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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石头记》（乾隆时作）卷五一：“宝玉道，王太医来了，给他多少？婆子笑道，……这个新的来了，一次须得给他一两银子。……宝玉听说，便命麝月去取银子。……于是开了抽屉，才看见一个小筐箩内放着几块银子，倒也有一杆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块银提起戥子来，问宝玉那是一两的星么？宝玉笑道，你问的我有趣儿。你倒成了是才来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问人。宝玉道，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又不做买卖，算这些做什么？麝月听了，便放下戥子，拣了块掂了一掂，笑道，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了些，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认得戥子，倒说咱们有心小气似的。婆子站在门口笑道，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个，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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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摩斯（H.B.Morse）在其《东印度公司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1926）中，不能肯定所谓国家塔勒（rixdollar）的国籍，只说来自北欧或日耳曼帝国。按rixdollar一字乃英文，而英美没有这种银元，所以系译名。丹麦称为rigsdaler，瑞典称为riksdaler，日耳曼帝国称为reichsthaler，荷兰称为rijksdaalder。荷兰的这种银元，成色比其他荷兰银元低。1583年所铸的为百分之八十八点五，1606年以后减为百分之八十七点五，其他荷兰银元成色都在九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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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Vol. Ⅱ，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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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六年四月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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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六《钱币考》乾隆十年：“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其银皆范为钱式，来自西南二洋。约有数等：大者曰马钱，为海马形；次曰花边钱；又次曰十字钱。花边钱亦有大中小三等：大者重七钱有奇，中者重三钱有奇，小者重一钱有奇。又有刻作人面，或为全身，其背为宫室器皿禽兽花草之类，环以番字。亦有两面皆为人形者。闽粤之人，称为番银，或称为花边银。凡荷兰佛兰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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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庸盦笔记》，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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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ch. LXⅧ，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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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清宣宗实录》卷一六三，道光九年十二月乙亥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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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把美国的第一版银元上的自由神看作华盛顿像。这种错误在美国本国也有人犯过。美国钱币学界称这种银元为flowing hair，为披发的意思，译为蓬头，也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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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诸联《明斋小识》卷一二《洋钱》：“闻古老云，乾隆初年，市上咸用银。二十年后，银少而钱多，偶有洋钱，不为交易用也。嗣后洋钱盛行，每个重七钱三分五厘。有小洁、广板、建板、闽板、浙板、锡板、苏板之名，三工、四工、工半、正底、反衣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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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关于白银输入的数字，请参阅本章第二节四“清代白银输入表（一）”。这是最低额。自嘉庆十二年到道光十三年东印度公司由中国输出的白银而有确数可查的是七二四三九九六九元，其他国家曾输出四〇七三八一六元（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这就说明自康熙二十年到道光十三年输入中国的白银总数当在一亿七千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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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邹弢《三借庐笔谈》（光绪初年）卷五《鹰洋》：“英法两国所用之洋，各有款式，彼此不能通用。今中国所用之洋，面上有鹰，遂误鹰洋为英洋，谓洋自英吉利所铸，而不知非也。此洋皆铸自墨西哥，运来中国；实与英吉利无与。此洋亦不能用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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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W.F.Spalding, Eastern Exchange, Currency ＆ Finance,p.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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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东华续录》乾隆一一二，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乙丑：“御书寿字以赐，以为新春吉庆。并加赏金线葫芦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对，内分贮金钱二个，金八宝一分。”《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九第三乾隆六十年十二月谕曰：“……特赏福康安和琳……金银钱各二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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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一第四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东华续录》乾隆一一六，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谕：“再所定藏内鼓铸银钱章程，亦只可如此办理，藏内既不产铜，所需鼓铸钱文铜斤，仍向滇省采买。自滇至藏，一路崇山峻岭，购运维艰，自不若仍铸银钱，较为省便。但阅所进钱模，正面铸乾隆通宝四字，背面铸宝藏二字，俱用唐古特字，模印并无汉字，于同文规制，尚为未协；所铸银钱，其正面用汉字铸乾隆宝藏四字，背面用唐古特字亦铸乾隆宝藏四字。……”《大清会典》卷二一《户部》也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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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卫藏通志》卷一〇《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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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C.F.Remer, Readings in Economics for China,p.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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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清史稿·食货志五·钱法》道光十三年黄爵滋《奏纹银洋钱应并禁出洋疏》。同书卷一七二《祁嶲藻传》：“道光十九年……并禁漳泉两府行使夷钱夹带私铸者。”林则徐《苏省并无洋银出洋折》（道光十五年）：“内地镕化纹银，仿铸洋银，如原奏（指黄爵滋）苏板、吴庄、锡板等名目，向来诚有此种作伪之弊，然仿铸原以牟利，自必搀杂铜铅，然后有利可牟。而民间近来兑验洋银，极为精细，苏板等类，较洋板成色悬殊，以之兑银，价值大减，是以客商剔出不用。”《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二四一道光十三年七月庚申谕：“兹据该御史（黄爵滋）奏称，纹银出洋有禁，而洋银出洋无禁，内地仿铸洋银者多，诚恐不能尽绝偷漏。”盛子履《泉史》（著于嘉道年间）卷一四《洋钱》：“特洋钱盛行之后，内地仿铸者兴。洋钱通行。且外洋铸钱，本非足色好银，仿铸者银色更低。甚至包铜和锡，纷纷作伪。夫以七钱二分之低银，可易千余文之制钱，贸易货物，则又虚抬其价，于是沿海奸民，视为利薮，足色好银搀和铅铜，以铸洋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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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光绪三年三月初七日《申报·论自铸银钱之便》。又冯桂芬《罢关征议》：“侯官林文忠公，造银饼。初亦使用，未几即质杂，市中拆之为零银，银饼遂废。”（《校邠庐抗议》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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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林文忠公政书·江苏奏稿》卷一《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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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平贼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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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周腾虎《铸银钱说》。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八《户政·钱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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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连雅堂《台湾通史》（著于1920年）第八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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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S.Well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1863）, p.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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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连雅堂《台湾通史·度支志》：“咸丰三年，林恭之变，攻围郡治。塘报时绝，藩饷不至；而府库存元宝数十万两，滞重不易行。乃为权宜之策，召匠鼓铸，为银三种，曰寿星，曰花篮，曰剑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钱八分，银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库二字，所以别洋银也。是为台湾自铸银元。”这里所谓花篮，应当是指如意银饼背面的聚宝盆。剑秤是指笔宝银饼，笔和剑相像。寿星银饼是道光年间开铸的，也许咸丰年间续有铸造。但如意和笔宝似乎不应当是同时同地为同一单位所铸造。如果是同一单位，那么，时间上应稍有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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