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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曾友之说见1939年出版的蒋仲川、王守谦合著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有些版本用蒋的名义，有些版本用王的名义）。关于曾国荃漳州军饷的原文是：“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太平天国军在漳州起事，清廷派曾国荃讨伐，事平，即在漳州铸造漳州军饷，正面有曾国荃签字，计重库平七钱强。”又说左签字的为“同治二年清廷派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四年（公元1865年）五月左军克服漳州，铸左宗棠签字之漳州军饷，计重库平七钱弱。”蒋仲川是袁世凯的外孙女婿，自己又是军界中人，这些资料大概是从军界方面听来的。然而所谓曾签字左签字乃是捕风捉影，即使所谈的历史背景可信，也不会由曾左等人签字画押，大概是出于下面监铸人员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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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郭沫若《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历史研究》1963年第一期）和《再谈有关郑成功银币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二期）。在第一文中，认为所谓曾签字的应为国姓大木，郑成功被赐明朝的国姓，原名大木。所谓左签字的应为朱成功三字的合写。两者铸于1649年到1652年间。我曾提出两点意见。大意是：第一，乾隆以前，外国银元在中国不以个数流通，中国不会铸造外国式的银元。第二，漳州军饷有边纹，这边纹是仿本洋的边纹，但本洋的铸造是18世纪的事。在郭的第二文中对我的两点意见提出了答复。对于我第一个问题引连雅堂的《台湾通史·度支志》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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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二十八年（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当是时，海舶通商于西南洋者络绎于道，故钱货多随商务以来，而吕宋银尤夥，是为西班牙政府所铸。面画王像，则台人所称佛银者也，重六钱八分，市上贸易以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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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讲的是台湾的情形，本不一定适合于漳州。台湾曾被荷兰人侵占过，可能情况有点特殊。可是这一段话证明我的论点也适用于台湾。不管其第一句用的是什么年份，到西班牙的面画王像的佛银经吕宋流入以后，贸易才以此为准。所谓佛银，也叫佛头银，即指有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头像的银元，查理三世是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即位的，那以前西属美洲殖民地只铸过老双柱、切币和新双柱，没有铸过“面画王像”的银元。因此不可能在永历年间就有流通。对于我的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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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请教过专家，据说：花边的出现不始于墨西哥所铸的本洋，在墨西哥本洋之前，如荷兰币乃至德国币等，在17世纪前半，甚至以前，都早已有了花边，起初是锁边（边纹跨到正反两面，如西式坐垫的缝口），后来出现了切边。这些都是有实物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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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所谈的是西属美洲银元切边的历史，不是西欧银元切边的历史。其次，若就西欧银元切边的历史来说，应以英法为最早，在17世纪已开始了。但边上铸的是坐字，而且英国钱币没有听说流到中国来。法国银元有少数流到广州来，重量同本洋不一样。最后，17世纪前半，荷兰和德国银元都是光边的，我有一枚1742年的荷兰马剑，还是光边。后来银元的边是斜纹边，而且重量在库平八钱以上。如果是仿荷兰银元，时代只有更晚，而不是更早。“为七钱四”的一种正是斜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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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关于几种台湾银币的发现，我曾向上海钱币业作过一些调查。据戴葆庭说，在1925年前后，他在漳州收到漳州军饷十二枚，两种花押都有；同时收到明命通宝若干枚。没有收到谨慎签字的军饷。似乎当时钱币学界还不知道有那种银币，所以蒋仲川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也没有著录。在漳州发现安南的明命通宝是一件有趣的事。这是道光十三、十四、十五年间铸造的一种新式银元，重库平七钱二分，斜纹边。因此使人怀疑：漳州军饷中的斜纹边也许不是直接仿马剑，而是仿这种明命通宝。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是：乾嘉年间安南所铸的压胜钱（如景兴通宝和景盛通宝）上有锁壳纹的花饰。锁壳纹见于中国古铜器，但中国钱币上没有使用过。安南钱币在福建沿海有大量流通（请参阅本章第二节六），所以锁壳纹边的漳州军饷也许受到安南压胜钱的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守义两次到台湾收购钱币，除七枚漳州军饷外，收到十六枚谨慎签字的。另外有几十枚如意和笔宝银饼以及上千枚的寿星银饼。但没有同治元年的寿星银饼。这种同治元年的寿星银饼是近年一个外国收藏家在汉口发现的，图见施嘉干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但不清晰，很难看出年份来，我在本书的再版中以为也是道光年间所铸。可见漳州军饷在台湾也有流通，只是数量比较少。但也不稀奇，据估计，单是上海藏家就收有三十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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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台湾通史》，见本章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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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S.Well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1863）,p.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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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关于咸丰银饼英人韦利（Wylie）在咸丰七年曾提到王永盛银饼（Coins of the Ta-tsing，or Present Dynas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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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英人伍德华（Woodward）曾秤过各种咸丰银饼的大小厚薄和重量，但他把仿制品也包括在内。兹选录其中的真品的重量于后，并由英厘化为公分（A.M.Tracey Woodward, The Coins of Shanghai，The China Journal，Vol.XXⅫ，No.2，August，1937）。并同我所藏的几枚的重量附于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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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是互有轻重的，我另有枚王永盛的一两饼重三六点六四公分。根据伍德华的藏品，每两平均重三六点五二二五公分，根据我的藏品五枚计算，每两平均重三六点六七八公分。十枚合计，每两重三六点六〇四公分。当时的标准重量应比这平均数要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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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王侠民1946年在台南发现一枚。另外有仿铸的，图形粗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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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希元附片。见《吉林通志》卷四〇第八至九页。片中所指显系方孔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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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Dr.Guiseppe Ros的《吉林の两貨幣》（《货币》第三九号）仅提到铜质样币，但另有银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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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清史稿·食货志》。当时对于本位币的重量，有很激烈的争执，主张也很多，最重要的是一两说和七钱二分说。一两是中国固有的重量单位，清末也有用作价值单位的，如上海的规元等。七钱二分说是仿照鹰洋的重量，当时中国各省自己所铸的龙洋也略为七钱二分。而且当时一元合制钱一千文。除了这两说外，还有五钱（即半两，因一两太重，价值太高），三分之一两（卫斯林所主张，用这单位可不必铸造千分之一的小单位，小额钱币成本比较高），十八公分（银币总重二十公分，含纯银十八公分，合制钱一千文），六钱六分六厘（即新币一枚半合银一两），六钱四分八厘（鹰洋含纯银的分量）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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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斋存稿》卷一四《附各省督抚币制奏议摘要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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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刘坤一：“似不若仍旧为便。”（以为改铸一两及五钱二钱一钱等式银元，无流通之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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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张之洞：“京师银圆局断宜铸一两以下四等……至外省现铸之七钱二分暂仍其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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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许应骙：“若改铸一两及五钱二钱等圆，仍与用纹银无异。……至闽省贸易，向论圆，不论两，尤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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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锡良：“滇似以仍铸减成之七钱二分并各小银元听民行使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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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赵尔巽：“若用一两银元，各国信用与否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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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张人骏：“若改用十成足色之一两暨五钱银圆为主币九成之一钱暨五分……无论主币杂质工耗亏赔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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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朱家宝：“若铸一两十足银币，则与旧日生银无异，恐价贱则奸商囤积，价贵则销毁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