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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经济结果是：经济减速。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宏观调控的两难，其实还是老问题：我们是要保持高速度，还是要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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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三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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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使得对于它总是会出现一些新说法，这些说法往往似是而非，令人难以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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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关于中国经济有三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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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伪命题是输入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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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看，自2003年开始，中国市场每年被注入的净头寸都是大剂量的。尽管这段时期中国央行很忙，但依然无法对冲掉外来之水。我们把这个注水泵叫“外汇占款”。因此有些经济学家很愿意将中国通胀的责任都推到美国头上，喜欢说“输入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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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镜像互补”，全球经济作为一个开放经济，整体是平衡的。如果美国失衡，外部就必然得有一个经济体也失衡，并与之弥补，全球经济才能长时间运转。近40年来，全球经济一直以“商品美元循环”和“石油美元循环”的方式运行，缺了谁都玩不转。这是美国、新兴国家和资源国家互动的结果。简单说，美国印钱，必须有外部世界接受，信用规模才可能膨胀。否则，如果新兴国家都筑坝挡水，美国财政赤字无限度地增加下去，就会促使资金从国债市场抽逃，而债务市场的崩溃将拖垮经济，美国最终会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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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越刺激经济，越不减速，越是当前美国经济决策者最乐见的。因为这拓展了美国量化宽松的空间。那些鼓励中国放水冲沙，与美国大打货币战的人是“不怀好意”的。中国如不主动收紧货币，通胀肯定会演变为长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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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伪命题是汇率绑架利率（加息引致“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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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引致‘热钱’和升值压力”是个习惯性的误区。各类“想当然”的研究者不断地重复着这一根本没有得到实证的结论，最后大家都相信它是真的。但恰恰这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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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逻辑是这样的：人民币内在的升值压力来自于经济的超速增长，进来的钱是搏泡沫和价差的，而非息差，如果国内坚定减速，抑制资产泡沫，跨境资本流入的压力就会减少，升值压力就会减轻。市场投资者也是这样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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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口增速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即外汇占款增量－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强的正相关，而进口增速通常被认为与国内需求（投资品）的增减相对应。过往几年的经验数据表明，当国内宏观调控加码，内需被抑制（进口减速）时，跨境资本流向将出现逆转，钱开始减少进入国内，甚至会流出境外。这是市场投资者的选择，与内在经济的逻辑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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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跨境资本流动与国内宏观调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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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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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伪命题是经济减速对于就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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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减速的冲击和央行紧缩政策的冲击被严重夸大了，经济减速造成就业压力在逻辑上并不构成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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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要“保八”的理由一直都是就业，特别是2000余万农民工的就业，关系到社会稳定。没有人论证过为什么是这个数字，也没有人怀疑过其中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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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讲，一个经济体的实体化越高，抗冲击的弹性就越大，中国是一个有强大制造部门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弹性在主要经济体中应属最高之列。这正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为什么能在流动性危机的冲击后迅速复原，而今天的希腊却不能。随着流动性退潮，商品价格下跌，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会变强，经济在承压后很快就能恢复均衡。成本下降对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有利的，对于促进就业是正向的。这样企业家就不会被成本逼迫着用机器替代人工和转移工厂，甚至干脆离开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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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讲，空心化的经济体受流动性紧缩的冲击肯定很大，因为其资产部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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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经济减速的成本是由资产部门（银行、地产和地方政府）来承担的，而不是中国劳工。紧缩与就业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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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稳健、审慎灵活”——笃信市场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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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于“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这是关于处理“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宏观目标的关系的政策原则，基本可以解读为宏观决策层不太会采取全局性紧缩的调控来应对当前日益严重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希望需求管理和供给疗法搭配（“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发展和改革来解决各种棘手问题，如结构失衡、泡沫和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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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宏观管理者一方面开始着手修正过往极宽的货币条件，回归稳健，但另一方面还是要防止因经济减速而出现泡沫的刚性破裂；选择的是“做实泡沫”的思路，希望实现通胀和泡沫的“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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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稳健”，我的理解是修正某些时候极端的“宽”，回归2003年以来常态的“宽”，货币条件要能满足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讲，要能维持当下人民币资产的估值水平。因为一旦资产出现下行，就意味着经济明显减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