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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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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胀与再平衡：“后危机时代”的抉择 最好不要再次阻止经济的自然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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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公布的2010年第二季度经济数据多项指标出现明显减速，很多要求政策放松的鼓噪再次兴起。在我看来，经济减速再正常不过，目前中国经济只不过是重回2007年周期高点的回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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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要回头看看，才能清醒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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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实际上就已经见了顶，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减速，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明显拐点。这说明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已明显放慢，企业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消化成本上升的难度加大，利润增长被明显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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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多把当时中国经济下行的账算到中国人民银行紧缩货币的头上，最后世界金融危机一来，刚刚开始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就被“反危机”政策全面颠覆。世间没有后悔药，往往一些历史偶然事件的发生可能就会改变一个国家原本正确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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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经济真的再次面临“二次探底”吗？减速很正常，现在这个速度是违背经济的内生规律硬推上去的。但经济短时间内还掉不下来，短期内再现2009年第一季度马鞍形的崩跌情况的可能性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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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忘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是两年的，中央投资是留有后手的，只要需要，“钟摆效应”随时可能再次摆到“保增长”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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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新开工项目涉及的投资规模高达29万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0％。2010年新开工增速到2010年7月为止仍然高达29％，而这是在2009年翻一倍的高基数上的再次增长。即便未来房地产投资热情或许会冷却，但中国的高投资在未来数年也难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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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实体真的缺钱吗？在中国，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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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企业部门从银行借出的钱超出其投资实际支出累计已经高达2.1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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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银行体系如火如荼的表外腾挪。在银行“应收款项类投资”科目下，信贷资产腾挪活跃，2010年1～4月，信托理财产品发放金额高达1.88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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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正规渠道要放出的7.5万亿元的核定信贷规模。2010年供实体支用的资金规模绝对不在2009年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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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防止短期的所谓“二次探底”，很简单，只要稍稍放开平台和房地产的行政管制就可以了。但除了这两个原本就极度扭曲的方向之外，中国其他部门长期增长的动力早在2007年就开始渐次枯竭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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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驱动力正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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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劳动力红利。一般而言，经济体一旦越过“刘易斯拐点”〔4〕，劳动报酬就会加速上升。而中国工资的快速上升似乎比人口结构的“刘易斯拐点”还要提早了四五年（学者测算中国劳动力的“刘易斯拐点”要发生在2015年后）。个中缘由，只能是泡沫经济吞噬掉了上天赐给中国的这一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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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发的货币大量涌向资本品，土地和地产价格近年来急剧上涨，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也随之上涨，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却在下降，而且已经达到了不能承受的地步，这当然就会倒逼工资上涨。这些都是相对的，务工成本上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上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价格必然也会趋势性地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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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工业的利润则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从实体流出，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上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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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市场化改革所累积的制度红利被近10年越来越强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消磨殆尽。国家越刺激，私人资本生存得越发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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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全球化红利的迅速衰退。21世纪，中国承接了世界工厂的位子并获得了巨大的贸易，2001～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涨了一倍，同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而在“后危机时代”，全球化的主题已被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所替代，中国的出口面临着全球性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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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加息决策之所以如此艰难，并非宏观决策者不清楚中国早已是“负利率”的事实，而是中国经济中最强势的部门——地方政府和银行的意愿决定了货币政策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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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在之后数个月将冲到年内新高，中国人民银行或许会象征性地有所加息，当然也就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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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这样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即便是储备货币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只能说，宏观决策者心底仍冀望于无痛疗法，既不想升值也不想加息，这或许是一种无奈。的确，中国经济一旦放缓脚步，很多棘手的问题会立刻化身幽灵从盖子下冒出来，在没有把握处理的情况下，只能捂住。但谁又能保证在更长的时间内，这些幽灵不会进一步演变成更加难以对付的魔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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