史,不是西欧银元切边的历史。其次,若就西欧银元切边的历史来说,应以英法为最早,在17世纪已开始了。但边上铸的是坐字,而且英国钱币没有听说流到中国来。法国银元有少数流到广州来,重量同本洋不一样。最后,17世纪前半,荷兰和德国银元都是光边的,我有一枚1742年的荷兰马剑,还是光边。后来银元的边是斜纹边,而且重量在库平八钱以上。如果是仿荷兰银元,时代只有更晚,而不是更早。“为七钱四”的一种正是斜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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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62 〔79〕关于几种台湾银币的发现,我曾向上海钱币业作过一些调查。据戴葆庭说,在1925年前后,他在漳州收到漳州军饷十二枚,两种花押都有;同时收到明命通宝若干枚。没有收到谨慎签字的军饷。似乎当时钱币学界还不知道有那种银币,所以蒋仲川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也没有著录。在漳州发现安南的明命通宝是一件有趣的事。这是道光十三、十四、十五年间铸造的一种新式银元,重库平七钱二分,斜纹边。因此使人怀疑:漳州军饷中的斜纹边也许不是直接仿马剑,而是仿这种明命通宝。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是:乾嘉年间安南所铸的压胜钱(如景兴通宝和景盛通宝)上有锁壳纹的花饰。锁壳纹见于中国古铜器,但中国钱币上没有使用过。安南钱币在福建沿海有大量流通(请参阅本章第二节六),所以锁壳纹边的漳州军饷也许受到安南压胜钱的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守义两次到台湾收购钱币,除七枚漳州军饷外,收到十六枚谨慎签字的。另外有几十枚如意和笔宝银饼以及上千枚的寿星银饼。但没有同治元年的寿星银饼。这种同治元年的寿星银饼是近年一个外国收藏家在汉口发现的,图见施嘉干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但不清晰,很难看出年份来,我在本书的再版中以为也是道光年间所铸。可见漳州军饷在台湾也有流通,只是数量比较少。但也不稀奇,据估计,单是上海藏家就收有三十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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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64 〔80〕《台湾通史》,见本章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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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66 〔81〕S.Well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1863),p.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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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68 〔82〕关于咸丰银饼英人韦利(Wylie)在咸丰七年曾提到王永盛银饼(Coins of the Ta-tsing,or Present Dynas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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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70 〔83〕英人伍德华(Woodward)曾秤过各种咸丰银饼的大小厚薄和重量,但他把仿制品也包括在内。兹选录其中的真品的重量于后,并由英厘化为公分(A.M.Tracey Woodward, The Coins of Shanghai,The China Journal,Vol.XXⅫ,No.2,August,1937)。并同我所藏的几枚的重量附于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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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75 可见是互有轻重的,我另有枚王永盛的一两饼重三六点六四公分。根据伍德华的藏品,每两平均重三六点五二二五公分,根据我的藏品五枚计算,每两平均重三六点六七八公分。十枚合计,每两重三六点六〇四公分。当时的标准重量应比这平均数要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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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77 〔84〕王侠民1946年在台南发现一枚。另外有仿铸的,图形粗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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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79 〔85〕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希元附片。见《吉林通志》卷四〇第八至九页。片中所指显系方孔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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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81 〔86〕Dr.Guiseppe Ros的《吉林の两貨幣》(《货币》第三九号)仅提到铜质样币,但另有银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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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83 〔87〕《清史稿·食货志》。当时对于本位币的重量,有很激烈的争执,主张也很多,最重要的是一两说和七钱二分说。一两是中国固有的重量单位,清末也有用作价值单位的,如上海的规元等。七钱二分说是仿照鹰洋的重量,当时中国各省自己所铸的龙洋也略为七钱二分。而且当时一元合制钱一千文。除了这两说外,还有五钱(即半两,因一两太重,价值太高),三分之一两(卫斯林所主张,用这单位可不必铸造千分之一的小单位,小额钱币成本比较高),十八公分(银币总重二十公分,含纯银十八公分,合制钱一千文),六钱六分六厘(即新币一枚半合银一两),六钱四分八厘(鹰洋含纯银的分量)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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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85 《愚斋存稿》卷一四《附各省督抚币制奏议摘要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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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87 (两江)刘坤一:“似不若仍旧为便。”(以为改铸一两及五钱二钱一钱等式银元,无流通之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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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89 (湖广)张之洞:“京师银圆局断宜铸一两以下四等……至外省现铸之七钱二分暂仍其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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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91 (闽浙)许应骙:“若改铸一两及五钱二钱等圆,仍与用纹银无异。……至闽省贸易,向论圆,不论两,尤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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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93 (云贵)锡良:“滇似以仍铸减成之七钱二分并各小银元听民行使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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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95 (湖广)赵尔巽:“若用一两银元,各国信用与否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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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97 (两广)张人骏:“若改用十成足色之一两暨五钱银圆为主币九成之一钱暨五分……无论主币杂质工耗亏赔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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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2199 (吉林)朱家宝:“若铸一两十足银币,则与旧日生银无异,恐价贱则奸商囤积,价贵则销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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