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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财政部是以市场价格采购白银，但是在用于铸造银元的时候却以更高的法定价格计算，而其中的差价则被视为铸币税。白银大部分被铸造成标准银元，但是，绝大部分银元都被当作所谓的银元券储备存放在财政部。而在1890年之后，这些银元券又被改称为1890年国库券。虽然名义上它们可以兑换成白银，但是实际上它们也是可以兑换成黄金的法定货币。因此，用纸币在市场上购买白银比用纸币按照虚假的法定价格兑换成白银更加划算。事实上，银元券也是法定货币，与绿背纸币的区别仅仅在于历史上白银曾经被当作货币来使用，因此，对于政府来说，通过购买白银而不是公开发行法定货币来增加货币的供给，这种做法更加容易接受。通过这种方式增加货币供给也会产生积极的政治影响，可以控制利用白银利益集团，使之成为通货膨胀的民粹主义理由。当年财政部的白银储备相当于现在美国政府用于维持小麦价格的小麦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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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恢复硬币支付20年并且即将跨入新世纪的美国来说，每年通货紧缩只有区区的1.7%似乎太温和了，很难因此引发可以困扰美国的政治喧嚣。但是，还有其他几个方面值得探讨。首先，1.7%是包含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指数（也就是说它是价格平减指数），但是毫无疑问，农产品批发价格和其他基础商品价格下跌的幅度更大（以同一指数计算，每年达到3.0%）。至少一个同等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在卖出东西的时候都希望价格上涨，而不是下跌。因此，出售商品和服务的人几乎总是通货膨胀论者。同样真实的是，我们在买入东西的时候都希望价格下跌，但是，作为消费者我们会买许多东西，这些东西的价格会出现许多不同的变化。因此，我们对自己卖出东西的具体价格相当敏感，但是对整体价格水平的波动，我们就很难准确把握。而在19世纪，情况更是如此，与现在相比，当时整体经济的数据稀少而又分散，而且，任何时候都一样。通常来说卖东西的人数总是相对少一些，容易组织起来，因此，相对于从价格下跌中受益的分散的消费者群体，他们总是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这对于白银生产者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明显可以从实行银本位制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力，因为在美国参议院人口稀少的产银诸州的代表人数与人口众多的都市化诸州的代表人数相同（他们在后期所展示出的政治影响力，参阅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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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常来说，农场主总是货币的净贷方，因此，价格下跌时他们总是受伤，因为价格下跌会导致他们债务的实际价值上升，而价格上涨时他们总会受益，因为价格上涨会导致他们债务的实际价值下降。作为贷方，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宣传的影响，认为“1873年的罪行”是东部和外国资本主义秘密集团策划的邪恶阴谋：是华尔街与美国大街的对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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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白银实现通货膨胀的政治骚动产生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即它说明了为什么美国的通货紧缩比其他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更为严重（1.7%对比0.8%）。安娜·施瓦茨和我得出的结论是，“整个白银事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证，它证明了人们有时候把货币视为何物有多么重要。由于对白银会导致通货膨胀存在严重的担忧，害怕它会迫使美国脱离金本位制，因此，为了维护金本位制就必须经历一次严重的通货紧缩。事后来看，由于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和随之产生的货币大幅动荡，因此，无论是早期就接受银本位还是早期承诺实行金本位制，这两种选择都要比维持不稳定的折中方案更为可取”（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第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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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种更好：银本位还是金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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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无论哪种极端情况都会比折中方案更为可取，那么，到底是哪种极端情况会更好：是早期就以每盎司1.292 9…美元的货币价值实行单一银本位制，还是早期就承诺实行单一金本位制？或者在两种极端情况之间选择第三条道路，继续推行名义复本位制？想要对此做出回答，需要我们对三种选择导致的数量后果进行全面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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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第4章中所述，这个讨论从一开始就提出明确假设，如果在延续复本位制的情况下恢复的硬币支付是白银而不是黄金，并且恢复银元支付就发生在1876年，即仅仅在通过《恢复硬币支付法案》后的一年之内，那么，其结果为金银比价将会与事实有非常大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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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1865~1914年金银比价：法定比价、实际比价和假设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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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显示的是金银法定比价、实际比价，以及如果法定复本位制继续延续估算可能出现的假设比价。从图中可以看出，实际比价飙升，尤其在1890年之后，实际比价超过了30并且一直维持在那里。与此呈鲜明对照，仅仅在1891~1904年出现了假设比价大大偏离法定比价的情况。在1891年之前，实际比价在16∶1附近窄幅震荡，而到了1906~1913年，它波动的范围在17~18之间。假设比价大大偏离16∶1法定比价的年份并非是随意而为。实际比价大大超过16∶1的年份主要是围绕着1896年布赖恩自由铸造银币运动而出现最强烈政治骚乱以及因此随之放松白银管制的那段时期。如果在《1873年铸币法案》中保留了白银的关键条款，那么这种政治骚乱就绝不会出现，因为美国将会实行银本位。在世界黄金产量从1897年开始快速上升、抵达最高峰并趋向于压制黄金的实际价格的那段时期，假设比价下降至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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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些假设比价进行估算的时候，我已经尽可能地考虑到如果延续法定复本位制所带来的经济状况的变化——较高的世界价格水平和较低的黄金实际价格，以及用于非货币用途的白银数量的下降，等等。但是我并没有考虑某些可预测的影响、实际收入和白银黄金生产出现的显著变化，更没有考虑政治氛围可能出现的演变。毋庸置疑，由自由铸造银币问题消失所产生的政治真空将会被其他问题占据，而且极有可能出现迫使美国转向实行金本位制的压力，但是我们无从推测这些问题将会给金银比价带来何种影响。如果试图这么做的话，那么进行这种历史推测就好比预想在幻世录中会出现何种场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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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出结论，如果实行银本位制，实际上会导致比价在整个时期都会在离16∶1附近波动，而且如图3–2所示，与假设比价相比，在1891年之前和1904年之后的变化幅度更小。简而言之，我相信美国在1873年之后在稳定金银比价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法国在1873年之前发挥的作用相当。[22]如果我的推测正确的话，反对复本位制的人担心一旦实行复本位制，将会不断地在银本位和金本位之间切换，从而证明复本位制是完全错误的。由于美国实际上实行银本位制，而英国和其他主要国家实行金本位，金银比价的变化将会直接反映在美元和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上。金银比价上升将会导致美元贬值，而比价下降则导致美元升值。这里再一次反映出，相对稳定的金银比价将会意味着相对稳定的货币汇率——美元与英镑的汇率将会在4.86美元的实际汇率附近波动（这些问题将在第6章中进行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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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1865~1914年美国价格水平：在银本位制下实际价格水平和可替换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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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比价就其本质来说并不重要——除了那些黄金和白银交易商之外。但是，对于那些实行银本位的国家（假设包括美国）和金本位的国家的价格水平却至关重要。图3–3显示了美国实际的价格水平，以及与图3–2中金银比价相一致的可选择假设价格水平。未经检验的价格水平仅仅假设金银比价和实际白银的价格应该就是实际的水平，以此估算的话，价格水平很容易计算出来：只需将实际价格水平乘以白银法定价格（1.292 9美元）与市场价格的比率就可以得出结果。但是，这个未经检验的价格水平明显高估了可能已经发生的价格上涨。而16∶1的估算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它假设实际比价在整个时期一直按照16∶1运行，因此它低估了实行银本位制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假设估算处于两者之间，但是在大部分时间内假设估算水平更接近于16∶1的估算，而不是接近未经检验的价格水平。相比于其他两种估算，16∶1的估算可能更准确地勾画出了逐年发展的模式，而未经检验的价格水平和假设的水平都被纯粹的统计“噪声”所干扰了。另外，美国的复本位制可能会为世界各国控制白银的投机行为提供动力，从而可能会消除不稳定的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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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1896年，美国的实际价格水平以每年1.5%的速度下降，然后以每年2.0%的速度上涨，直至1914年。16∶1的价格水平首先以每年0.7%的速度下降，直至1896年，然后以每年2.3%的速度上涨，直至1914年。假设价格水平在1876~1887年以每年0.2%的速度下降，然后以每年1.1%的速度上涨，直至1914年。两种可替换价格都会以初期下降速度的一半运行，随后，16∶1的可替换价格以略微更快的速度上涨，而假设可替换价格则以相对更温和的速度上涨。如果我的估算接近正确水平的话，复本位制——其实是银本位制，相比于实行金本位制，可能会产生一个更稳定的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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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实行银本位制几乎肯定会避免安娜和我在《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中所称的“1891~1897年的混乱时代”（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第104页）——即在1892~1894年的极度收缩期，在1894~1895年出现短暂而温和的复苏，然后又在1895~1896年再次陷入收缩之中，也肯定可以避免1893年发生的大规模银行倒闭和银行恐慌风潮，以及外国人由于担心白银骚乱可能迫使美国脱离金本位制而挤兑美国黄金储备的风波。根据与美国财政部的合同，由J. P·摩根先生和奥古斯特·贝尔蒙特领导的私人财团重塑了市场信心，阻止了美国脱离金本位制的危险。“这份财政部合同中包含的有偿条款，以及此事是通过代理人进行的秘密安排，这些长久以来一直在平民党的文献中被认定为‘国际银行家阴谋’的证据，从而成为1896年总统大选中的争论议题。”（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第112页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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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影响不仅局限于美国本身，但是我并没有像对美国那样，对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完整的实证研究。然而，在对美国进行估算的准备过程中，对金本位制国家价格水平的影响进行估算还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把英国作为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进行分析。图3–4显示了英国实际和假设的价格水平，尽管比对美国的影响要小，但估算的影响显然也十分可观。估算的价格水平可能一贯较高，在1875~1895年，估算价格水平的下降速度可能从每年0.8%降至0.5%，随后上涨的速度可能从每年0.09%上升至1.1%。但是，除了已经包含在我们简单计算中的之外，图中又清楚地展示了这些影响。毋庸置疑，美国应该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一个更加健康的美国经济应该意味着更加健康的世界经济。另外，黄金实际价格始终一致地保持在较低水平将会降低生产黄金的积极性。这或许已经导致推迟在低级别金矿石上采用氰化法提金工艺，而这种技术的推广造成了黄金产量的大幅提高，从而导致1896年之后出现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我在上面的讨论中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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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1865~1914年英国价格水平：在美国银本位制下的实际水平和假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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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院是否会对“1873年的罪行”做出有罪判决可能尚且存疑，但是在历史的法庭上，对此进行有罪裁定是合适的。在铸币法案中遗漏如此重要的条款对后来美国的货币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世界产生了影响。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可能用词过激，但是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却没有过分夸大。真正的问题是货币本位的问题，即黄金和白银的复本位制，对美国来说，实际上是银本位和金本位的交替出现。1873年的铸币法案为美国实行金本位制铺平了道路，这无疑显示了其重要意义。而且，尽管劳克林的观点代表了传统看法，认为“1873年法案是值得庆幸的好事”[劳克林，（1886）1895年，第93页]，而我的观点恰好相反——这是导致极为不利后果的历史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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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赶紧补充一下，这个判断是针对1873年法案，而不是对1896年法案的评价。到了1896年，要想挽回损失，为时已晚，我将在第5章讨论其中的原因。布赖恩想做的只不过是亡羊补牢而已。[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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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得补充一句，我做出上述判断的时候，既不想贬低也不想赞扬在长期争论中不同党派的品德或意图。包括白银生产者在内的支持银本位制的团体一直在寻求机会来扩大他们的特殊利益，通货膨胀论者急切寻找任何可能的平台来推动通货膨胀，而忠实的复本位论者既不希望出现通货膨胀，也不希望出现通货紧缩，他们相信复本位制比单一本位制更有利于价格的稳定。同样，包括黄金生产者在内的支持金本位制的团体、通货紧缩论者（受到像华尔街银行家那样的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团体公开嘲笑的人），以及忠实的金本位论者皆相信，金本位制是创造金融稳定社会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支柱。动机和意图都不如结果更重要，在这个事件中，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1873年法案所造成的后果与当初善意的支持者的初衷，实在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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