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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结构的拐点引发的工资上涨应该是一个均匀释放的过程，可能会像“沙丘”一样平缓，日本的经验反映了这一过程。而2006年以来，中国劳工工资的上涨却像“峭壁”一样陡峭，令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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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红利的释放完全有条件比日本更均匀、更持续一些，因为中国广袤的国土和区域差异可以使这一过程有足够的纵深，资方可以将工厂迁往内地，或可以用机器替代人工。但当下内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快速上涨，所以，薪酬上涨呈现出全局性的异常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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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认为，一个国家在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主要是因为维持“生存线”的工资水平上涨。所以，我们不得不回望货币的泡沫，某种程度的确是泡沫吞噬了中国的劳动力红利。中国可能提早了10年迎来劳工工资的急剧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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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量货币大量涌向资本品，土地和地产价格近年来急剧上涨，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也随之上涨，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却在下降，而且已经达到了不能承受的地步，这当然就会倒逼工资上涨。这些都是相对的，务工成本上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上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价格必然也会趋势性地上涨。反过来工业的利润则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从实体流出，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上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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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紧货币是作用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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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认同中国通胀长期性的货币逻辑：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物价上涨，治理通胀的方向其实就变得非常清晰，调控的关键在于逻辑的中间环节：资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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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紧货币并不直接作用于物价，而是针对资产泡沫，资产价格一旦下行，今天碰到的难题可能就都不再是问题，通胀、人民币升值等压力也会自然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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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经济结果是：经济减速。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宏观调控的两难，其实还是老问题：我们是要保持高速度，还是要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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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三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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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使得对于它总是会出现一些新说法，这些说法往往似是而非，令人难以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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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关于中国经济有三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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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伪命题是输入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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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看，自2003年开始，中国市场每年被注入的净头寸都是大剂量的。尽管这段时期中国央行很忙，但依然无法对冲掉外来之水。我们把这个注水泵叫“外汇占款”。因此有些经济学家很愿意将中国通胀的责任都推到美国头上，喜欢说“输入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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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镜像互补”，全球经济作为一个开放经济，整体是平衡的。如果美国失衡，外部就必然得有一个经济体也失衡，并与之弥补，全球经济才能长时间运转。近40年来，全球经济一直以“商品美元循环”和“石油美元循环”的方式运行，缺了谁都玩不转。这是美国、新兴国家和资源国家互动的结果。简单说，美国印钱，必须有外部世界接受，信用规模才可能膨胀。否则，如果新兴国家都筑坝挡水，美国财政赤字无限度地增加下去，就会促使资金从国债市场抽逃，而债务市场的崩溃将拖垮经济，美国最终会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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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越刺激经济，越不减速，越是当前美国经济决策者最乐见的。因为这拓展了美国量化宽松的空间。那些鼓励中国放水冲沙，与美国大打货币战的人是“不怀好意”的。中国如不主动收紧货币，通胀肯定会演变为长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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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伪命题是汇率绑架利率（加息引致“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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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引致‘热钱’和升值压力”是个习惯性的误区。各类“想当然”的研究者不断地重复着这一根本没有得到实证的结论，最后大家都相信它是真的。但恰恰这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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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逻辑是这样的：人民币内在的升值压力来自于经济的超速增长，进来的钱是搏泡沫和价差的，而非息差，如果国内坚定减速，抑制资产泡沫，跨境资本流入的压力就会减少，升值压力就会减轻。市场投资者也是这样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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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口增速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即外汇占款增量－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强的正相关，而进口增速通常被认为与国内需求（投资品）的增减相对应。过往几年的经验数据表明，当国内宏观调控加码，内需被抑制（进口减速）时，跨境资本流向将出现逆转，钱开始减少进入国内，甚至会流出境外。这是市场投资者的选择，与内在经济的逻辑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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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跨境资本流动与国内宏观调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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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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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伪命题是经济减速对于就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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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减速的冲击和央行紧缩政策的冲击被严重夸大了，经济减速造成就业压力在逻辑上并不构成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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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要“保八”的理由一直都是就业，特别是2000余万农民工的就业，关系到社会稳定。没有人论证过为什么是这个数字，也没有人怀疑过其中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