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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结构的拐点引发的工资上涨应该是一个均匀释放的过程,可能会像“沙丘”一样平缓,日本的经验反映了这一过程。而2006年以来,中国劳工工资的上涨却像“峭壁”一样陡峭,令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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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红利的释放完全有条件比日本更均匀、更持续一些,因为中国广袤的国土和区域差异可以使这一过程有足够的纵深,资方可以将工厂迁往内地,或可以用机器替代人工。但当下内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快速上涨,所以,薪酬上涨呈现出全局性的异常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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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认为,一个国家在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主要是因为维持“生存线”的工资水平上涨。所以,我们不得不回望货币的泡沫,某种程度的确是泡沫吞噬了中国的劳动力红利。中国可能提早了10年迎来劳工工资的急剧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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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量货币大量涌向资本品,土地和地产价格近年来急剧上涨,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也随之上涨,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却在下降,而且已经达到了不能承受的地步,这当然就会倒逼工资上涨。这些都是相对的,务工成本上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上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价格必然也会趋势性地上涨。反过来工业的利润则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从实体流出,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上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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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紧货币是作用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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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认同中国通胀长期性的货币逻辑: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物价上涨,治理通胀的方向其实就变得非常清晰,调控的关键在于逻辑的中间环节:资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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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紧货币并不直接作用于物价,而是针对资产泡沫,资产价格一旦下行,今天碰到的难题可能就都不再是问题,通胀、人民币升值等压力也会自然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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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经济结果是:经济减速。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宏观调控的两难,其实还是老问题:我们是要保持高速度,还是要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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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三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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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使得对于它总是会出现一些新说法,这些说法往往似是而非,令人难以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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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关于中国经济有三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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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伪命题是输入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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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看,自2003年开始,中国市场每年被注入的净头寸都是大剂量的。尽管这段时期中国央行很忙,但依然无法对冲掉外来之水。我们把这个注水泵叫“外汇占款”。因此有些经济学家很愿意将中国通胀的责任都推到美国头上,喜欢说“输入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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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镜像互补”,全球经济作为一个开放经济,整体是平衡的。如果美国失衡,外部就必然得有一个经济体也失衡,并与之弥补,全球经济才能长时间运转。近40年来,全球经济一直以“商品美元循环”和“石油美元循环”的方式运行,缺了谁都玩不转。这是美国、新兴国家和资源国家互动的结果。简单说,美国印钱,必须有外部世界接受,信用规模才可能膨胀。否则,如果新兴国家都筑坝挡水,美国财政赤字无限度地增加下去,就会促使资金从国债市场抽逃,而债务市场的崩溃将拖垮经济,美国最终会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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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越刺激经济,越不减速,越是当前美国经济决策者最乐见的。因为这拓展了美国量化宽松的空间。那些鼓励中国放水冲沙,与美国大打货币战的人是“不怀好意”的。中国如不主动收紧货币,通胀肯定会演变为长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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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伪命题是汇率绑架利率(加息引致“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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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引致‘热钱’和升值压力”是个习惯性的误区。各类“想当然”的研究者不断地重复着这一根本没有得到实证的结论,最后大家都相信它是真的。但恰恰这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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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逻辑是这样的:人民币内在的升值压力来自于经济的超速增长,进来的钱是搏泡沫和价差的,而非息差,如果国内坚定减速,抑制资产泡沫,跨境资本流入的压力就会减少,升值压力就会减轻。市场投资者也是这样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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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口增速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即外汇占款增量-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强的正相关,而进口增速通常被认为与国内需求(投资品)的增减相对应。过往几年的经验数据表明,当国内宏观调控加码,内需被抑制(进口减速)时,跨境资本流向将出现逆转,钱开始减少进入国内,甚至会流出境外。这是市场投资者的选择,与内在经济的逻辑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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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跨境资本流动与国内宏观调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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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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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伪命题是经济减速对于就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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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减速的冲击和央行紧缩政策的冲击被严重夸大了,经济减速造成就业压力在逻辑上并不构成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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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要“保八”的理由一直都是就业,特别是2000余万农民工的就业,关系到社会稳定。没有人论证过为什么是这个数字,也没有人怀疑过其中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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