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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清史稿·食货志》：“定议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钞二千抵银一两。票钞亦准是互相抵，民间完纳丁粮税课及一切官款，亦准五成，京外应放库款亦如之。”又：“七年，令顺天直隶各属钱粮，自本年上忙始，以实银四成、宝钞三成、当十铜铁大钱三成搭交，一切用项，亦按成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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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清朝续文献通考》：“同治元年谕……据称京师自上年清理官钱票后，钱价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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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郑观应《盛世危言》（光绪十八年）卷四《银行上》：“若今之洋商所用之银票，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看虚实，不论多少，惟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虽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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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光绪二十年左右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条陈请行钞法并设银行折》：“方今时势急迫，仓猝聚亿万之财，收亿万之利，舍钞法别无良图。欲行钞法，舍银行无以取信。……夫泰西各国之富，犹赖钞法以济用，则行钞之利可知矣。查日本维新以前，国势凌弱，行钞法而即转为强。俄罗斯昔时地广民贫，行钞数十年国用充裕，至今赖以周转。此皆仿西法而著明效者。奴才于光绪初年在黑龙江副都统任内，亲见爱珲商贾，行用皆系俄帖，且华商购办货物，必须以银易帖，始可易货，以致边界数百里，俄帖充滥，不下数百万。迨后调任珲春，见华俄互市，仍以俄帖为重，由今思之，中国如早行钞票，则以票换帖，自足相抵，亦可堵塞边隅漏卮。”《清史稿》卷二三《德宗本纪》光绪二十一年五月谕：“近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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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这种钞票系钱币业的王守义在台湾发现的，一大员票发现二十张，五大员票十张，拾大员票六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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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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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卫藏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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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彭述奏文有谓：“至于经久无弊，则在出票必有限制。西人言计学者，以储银得票之二成为足数兑换。惟中国当民信未孚之日，未可遽涉虚浮，必须开办之初，估计库款实储若干，制票即如其数；俟票已畅行，再酌量渐增，多于现储之一倍二倍而止。仍随时考察市面银根之盈绌而衰益之。其民间之私票，不必遽禁，俟官票通行，即无私票，亦足以资周转，自应量加限制。可仿印花税之法，凡商民出私票者，多黏印花，课以值百抽几之税。惟制票应由户部慎选工匠，严密监造，闻各省在外洋制票及印花，颇有伪造，不可不防。”（《财政部币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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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户部奏折有谓：“查银行为财政之枢纽，而纸币又为银行之枢纽。各国银行之设，平时发行纸币，收集金银现款。……大致银行通例，按照纸币数目，至少须储款十分之三；其余即以所购公债票及各项产业为抵，是以帑项可得周转之益，而兑换亦无匮乏之虞。臣部上年三月间，奏定试办银行章程，本有发行纸币之条。今该给事中请行钞票，核其所陈办法……均与臣部拟议者，大略相同。……惟购机器，选募工匠，非迟至年余，不能集事。银行急须开设，确难久待。查北洋官报局，备有印刷机器，所印票纸，颇极精良，且系中国官局，与外洋定制不同，现已饬该银行总办等与该局妥订合同，俾先制备应用。俟臣部购机设厂后，再行自制……”（《财政部币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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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钱币考》康熙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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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见《野叟曝言》第二一回和第一六回。康熙年间的物价，可以从该书的记载上看出来。第一六回有：“又李道，你这茶几个钱一壶？店家道，茶是两文一壶，馒头、糖片、瓜子、腐干都是四文一卖。又李在顺袋内摸出两文钱来道，拿钱去，我止吃你半杯茶也算一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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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虞初新志》卷之一九《讱庵偶笔》康熙十二年上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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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皇朝文献通考》康熙二十三年陈廷敬疏：“欲除毁钱之弊，求制钱之多，莫若铸稍轻之钱……总计宝泉宝源二局，每年各处动税课银二十五万三千两，办解铜三百八十九万二千三百七斤有奇，内除耗铜三十五万三百七斤有奇，净铜三百五十四万二千斤，见铸钱四十万四千八百串，今若改每文重一钱，计每年可多铸钱十六万一千九百二十串，此利于民而亦利于国者也。”按陈廷敬所引铸钱数字，和《清实录》及《东华录》所记数字不符。据《清实录》及《东华录》所载，康熙二十三年前后，每年铸钱均为二十九万四千多贯。减重后也未加铸。或者《清实录》所载乃宝泉一局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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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清史稿》卷五四《萧永藻》：“康熙三十六年……疏言，钱多价贱，每千市价三钱二三分。兵领一两之饷，不及数钱之用……请暂停鼓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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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清史稿》卷五三《汤右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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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皇朝文献通考·钱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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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钱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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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东华续录》乾隆八，乾隆三年八月乙酉：“谕御史穑鲁……奏请铸当十钱，每钱一文重四钱，当小钱之十，见今制钱之五。大钱四十文得铜一斤，则钱价浮于铜价，盗销之弊，可不屏自除，并请复设钱行经纪等语……持论悖谬，妄欲变乱成法……穑鲁著交部严加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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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唐与昆《制钱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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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三《户政二八·钱币下》，乾隆二年给事中田懋上《平钱价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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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东华续录》乾隆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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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乾隆六年三月癸未：“广东粮道朱叔权奏称钱贵由于钱少……昔年交易但用银，且古钱与银兼用，今则用银者多改用钱，用古钱者多改用今钱。即如黄河以南及苗疆各处，俱系用黄钱。……用饬地方官，劝民银钱兼用，自数两以上，毋专用钱，庶钱价平减。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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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东华续录》乾隆三六：“十七年七月甲申谕军机大臣等，向闻滨海地方，有行使宽永钱文之处。乾隆十四年曾经方观承奏请查禁，朕以见在制钱昂贵，未令深究，且以为不过如市井所称翦边砂板之类，仍属本朝名号耳。乃近日浙省搜获贼犯海票一案，又有行使宽永钱之语，竟系宽永通宝字样。夫制钱国宝，且系纪元年号，即或私铸小钱，搀和行使，其罪止于私铸，若别有宽永通宝钱文，则其由来不可不严为查究。又闻江淮以南，米市盐场，行使尤多，每银一两，所易制钱内，此项钱文几及其半。既铸成钱文，又入市行使，则必有开炉发卖之处。”又尹继善庄有恭等奏：“宽永钱文乃东洋倭地所铸，由内地商船带回江苏之上海，浙江之宁波、乍浦等海口，行使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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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大清会典》卷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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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清实录》所载顺治、康熙、雍正三朝铸钱数字如下（应系北京宝泉局一局的数字，请参阅本节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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