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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讲，一个经济体的实体化越高，抗冲击的弹性就越大，中国是一个有强大制造部门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弹性在主要经济体中应属最高之列。这正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为什么能在流动性危机的冲击后迅速复原，而今天的希腊却不能。随着流动性退潮，商品价格下跌，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会变强，经济在承压后很快就能恢复均衡。成本下降对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有利的，对于促进就业是正向的。这样企业家就不会被成本逼迫着用机器替代人工和转移工厂，甚至干脆离开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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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讲，空心化的经济体受流动性紧缩的冲击肯定很大，因为其资产部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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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经济减速的成本是由资产部门（银行、地产和地方政府）来承担的，而不是中国劳工。紧缩与就业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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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稳健、审慎灵活”——笃信市场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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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于“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这是关于处理“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宏观目标的关系的政策原则，基本可以解读为宏观决策层不太会采取全局性紧缩的调控来应对当前日益严重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希望需求管理和供给疗法搭配（“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发展和改革来解决各种棘手问题，如结构失衡、泡沫和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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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宏观管理者一方面开始着手修正过往极宽的货币条件，回归稳健，但另一方面还是要防止因经济减速而出现泡沫的刚性破裂；选择的是“做实泡沫”的思路，希望实现通胀和泡沫的“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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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稳健”，我的理解是修正某些时候极端的“宽”，回归2003年以来常态的“宽”，货币条件要能满足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讲，要能维持当下人民币资产的估值水平。因为一旦资产出现下行，就意味着经济明显减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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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没有提出具体的数量指标。时下传出的2011年15％～16％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对应的可能是一个较为保守的经济增速（8％）。从现在态势看，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9.5％～10％的水平是大概率的，所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在15％以上。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2～3个点的金融深化的货币需要，最后执行下来，2011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可能和2010年差不多，还会维持在1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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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信贷计划会比较紧，这也很好理解。中国经过两年的信贷高速扩张，未来必然会进入一个清理扩张后遗留风险的时期，包括房地产、政府平台贷款和过剩产能等等。信贷增速也会从2009年的33％的高峰逐级压缩至20％以下，甚至15％都是有可能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用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四大监管指标织了一张监管的高压网，剑指国内商业银行粗放式管理模式存在的诸多风险隐患。毋庸置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一定是谁扩张，谁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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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预测2011年的信贷指标与2010年最初核定的7.5万亿元相当。但如果2011年中国经济不发生有效减速（经济增速掉到9％以下），总的信用供给规模不会减少（信用规模和经济总量增速有稳定的数据关系），信贷不能满足的部分，很可能就会通过债券市场来满足。2011年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私募企业债，甚至地方政府项目债放行都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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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传递出的信息是，中国的决策者可能希望在不逆转货币条件的情况下，加快供给层面的改革（官方的说法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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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积极财政政策成为重要的给力点。通过在民生方向扩张供给，如大力推进公屋建设计划，大力推进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建设，消除家庭的不安全感，提升他们的实际支付能力和收入，实质性提高消费能力；通过减税和减费（特别是减少企业上交的社保费用），推动私人部门和民营经济发展，扩大就业；通过对中低收入者发放生活补贴，增强其忍耐通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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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中国选择的方向并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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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所担忧的是，在通胀和泡沫条件下，结构性改革是否能够有效地进行？通胀和泡沫都是逆国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如果不首先将其压下去，反过来就会损害结构性改革的效果，甚至不得不停滞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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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大国经济史上，目前还难以找到平衡政策完成重大利益结构调整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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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保罗·沃尔克是通过大幅加息把通胀和泡沫打下去后，制造了一个小型衰退，然后才有里根的结构性供给疗法的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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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选择的很可能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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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根据经典的周期理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是必经的四个过程。经济要走出危机，必须出现熊彼特式的“破坏性创造”，它来自于对既有资源配置结构的根本性调整，从而产生出新的经济模式和财富创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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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条和阵痛其实是经济进行自我疗伤的一个必然过程，只有经历过萧条和阵痛，未来的繁荣才会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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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凯恩斯经济学派将“熨平经济波动”上升至政府理所应当的职责之时，其实经济的自然规律也被改变，于是萧条不常出现，取而代之的却是衰退结束得更快，但复苏却不得不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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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正是笃信市场经济研究者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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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0年2月7日参加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咨询会时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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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胀与再平衡：“后危机时代”的抉择 求赎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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