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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价格水平下降得特别严重，主要是因为受到南北战争所引发绿背纸币通货膨胀的余波影响。当美国在1879年开始恢复硬币支付的时候，价格水平已经不足南北战争结束时的一半。正是由于这种价格的急剧下跌，才使得以南北战争前美元与英镑的汇率水平恢复硬币支付成为可能。反过来，恢复硬币支付又暂时缓解了价格下跌的趋势。然而，仅仅几年之后，通货紧缩再次来袭，在1889年之后，随着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引发了日益严重的政治骚乱，人们越来越怀疑美国是否会继续实行金本位制，因此，通货紧缩越发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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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和氰化法提金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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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意味着以黄金标示的价格出现下跌。也就是说，这相当于黄金的实际价格出现上涨，即1盎司黄金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商品数量出现上升。换言之，下跌的价格中也包括那些被计入黄金生产成本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因此，采掘和生产黄金变得更为有利可图。1873~1896年，按英国价格指数来计算，黄金的世界价格下降了20%以上，也意味着采掘和生产黄金的成本也下降了差不多的幅度。成本的下降势必造成以原先产量规模生产的利润率相应增长，换言之，相当于可以多花费20%的成本来采掘和生产黄金。无论如何，南非金矿的发现，以及氰化法提金工艺的发明和商业性运用都是大概率事件，但是，价格紧缩所带来的额外动因或许极大地加快了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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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和自由铸造银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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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没能阻止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反，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造成南北战争之后通货紧缩的主要驱动力。回归硬币本位的心愿鼓励了对货币增长的约束，但是这种约束不足以强大到抑制1879年之后的货币数量高于1867年的水平（这是我们获取满意货币数据的第一年）。价格如雪崩般下跌，仅仅是因为产量上升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同样，证据“显示这一时期（1879~1914年）整体增速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变化，但是大概在1892~1896年出现了急剧的减速，然后又在1896~1901年再次出现加速的情况，两者刚好相互弥补。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一般的价格下跌或上涨对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货币极度不确定状态使得更长时期的趋势产生了大幅度的偏差”（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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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价格下跌不仅导致美国人满腹怨气（正如在第3章中所讨论的部分细节），而且也造成了其他金本位制国家对此极为不满。其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学家所说的“货币幻觉”，即人们通常会主要关注名义价格，而不是实际价格或价格与他们的收入之比。大部分人通过出售相对较少的商品或服务而获得收入，因此，他们会对自己出售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了如指掌，如果这些价格上涨，他们会把这看作他们勤奋进取而应得的公正奖赏，而一旦下跌，他们则认为这是不受他们自己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不幸。但是，作为消费者，他们却对购买的无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知之甚少，而且对这些价格的涨跌变化不甚敏感。因此，对于通货膨胀，人们倾向于认为，只要是比较温和的价格上涨，总会给人以美好时光的感觉，而对于通货紧缩，尽管只是比较温和的价格下跌，却总会让人感到世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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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产生不满的原因也同样重要，即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一样，对每一个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与美国的绿背纸币、平民党和自由铸造银币运动的特别关联之处在于通货紧缩对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大部分农场主和小企业主都是债务人，他们大部分的债务都是按规定的名义利率标示的固定美元债务。价格的下跌导致相同数量的美元所对应的商品数量出现了增加，因此，债务人通常会在通货紧缩中吃亏，而债权人则占得便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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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恩斯曾经写道（巴恩斯，1947年，第371页）：“虽然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到了1896年布赖恩进行总统竞选时才达到高潮，但是它早在1875年通过《恢复硬币支付法案》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主要基石。人们最基本的需求是获取更多的货币，但是，这项法案却剥夺了人们用纸币来兑换白银的权利。”南北战争之后，在价格下跌的早期阶段，压力在于如何增加绿背纸币，而不是让这些绿背纸币退出流通——“绿背党”就以此得名（1875年建立，1885年便消亡）。然而，一旦通过了《恢复硬币支付法案》，这项法案就在文件中正式确认了广泛存在的反对纸币的力量，也确认了人们普遍的信念，相信硬币本位就是自然秩序，因此，正如巴恩斯所言，平民党人开始转向支持白银的立场，把白银当作实现通货膨胀的载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得到了两位强有力盟友的支持——在西部各州中稀疏分布的白银矿矿主，他们拥有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强大政治力量，而另一个盟友则是现成的恶魔，即谴责和抨击“1873年的罪行”的华尔街和东部地区的银行家。他们要求恢复他们所说的“宪法的法定货币”的地位，并且要求黄金和白银的比价回到南北战争前的16∶1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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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中所记录的19世纪70年代的价格下跌不仅影响了白银价格，而且也影响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到了1876年，白银的美元价格已经低于官方的法定价格。正如第3章所述，如果《1873年铸币法案》没有删除自由铸造银币的条款，那么美国就会在1876年恢复以白银，而不是黄金为基础的硬币支付体系。美元价格或许停止下跌，或许下跌速度放缓，而随后几十年里风起云涌的货币运动或许就不会出现。[4]事实上，价格水平继续下跌，政治动荡持续升温。其结果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推出了一系列法案，其中以通过1878年《布兰德—阿利森法案》而达到高潮，这些法案为政府每个月采购一定数量的白银用以慰藉白银利益集团铺平了道路。在实施恢复法案之后，价格出现了短暂上涨，暂时平息了政治骚乱，但是，当价格再次开始下跌之后，骚乱又再次发生。这导致了《谢尔曼白银收购法案》在1890年7月得以通过，“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据称把这项法案作为对西部政治力量的妥协，来换取他们对由工业化东部地区提议的、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1890年麦金利关税法案》的支持”（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第106页）。与《布兰德—阿利森法案》相比，谢尔曼法案规定政府必须采购的白银数量几乎翻了一番。“1890年，在国家政治纲领中还诞生了大量以自由铸造银币为基石的政策……在1890年之后，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开始如潮水般迅速蔓延。”（巴恩斯，1947年，第372页。）不断升温的政治骚乱就是在1888年之后美国的价格水平比英国下跌得更为迅猛的原因。“1893年出现的灾难性恐慌……非常有效地在这个处于动荡之中的国家激发起人们对自由白银的需求。”（巴恩斯，1947年，第372页。）到了1896年，最终的结局果然不出人们的意料，民主党采纳了自由白银的政策立场——东部地区支持黄金的民主党人采取了分裂的反抗立场，民主党必将分裂成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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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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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白银的价格低迷不振，而黄金的价格则在金本位制的支撑下维持在每盎司20.67美元的水平上。因此，金银比价从《1873年铸币法案》删除重要的白银条款时的16∶1，飙升至布赖恩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的30∶1。但是，在1873年貌似可行的16∶1这一比率或许可以作为法定比价，然而到了1896年，这个比价已经成为引发灾难的因素。他们相信，如果实行这个比价，将会造成巨大的通货膨胀。布赖恩和他的支持者提议把白银的名义价格提高一倍，也就是说，从当时市场盛行的每盎司68美分提高到只是理论上存在的法定价格，即每盎司1.29美元。金融界对此的看法十分简单，认为其他商品的价格，尤其是黄金价格，也会按比例上涨。但是，这将会打破美元和其他金本位制国家货币之间的货币联系，造成美元与其他金本位制国家货币的汇率出现大幅贬值，因此，金融界认为这将会摧毁正常的国际贸易渠道。这一想法非常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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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结论不一定经得起推敲，但是这已经成为经济界和历史界的传统共识，正如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在1886年所言，其相关的观点认为《1873年铸币法案》废除自由铸造银币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它拯救了我们的金融信用，维护了美国的尊严。它是立法上的杰作，无论怎样都无法表达出我们现在心中的感激之情”（劳克林，1895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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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章中，我认为劳克林错了，这个法案远不是“值得庆幸的好事”，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正好相反——这是导致极为不利后果的历史性错误”。我的结论是，如果按照16∶1的法定货币标准延续复本位制，那么就会极大地减轻随后在美国出现的通货紧缩，也会避免由此产生的货币动荡和政治骚乱，以及通货紧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较低的程度上，它也会减轻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布赖恩作为演说家和政治家的天赋肯定也会使他一举成名，尽管会是在完全不同的名号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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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是基于《1873年铸币法案》已经通过的情况所做出的判断，或者是基于1879年以黄金为基础的硬币支付已经恢复的情况所做出的判断。到了1896年，一切都悔之已晚，如何能挽回所有的损失呢？难道布赖恩不是想亡羊补牢吗？尽管我假托金融界之名的推理未经检验，但是，我相信这个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一项在1873年来看对美国和世界都极为有利的措施，却在1896年之后可能对美国和世界产生深重的灾难，其部分原因就是这项措施并没有在1873年就开始实施。我相信复本位制是优于单一金本位制的货币本位体系，至于其原因，我将在第6章进行详细的讨论。无论是在1896年还是在1879年，这个观点都是一致的。但是，环境的变化的确会改变现实。1896年，环境的确出现了变化，因此，要想使复本位制成为惠泽而不是灾难，金银比价就应该等于或高于当时的市场比价，而不是低于市场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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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按照16∶1的比价实行复本位制将会是惠泽，是因为它将会避免或减轻全面转型为金本位制所造成的通货紧缩的危险。而且，如果采取复本位制，不会导致转型出现中断的情形。在1873年，金银比价还略微低于16∶1，只是到了1875年或1876年，才上升至16∶1的水平，就算是到了1879年，才略微高于16∶1的水平，因此，实现这种转型将会平稳而又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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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96年，危险来自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从南非涌来的黄金导致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存量出现了增长，当时唯一可以反制的力量就是持续增加商品的产量。到了1914年，英国的价格水平比1896年上升了17%，美国更甚，上升了44%，而美国价格上升的幅度超过英国，反映了其对19世纪90年代初更大幅度的价格下跌所做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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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在1896年按照16∶1的比价实行复本位制，与一般商品需求一样，白银需求也会相应出现急剧增长，并且美国会出现黄金外流的现象。市场上的金银比价不可能维持在30∶1的水平上，它或许不会一路下滑至16∶1，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被完全排除。我们在第4章提出了假设，即如果美国延续法定的复本位制之后可能出现的金银比价，表明在1873~1914年的整个时期，金银比价通常会围绕着16∶1的水平进行波动。根据这些估算，金银比价将会在1896年出现最高24∶1的情况，然而，我认为这或许完全是过高估计了在假设条件下金银比价可能出现的极端状况，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在布赖恩的货币计划一旦实施的情况下比价可能下跌的幅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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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金银比价出现什么变化，其影响都将会是累积白银的美国和接受美国输出黄金的世界其他国家均出现货币数量增速加快的现象，通货膨胀将会比实际情况更加严重。在美国，这种转变不可能会是渐进式的。金融界对此的认识是正确的，即直接的结果将会是美元与实行金本位制的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出现大幅贬值，这种贬值实际上将会对美国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带来巨大的转型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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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假设美国在1896年按照35∶1的金银比价实行复本位制，那么其直接影响将会是微不足道的。美国依然会维持事实上的金本位制，因此，不会立即产生额外的白银需求或额外的黄金供给。对白银或黄金价格的唯一影响将会体现在对未来可能发展的预期上。美国在面对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和世界其他地区在面对通货膨胀时所能做出的应对措施，暂时会与实际采取的措施一般无二。在1901年或1902年，金银的市场比价开始略微超过35∶1的水平，并且持续了较长时期，在这之前，假设按35∶1实行复本位制所产生的结果不会与实际情况有不同的地方。在1905年之前这一比率一直维持在35∶1以上的水平，在随后几年里开始跌破35∶1，然后再次上涨突破35∶1，并且一直持续到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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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2年起，美国实行复本位制无疑将会导致金银比价超过35∶1，但是，考虑到金银比价的实际运行轨迹，这并不会要求美国采购大量的白银，或者也不会导致美国黄金的大量外流，而且，也不会造成美元与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汇率产生变化，但是，这将会造成美元与世界上少数实行银本位制国家的货币汇率更加稳定，在这些少数国家中，中国是其中一个主要国家。事后来看，美国和世界上实行金本位制的其他国家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略微加速的情况，将会是建立更优越的货币体系所付出的较小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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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幸的是，围绕着白银问题而出现的紧张政治对抗日益加剧，扼杀了对16∶1比价的可替换方案进行认真考虑的可能性。西蒙·纽科姆是一位国际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同时也是当时最有才华的经济学家和货币理论家之一，1893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如果进行了恰当和正确的应用，本文作者原则上并不反对复本位制。目前货币状况的不幸之一便是具有逻辑思辨能力而且观点前后一致的复本位制论者似乎已经在战场上消失了，剩下的只有那些单一的银本位制论者和单一的金本位制论者。每个人应该知道，在目前条件下实行自由铸造银币就意味着单一的银本位制……按16∶1的比价实行自由铸造银币，在目前的情况下将只会是一场灾难，而且即使按照20∶1的比价，很有可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纽科姆，第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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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具有逻辑思辨能力而且观点前后一致的复本位制论者”，他就是弗朗西斯·沃克将军，《新帕尔格雷夫》辞典把他描述为“他那个时代国际上最著名的、受人尊敬的美国经济学家”，曾经是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和史学领域的成功教授，也曾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他支持国际复本位制——即，由相关各国达成一项协议，按照共同的金银比价实行复本位制，但是，他反对只在一个国家推行复本位制，因此，他并不赞同布赖恩自由铸造银币的核心纲领主张。我并不了解在1896年的总统竞选中他是否积极反对布赖恩的竞选运动，但是，在1896年大选结束几天后，他发表了《关于国际复本位制》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把布赖恩的竞选失利称为“雨收云散的大风暴”[沃克，（1896a）1899年，1∶251]。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提出建议，希望按照除16∶1之外的比价单方面实行复本位制，事实上，他持之以恒地提倡推行国际复本位制，甚至支持按照法国一直维持的15.5∶1的比价（沃克，1896b，第212~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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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在1896年实行复本位制，不管是按照16∶1还是35∶1的比价，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加入复本位制的行列，也不会采用相同的比价。到了1896年，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或许已经超越了那个世纪之前的几十年中一直雄霸世界的法国，成为世界上更为强大的国家。尽管在1803~1873年，先是有白银大发现，继之又有黄金大发现，法国却成功地把金银比价维持在15.5∶1的水平。当时，在许多欧洲国家中普遍存在着偏好复本位制的实质性意向，印度也直到那时才终止了自由铸造银币，而中国则一直坚持采用银本位制，直到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用白银采购计划才迫使中国废除银本位制（非常有趣的是，在19世纪美国白银运动背后兴风作浪的某些势力中，有一些利益集团获得了某种政治慰藉，我将在第7章讨论更多的细节）。我们已经太习以为常了，把黄金当作天然的货币金属，以至于我们似乎忘记了在过去几百年中，白银曾经是比黄金更为重要的货币金属，只是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才丢失了第一货币金属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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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他国家加入美国的阵营，按照16∶1的比价实行复本位制，它所带来的伤害将会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如果它们按照35∶1的比价追随美国，长期的结果或许将会更加有利。1914年，市场比价和法定比价终于变得一致，但是，不久之后“一战”爆发，这意味着即便价格的统一会带来什么影响，这种影响也会是微弱的，直到战争结束之后。1915年之后，市场比价开始急剧下跌，到了1920年已经跌破了16∶1的水平，然后又急剧上升，到了1927年又超过了35∶1的比价水平。如果复本位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成为法定本位制，那么战后的格局无疑会大相径庭。“一战”之后推行金汇兑本位制，主要是因为人们担忧黄金会出现短缺，而复本位制正好可以减轻这种担忧。但是，我们现在的考虑太偏离我们的历史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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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法提金工艺和布赖恩的政治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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