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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之后，德国发生了超级通货膨胀，外国货币成为替代货币。“二战”之后，盟军占领地区当局在实施价格和工资管控过程中，对货币采取了极其严厉的管制措施，因此人们很难使用外国货币作为替代货币。然而，市场上使用替代货币的压力十分巨大，以至于香烟和干邑白兰地也都成为替代货币，这些商品所具有的经济价值远比纯粹的商品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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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我曾经有过亲身体验，如何把香烟当作货币来使用。当时，德国已经重建了稳定的货币，德国马克纸币再次成为统一的流通媒介。那时，我作为主管马歇尔计划的美国政府顾问，在巴黎逗留了几个月之后，驱车一路赶往德国新设立的临时首都，同时也是美国占领军基地的所在地——法兰克福。我那时驾驶的是一辆“4CV”汽车（一种雷诺牌小型汽车），因此，我不得不停下来加满汽油。碰巧我没带德国马克，因为我到达法兰克福就可以拿到配发的德国马克。不过，我身上有美元、法郎和英镑。但是，那位帮我加油的德国妇女却不肯接受这些外币——这在当时是非法的，因此，她用德语问我：“你有其他商品吗？”然后马上用英语又问了一遍。最后，我们很愉快地达成了交易：我给了她一条香烟（我在巴黎的美军小卖部购买的时候，只花了1美元，别忘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价格），也就是说她给我加满了官价4美元的汽油，而我却用花费1美元从美军小卖部购买的香烟支付了这笔汽油费。对于德国妇女来说，她用4美元的汽油换来了价值4美元的香烟，而在我看来，我用1美元的香烟换来了价值1美元的汽油。我们双方都非常满意。但是，正如我后来常常问我的学生们的问题，那另外的3美元到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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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补充说明一下，在那之前几年，在路德维希·埃哈德进行1948年货币改革之前——这一改革是德国战后庞大经济复苏计划的第一步，按照那时德国马克的官方汇率，这条香烟的价格可远高于4美元。当作为替代货币使用的时候，香烟一般都是按包计算，甚至是按支来进行交易，而不是按条来交易的——因为整条香烟的面值太大，价值要远超绝大多数商品。外国人常常感到十分惊讶，觉得德国人非常迷恋美国的香烟，甚至愿意支付高昂的价格来购买。德国人通常的回答是：“他们买烟不是用来抽的，而是用来进行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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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香烟（或干邑白兰地）的案例所揭示的那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相当多种类的物品被当作货币来使用。英文“金钱”（pecuniary）一词就是从拉丁文的pecus一词演化而来，原意为“牲畜”，与其他许多物品一样，牲畜也曾经被当作货币使用。其他的物品还包括盐、丝绸、毛皮、鱼干、烟草，甚至是羽毛，以及在第1章所介绍的石头、珠子、货贝和其他贝壳，如印第安人的贝壳串珠，都是被大量使用的原始货币。在纸币和会计记账取代金属制品成为货币之前，黄金、白银、铜、铁、锡等一直是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货币形式（尽管1 000多年前中国曾经有段时期使用过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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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最终决定着使用何种物品当作货币呢？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们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们却知道，随着使用某种物品作为货币的习惯的普及，将会导致影响这种物品命运的习俗大为流行。正如19世纪英国期刊《经济学人》的编辑沃尔特·白芝浩在他的名篇《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中所言，“信用是可以增强的力量，但却不能被创立”（白芝浩，1873年，第69页）。如果我们用“记账单位”或“货币”来替代“信用”，就可以据此来解释我们一直在使用的货币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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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可以更易于找到合理的答案，来解释另一个迥异但是实际上更加重要的问题：当把某种物品当作货币的时候，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种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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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部分货币都是由白银、黄金或其他具有非货币用途的物品组成，或者包含有强制用某种数量的物品来兑现偿还的时候，“金属货币论者”的谬误就会大行其道，认为“究其逻辑本质来说，货币应该由某种商品组成，或者由这种商品‘予以承保’，只有这样，货币本身所具有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其逻辑来源也正是这种商品所具有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如果不考虑这种商品的货币作用的话”（熊彼特，1954年，第288页）。然而，雅浦岛上的石币，“二战”后德国使用的香烟，以及目前广为使用的纸币，这些例子都清楚地证明了“金属货币论者”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些被当作货币的物品所具有的消费用途或其他非货币用途，或许在它们获得货币地位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尽管在雅浦岛的石币案例中，我们发现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但是，只要它们一旦获取货币地位，那么很明显其他因素将会影响到它们的交换价值。某种物品的非货币价值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盎司黄金可以兑换多少蒲式耳小麦，多少双皮鞋，或者多少小时的劳动，这些都不会是一个常数。答案取决于其兴趣、偏好和相对数量。以黄金为例，把它作为货币使用之后，将会改变黄金作为其他用途的数量，如此一来，也就会改变每盎司黄金能够交换到的商品数量。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所见——这一章将会分析1873年白银的去货币化对美国的影响，被当作货币的某种物品的非货币需求，将会对其货币价值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与此类似，这种物品的货币需求同样影响到它的非货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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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的讨论而言，我们只需关注货币安排本身，就可以化繁为简，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基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事件，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纯粹的纸币作为一种商品，实际上一文不值。正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8月15日“关闭了黄金窗口”，才导致这种货币安排成为一般规则——也就是说，自那天起，美国拒绝履行原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所承担的责任，终止把外国货币当局所持有的美元，按照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兑换成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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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1年之前，最早追溯至远古时期，每一种主要货币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某种商品联系在一起。虽然也出现过偶尔与固定联系断裂的情形，但是，这通常只出现在危机时期。1911年，欧文·费雪在对类似历史事件进行评估的时候，曾经写道，“对于使用不兑现纸币的国家来说，总归逃不脱它所带来的灾难”（费雪，1929年，第131页）。因此，类似的历史事件总是短暂的，并且具有相同的结局。但是，这种固定联系不断地被弱化，直到尼克松总统最终彻底废弃了这种联系。自那时起，几乎所有主要货币都切断了与某种商品之间的联系。现在各国央行，包括美联储，都还会在资产负债表上以固定的名义价格标注黄金资产的条目，但是，这只不过像是消失的柴郡猫的笑脸，是一种虚伪的表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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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着我们一开始讨论的那张绿色5美元纸币的购买力呢？正如商品价格一样，货币价格也是由其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回答只不过是在逃避真正的问题。如果要获得全部答案，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货币的供给？什么因素决定着货币的需求？具体来说，“货币”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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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抽象概念十分清楚：货币就是被普遍接受用来与商品和服务进行交换的物品——它并不是被用来消费的物品，而是被视为可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暂存。然而，这种抽象概念的实证部分却混沌不清。在几个世纪内，当黄金和白银被当作用于交换的主要媒介时，经济学家和其他人曾经只把贵金属硬币视为货币。后来，他们又增加了可以与黄金或白银等贵金属兑换的银行票据作为货币，再后来，大约一个多世纪前，他们又接受了见票即付的银行存款和可转让支票作为货币。目前在美国，人们常常编制各种类型的货币总量，而每一种类型都被视为货币的实证部分。这些包括最狭隘定义的货币类别，也包括某种特别定义的流动性资产，也就是美联储标注为“L”类的货币类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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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忽略这个高度技术化的议题，而只是假设在这个世界里，唯一流通的媒介就是类似5美元钞票那样的纸币。为了与目前情况保持一致，我们假定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都是由政府的货币当局决定的（在美国，这个货币当局就是美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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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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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货币供给进行分析，特别是追踪货币供给的变化，从理论上来说是十分简单明了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在假想的世界里还是在目前真实的环境中，这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之所以说理论上十分简单，是因为货币当局决定发行的数量，无论多少，就是货币的供给量；之所以说现实中非常复杂，是因为货币当局的决定受到数不胜数的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货币当局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需求，主管事务官员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目前或预测的经济发展状况，货币当局所遭遇的政治压力，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都是今天所盛行的。当然，历史上的状况非常不同，因为当初承诺由政府或银行发行的货币可以与贵金属进行兑换，也就意味着这些贵金属的生产状况将会对货币的供给产生重大的影响。本书后面章节将会对可兑换货币的承诺所产生的后果进行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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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货币的供给采取高度集中的管制，说起来十分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事实却很难让人相信。我注意到对于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来说，他们几乎难以相信美国的货币供给就是由19个人中挑选出来的12个人来决定的——他们全都不是由公众选举出来的，在华盛顿国会街雄伟的希腊神殿式大楼里，他们围坐在一起，拥有绝对的合法权力来决定这个国家的货币数量到底是增加一倍还是削减一半。他们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力，取决于上文所提及的复杂因素和各种压力。但是，这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他们每个人都单独拥有自由裁量的权力来决定经济学家称之为基础货币或高能货币的数量，即通货和各家银行在联邦储备银行中的存款数量，也就是通货加上银行准备金。而整个流动资产的结构包括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等，它们组成了一个倒金字塔，其规模取决于并且完全依赖于底部锥点上高能货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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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19个人是哪些人呢？他们中的7个人由美国总统任命，担任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届满不能连任；其余的人是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分别由各家银行的董事会任命，但是，理事对他们的任命拥有否决权。这19个人就组成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但是，在每一次决定中只有其中5名储备银行总裁拥有投票权（以确保美联储的7名理事具有压倒性的最终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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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独断专行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益处，但是在我看来，它却常常造成更多的危害。美联储由国会在1913年授权成立，并且在1914年开始运作，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在它的主管下美元价格翻了一番多。它曾经反应过度，造成了1920~1921年的极度萧条。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短暂的相对稳定之后，它采取的措施严重加剧并延长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更近的是，美联储对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里只是简单地罗列几个历史案例，用以说明这种权力事实上是如何被滥用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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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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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可以决定货币的数量，即公众可以持有的美元数量。但是，又是什么因素决定着公众愿意持有恰好某一数量的美元呢？要做出正确回答，很关键的一点是要区分名义货币数量（美元纸币的数量）与实际货币数量（名义货币数量可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美联储可以决定前者，而公众却通过自己对货币的需求来决定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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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许多种方法表述实际货币数量，其中有一种特别有意义的方式就是用与现金余额一致的收入流量来进行计算。例如，假设某人每年获取2万美元的收入，如果此人按照平均2 000美元持有现金，那么他的现金余额相当于年收入的1/10，或5.2周的收入总额：换言之，他手中的现金余额是允许他使用5.2周的收入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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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是一种流量，它按照单位时间的美元数量来衡量。但是，货币的数量是一种存量，与流量相对应，它不像交易所中进行交易的股权，而像商品的存货或库存。名义现金余额按照某个时间节点上所持有的美元数量来衡量——例如，在1990年7月31日下午4点拥有2 000美元的现金余额。而实际现金余额则如我们刚才所定义的那样，是按照单位时间来进行衡量的，如5.2周，而且，在这里不必计入“美元”量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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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货币持有人，你自然相信最要紧的是你所持有美元的数量——即你的名义现金余额。但是，那仅仅是因为你忽略了美元的价格，也就是决定你收入和可以购买商品的美元价格。我相信，如果反思一下，你一定会同意真正要紧的是你的实际现金余额——也就是名义现金余额可以购买商品的数量。例如，如果我们用美分替代美元来表述名义量值，那么名义收入和名义现金余额都会扩大100倍，但是，实际的现金余额却不受影响，对所有人来说，它都没有产生任何变化（除了不得不用更大数字来记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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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如果想象一下所有的价格，包括那些决定你收入的价格，都在一夜之间增长了100倍——或者缩为原来的1%，那么，相应地，你的现金余额、名义债务和名义资产都会同步增长100倍或缩为原来的1%。实际上并未发生真正的变化。当然，货币数量或价格通常不会产生如此变化，因此，这也就给货币分析带来了真正的困难。但是，在发生主要通货膨胀期间或之后，政府通常会采取类似的方法，宣布所谓的货币改革方案，用一种货币单位来替代旧的货币单位。例如，这正是1960年1月1日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将军所采取的措施，当他宣布用新法郎来替代旧法郎时，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在用旧法郎计算的时候直接删除两个零。换言之，1个新法郎相当于100个旧法郎。戴高乐实施这项改革，把它作为一揽子货币和财政改革方案的一部分，虽然货币单位并没有改变，这项改革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一货币史上的事件同样展现了公众对货币的态度是何等根深蒂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许多法国人在表述价格和进行货币计算的时候，继续使用旧法郎的货币单位，只是在用新法郎付款的时候，才在最后的数字上划掉两个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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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货币单位变化与表面上的货币和财政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如1985年阿根廷用奥斯特拉尔（austral）替代比塞塔（peseta），这些改变最多只是造成临时性的震荡，实际影响甚微，因为这些措施本身并没有改变实际的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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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至关重要的是实际货币数量而不是名义货币数量，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人们是否愿意持有平均为5周收入的现金余额——正如实际上许多国家的人们已经在很长时间内采取这种方式那样；还是仅仅愿意持有3~4天收入的现金余额——比如像1975年智利人所做的那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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