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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事件一步步把铸币法案运动推向高潮，直到1879年恢复硬币本位制为止，这与之前60年在英国所发生的运动次序完全一致——1797年之前是复本位制货币体系，随后采用了不兑现纸币本位制，到了1816年又实行了白银去货币化运动，最终在1821年恢复了以黄金为基础的硬币本位制（但是，如果没有1816年的立法运动，恢复的硬币本位制可能会以白银为基础）。[12]这种历史事件次序的一致性并非只是巧合而已。第一阶段终结纸币的可兑换性和流通使用，在这两个国家都是源于战争所带来的金融压力。[13]同美国一样，英国决定恢复硬币本位反映了希望建立稳健货币体系的愿望，在当时，金融界、政府债券持有人和一些经济学家对由于脱离硬币本位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已经出离愤怒了——尽管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这种通货膨胀还是相当温和的，仅维持在每年5%~10%之间。虽然英国最后选择黄金而不是白银作为硬币本位的基础纯属偶然，但是建立稳健的货币体系同样是60年后美国做出相同抉择的主要原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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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恢复硬币本位制发生在南北战争前的铸币立法运动期间，那么在任何时间，只要金银比价像1875年那样上涨到超过16∶1的水平，白银都很有可能贬值。在这种情况下，白银生产者就会发现，相比于在市场上出售白银，把白银卖给铸币厂要更加有利可图；而对于黄金生产者来说，相比于把金币按名义面值当作货币使用，把金币熔化成黄金拿到市场上出售要更加有利可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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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无论是在铸币厂把贵金属铸造成硬币，还是把金银币熔化成黄金或白银，都不会是毫无代价的。一般而言，会征收小额铸造税来弥补铸币厂的成本费用，当然，熔化金银币也会涉及一定的花费。另外，由于铸币本身需要时间，因此也会损失一定的利息，而在出售黄金或白银的过程中也会涉及一定的交易成本，反之亦然。因此，如果倾向于认为法定比价就应该是一个精确的数字，在某个时期只能有一种贵金属货币可以流通，那么这是十分错误的观点。“黄金输送点”允许两种金本位制货币的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而不用进行实际的黄金运送；同样，在复本位制体系下，“金银比价输送点”允许它们之间的比价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而不会出现某种金属出现溢价或某种贵金属完全取代另一种贵金属的现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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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铸币法案》删掉了标准银元，终结了美国的复本位制货币体系。如果法案没有删除这条重要的条款，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在1879年恢复的硬币本位将会是银本位，而不是金本位。这就是白银支持者眼中的所谓“1873年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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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历史事件引发了两个问题。相对不重要而且容易回答的问题是：从何种意义上看，这会被视为一桩“罪行”？重要而且更难回答的问题是：如果法案包含这一重要的白银条款，那么会产生何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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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桩“罪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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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国家》杂志上有篇评论写道，‘1873年，一位心怀叵测的硬币本位论者和外国债券持有者的秘密代理人欧内斯特·赛德先生从伦敦来到美国，在与国会领袖和政府高官进行肮脏交易后，提出了白银去货币化的建议。’据称，他随身携带了50万美元来贿赂某些国会议员和货币监理官”（巴尼特，1964年，第178页）。如果那个报道属实的话，那么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罪行都确凿无疑。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故事确有其事。事实上，唯一真实的一点就是赛德是一位“心怀叵测的硬币本位论者”。他是英国的复本位制货币论者，强烈反对美国实施的白银去货币化运动（纽金特，1968年，第153页，第166页）。从来没有人指控过与《1873年铸币法案》有关的任何一名国会议员或政府官员，更不用说曾经记录在案。国会委员会和全体国会议员对这项法案进行了深入的辩论，并且最终经过投票获得多数议员的赞成——尽管后来有人批评说，他们曾经反对的关键条款当初几乎没有向全体议员们提及过，也没有经过全体议员的充分讨论。词典将“罪行”一词解释为“一种法规所禁止，或危害公众福祉，因此应由法律进行惩罚的行为”，据此看来，其中并不存在任何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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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词典对这一词汇还给出了一个“更加通俗”的用法——“一种作恶或危害性行为，即一种冒犯，或一种罪恶”。[17]因此，是否存在罪行只是观点之争。没有经过公开讨论的是，把标准银元从可铸造硬币的清单中删除是否是有意为之，通过之前是否充分了解过可能出现的后果，并且相信这正是法案所希望达成的后果。在法案通过的时候，亨利·林德曼正好是美国铸币厂的主管，他在事后不久出版的一本书中对此表述得十分清楚（林德曼，1877年，第9章）。1872年11月，铸币法案正在等待国会批准之时，他在上交财政部长的报告中指出，“在过去100年里，黄金和白银的相对价值波动并不算大，但是，现在影响它们价格波动的几个因素正在起作用，都趋向于导致白银供给大大超过需求，而其结果就是白银贬值”（林德曼，1877年，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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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法案所带来的后果，林德曼指出，“《1873年铸币法案》一经颁布，从此以后金元便成为价值单位，并且在法案条款中银元被从铸币清单中删除，如此美国确立了单一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观点都反对维持以任一贵金属为基础的复本位制的货币体系，都赞同实行单一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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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面的章节中，他表示，“主张恢复旧银元的人……似乎认为终止铸造银元，如果不是一个错误的话，至少是一个失误，因此，他们希望在不影响这个问题争议的情况下能够修正这个失误，即在1879年恢复硬币本位制之后，继续维持金币和银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的格局”（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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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正如沃尔特·纽金特在文献中披露的大量细节一样，参议员约翰·谢尔曼作为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至少在1867年就已经决心要实施白银去货币化运动。在他的安排下，在1869年年底就已经起草了一项以此为目的的法案。自那时起，参议员谢尔曼与林德曼、约翰·杰伊·诺克斯（先是担任货币监理署副署长，后来升任为署长）以及财政部长乔治·鲍特韦尔一起合作，推动了包含白银去货币化内容的铸币法案的通过（纽金特，1968年，第80页、88页、99页、103页和105页）。在书中，纽金特自问：“诺克斯、林德曼、鲍特韦尔、谢尔曼和其他人在计划放弃银元的时候，难道没有了解清楚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会带来的后果吗？”他继续写道，“如果说他们不清楚的话，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他们极力推动放弃银元计划，难道就因为他们担心银价会下跌吗？没有人对此做出明确的阐述，但是毫无疑问，当初的情况就是如此”（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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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正如20年后弗朗西斯·沃克所言：“没有人注意到，这项法案如此完整地通过了，而直到一两年之后，白银去货币化的事实才逐渐为众人所知晓。”沃克又在脚注中补充道，“1873年，法案的起草者是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当时正在讲授货币学的课程。同时，他还时常阅读报刊，而且由于教授的身份和个人的私交，他与相邻城市纽约的商界和银行界人士过从甚密。但是，他也是在1873年法案通过后很久，才第一次知道银元去货币化的内容”（沃克，1893年，第170~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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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奥利里对这些证据进行了很好的总结：“似乎唯一合理的结论是，在《1873年铸币法案》中没有包含标准银元的条款并非基于对当时经济状况的认识，而是对把白银作为本位货币之一抱有固有的敌意。法案为预测到的未来做好了准备，在那些勾画出大部分法案框架并且使之在国会中顺利通过的人（按照纽金特的说法，是‘人们’）的心里，这项法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经过了深思熟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支持银本位的人们坚称这项法案就是‘蓄谋已久’的产物，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它计划并且实际达到了不仅仅是整理铸币法律和流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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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里继续写道，“在之后的27年里，白银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的政治和金融。白银再也没有赢回假设1873年法案把标准银元的铸币条款包含进去之后理应拥有的地位。如果没有废黜自由和无节制铸造银元的条款，那么它对后来美国金融、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将会是不可限量的。当然，这要另当别论了”（奥利里，1960年，第392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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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就开始讨论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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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铸币法案》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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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林德曼所指出的一个核心事实，废除银元自由铸造的条款产生了重大后果：在世界市场上白银与黄金的预期比价出现了下跌。如果白银黄金比价没有下跌或者如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黄金白银的比价没有上涨，那么白银铸造这条重要条款在1873年的法案中是否删除，也就成为无意义之争。无论怎样，美国一旦重新恢复硬币支付，南北战争之前事实上的金本位制货币状况将会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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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800~1914年金银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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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早在国会通过1873年法案之前金银比价就已经出现上涨，而当美国在1879年恢复硬币支付之后更是出现了暴涨的情况。美国恢复以黄金为基础的硬币支付，就彻底打消了白银任何卷土重来的企图。金银比价如图3–1所示，在1849年加利福尼亚州和1851年澳大利亚发现黄金之前的几十年里，比价一直在15.5附近波动（法国的铸造比例）。到了1859年，它曾经跌至将近15的低点，自那时起出现了不规则的波动，但是整体上来看还是在稳固上升。[19]在1870年之后，随着欧洲国家一个接着一个从银本位或复本位转变为单一金本位，比率上涨加速——这要感谢英国的领头作用，在那个时候，英国已经被公认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德国在打败法国之后强制征收了一大笔可以兑换成黄金的战争赔款，因此，在1871~1873年也转变为单一金本位制。1803年以后，法国一直维持复本位制货币体系，尽管一开始以白银为主，黄金大发现之后，在1873~1874年追随其他拉丁货币同盟国家（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实行了白银去货币化，而斯堪的纳维亚（丹麦、挪威和瑞典）、荷兰和普鲁士王国在1875~1876年，以及奥地利在1879年也都跟上了金本位制的世界潮流。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中只有印度和中国还在实行银本位制货币体系。其结果导致黄金需求上升，而用于其他非货币途径的白银需求也在上升，从而造成金银比价快速上升，从1870年的15.4上升至1873年的16.4，1879年的18.4，到了1896年更是上升至30，到了这个时候，“16∶1”只能成为布赖恩竞选时发出的战斗口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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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入世界潮流实行金本位制更加剧了金银比价的上升压力。因为，美国一方面吸引了本来应该用于其他国家货币铸造的黄金，而另一方面却无法消化白银的供给。美国的影响远非微不足道。为了准备硬币支付，美国财政部不断增加黄金储备，到了1879年，美国财政部和私人手中持有的货币黄金储备已经达到了世界黄金储备的7%，而到了188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世界黄金储备的近20%。更为重要的是，1879~1889年，美国在货币黄金储备上的增长超过了世界黄金储备的增长。1879~1883年，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黄金储备在减少，之后又开始增加，但是在1890年之前，都没有超过历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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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白银，虽然无法通过自由铸造来消化白银的供给，但是，为照顾白银利益集团而不断颁布一些特殊的法案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白银过剩带来的压力。这些法案要求联邦政府以市场价格收购白银，首次颁布的类似法案就是1878年的《布兰德—阿利森法案》，它甚至比《恢复硬币支付法案》生效的日期更早。这项法案授权财政部每个月以市场价格收购200万~ 400万美元的白银，而且定期收购的期限从1878年持续至1890年。此后，在《谢尔曼白银收购法案》的授权下，政府收购白银的数量激增，直到1893年白银收购条款被废黜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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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这些法案授权下采购的白银数量（以盎司计算）是这一时期美国货币黄金储备所增加数量的近16倍。乍一看，还以为政治措施已经把自由铸造银币应该使用的白银数量给消化了。但是，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正如在随后的讨论中事实将会变得十分清晰那样，如果美国实行银本位制，货币存量的上升速度应该比实际上升的速度更快，因此，送往铸币厂的白银数量应该大大超过黄金实际需求数量的16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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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恢复金本位而不是复本位所造成的后果中，最明显但绝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导致金银比价大幅上升。一个更为重要的后果就是从总体上对商品和服务的名义价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货币黄金的需求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世界黄金储备的增速放缓，商品和服务的产量不断增加。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对价格产生了极大的下行压力。换言之，由于黄金总体上供不应求，以商品计算的黄金价格开始上升，而名义价格水平（在金本位制下，以黄金计算的价格水平）开始下降。由于银行系统的快速扩张增加了每盎司黄金可以交换的货币数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价格下行的压力。另一方面，实际收入的增长，经济活动中货币化程度的扩大，以及价格水平本身的下降，都导致公众持有相对于他们的收入来说更多的现金余额（即现金流通速度下降），从而不断增加价格的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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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导致在1875~1896年出现了通货紧缩，在美国通货紧缩的速度大约为每年1.7%，而在英国为每年0.8%（这发生在金本位制国家）。美国在1875~1896年通货紧缩之后，又在南北战争之后发生了更严重的通货紧缩。这次更严重的通货紧缩是按照战前美元与英镑平价水平成功恢复金本位制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它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不满和社会动荡，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社会动荡导致绿币党在1876年成立，它继承了早些年的宣传口号，鼓吹发行更多的绿背纸币，用通货膨胀来取代通货紧缩。这场政治运动终止了自国内战争之后开始的绿背纸币退出计划，并且导致在1878年通过了《布兰德—阿利森法案》，即授权财政部以市场价格采购一定数量的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