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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1870年，法国吸纳了世界黄金产量的一半以上作为其货币存量，而持有的白银数量却几乎不变。[6]其结果是，1850年市场比价为15.7∶1，此后从来没有跌破过15.2∶1（出现在1859年），然后到1870年又反弹到15.6∶1的水平（沃伦和皮尔逊，1933年，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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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观点所隐含的假设是，法定的金银比价就像是刃形支承，因此，市场比价与处在刃尖的法定比价稍有偏离，就会立刻将目前较高价值的贵金属所铸造的硬币回炉熔化，然后再向市场出售。但是，这却不是在法国出现的情况，法国的情况与严格意义上的金本位制下货币汇率的情形很相似，即各国货币中法定贵金属的含量决定了外汇平价（例如，1879~1914年1英镑可以兑换4.866 49…美元）。[7]如果市场汇率偏离平价汇率，那么就有机会进行套汇投机，即先将较便宜的货币兑换成黄金，然后把黄金运到另一个国家，再把黄金兑换成该国货币，最后再把货币收入兑换成原先较便宜的货币。为了使套汇投机有利可图，市场汇率和外汇平价之差必须大到足以分摊保险和黄金运输的成本以及其他任何相关的费用。外汇平价之差加上或减去这些成本，就决定了所谓的黄金输送点，如果市场汇率在黄金输送点与外汇平之差的范围内波动，就不会导致黄金的输入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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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种类似的准确说法，复本位制下，在把较便宜的硬币兑换成贵金属并且把贵金属向市场出售时便产生了相应的成本。这些成本决定了金银比价的高点和低点。市场比价就在这两点之间波动，并且不至于会导致某一种贵金属取代另一种贵金属的结果。波动的幅度取决于铸币税、熔化硬币的成本、保险费以及延迟所产生的利息损失费用，等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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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由于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而终止了复本位制。法国遭遇了巨大的失利，被迫向德国支付可以兑换成黄金的巨额战争赔款。而德国却用这笔巨款从银本位制转型为金本位制——这要感谢英国的榜样作用，因为，德国的领导人急切地想在经济上超越英国，而自1821年之后，英国一直实行金本位制。在这个过程中，德国把从流通领域中回笼的大量白银向市场抛售，而法国却不愿意忍受由于黄金枯竭和白银输入所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按白银价值计算）。因此，法国关闭了可以自由铸造银币的铸币厂，随后便实行了金本位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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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复本位制经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与欧洲半数国家进行的长达20年的战争中，拿破仑从来没有想到要采用不兑现纸币这种具有欺骗性的权宜之计”（沃克，1896b，第87页）。这完全要归功于当年帮助拿破仑走上权力舞台的指券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警世案例（怀特，1896年），而不是因为复本位制比单一金属本位制具有某种特别的优越性。有了指券的经历之后，拿破仑任何想用贵金属支付承诺来发行不兑现纸币的企图，都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并且可能导致大规模货币外逃的现象。据我所知，除此之外，任何重大战争的爆发都会导致货币的贬值（在较早的时候，可能采取的方法包括货币纯度掺假、变更硬币的名义价值，或类似的权宜之计，而在最近几个世纪里，主要通过中止硬币支付和发行不兑现纸币的方式）。法国的措施与英国所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英国原先看似实行法定复本位制，但是事实上却推行金本位制，在1797年中止了硬币支付，直到1821年才恢复硬币支付。但是，人们相信英国对恢复硬币支付的承诺，因为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一直实行硬币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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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不仅德国和法国，而且许多其他国家纷纷从复本位制转为金本位制，这股风潮因美国在1879年恢复硬币支付而达到高潮。它所产生的影响是白银相对于黄金的市场价格出现了快速下跌，而且幅度巨大，因此，到了1896年，当布赖恩发表他著名的《黄金十字架》演说并且把16∶1当作其选战口号时，金银的市场比价几乎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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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4章中，我曾经对美国的假设价格水平进行了估算，作为一个附带结果，也估算了如果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恢复其战前的复本位制，金银的假设比价。这些估算表明，至少到1914年为止，即在“一战”爆发前，金银的假设比价将会十分接近16∶1。尽管白银和黄金的相对供给数量出现过大幅度的波动，但是，法国能够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保持有效的复本位制，这无疑使我对我的估算充满了信心。正如我在第3章中所言，如果我的结论接近于正确的话，“美国在1873年之后在稳定金银比价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将会与法国在1873年之前的作用相当”，其结果是将会在美国和其他金本位制国家产生一个更加稳定的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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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复本位制的学术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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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史实一样，这一时期的学术文献也不支持这种传统观点。与此相反，正如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熊彼特，1954年，第1 076页）中所说：“复本位制是货币偏执狂们的主要狩猎场。不过，事实上——这些观点是近乎病态的产物，而且黄金党的胜利使得他们忘乎所以——在其鼎盛时期，即便除了那些将自己的科学立场延伸至复本位制主义的起源的支持者，复本位制论者也占据了辩论的上风。”熊彼特还在脚注中补充道，“在纯粹对复本位制进行分析的人中间，瓦尔拉斯无疑是最出色的（瓦尔拉斯，1954年，第31讲和32讲）”（熊彼特，1954年，第1 076页）。[10]正如瓦尔拉斯（瓦尔拉斯，1954年，第32讲，第359页）在一份经过仔细推敲的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简而言之，就货币本位的价值稳定性而言，复本位制与单一金属本位一样完全是听天由命，只不过复本位制多了几分运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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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瓦尔拉斯的分析水平时，熊彼特或许完全正确。但是，欧文·费雪的分析也同样严密，而且更容易理解。他的结论简明扼要（费雪，1911年，第7章，第123~124页），他认为“复本位制不可能‘在两种货币贵金属的价格之间’只有一种‘法定’比价，总是可能会出现另一个比率。总会有两种极限比价，而只有在极限比价之间，复本位制才会有可能出现”。请注意，费雪所指的极限比价并不是之前讨论中提及的金银的比价点：那些比价点决定了与固定的法定比价一致的市场比价的波动范围。而费雪所讲的极限比价决定了法定比价的波动范围，而且只有遵照这个比价，才有可能在黄金和白银需求和供给的给定条件下保持黄金和白银一起流通。对黄金和白银的新增产量进行不同的分配，将与它们各自的法定比价相一致。当黄金白银出现较低的极限比价时，大部分新增黄金的产量将会流向黄金的非货币用途，而复本位制将会濒于转变为单一银本位制；当出现较高的极限比价时，大部分新增白银的产量将会流向白银的非货币用途，而复本位制将会濒临转变为单一金本位制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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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自利益起见而保持某一种或另一种市场比价，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意义（除了那些在银矿和金矿上有着切身利益的人之外）。通常而言，重要的问题在于价格水平的趋势走向。实行哪一种货币本位——复本位制、单一银本位制还是单一金本位制，将导致在很长时间内价格水平最稳定？即，货币单位的实际价值最稳定？费雪的答案（费雪，1911年，第7章，第126~127页）是，当法定复本位制的比价有效的时候，“多年之后，货币单位的实际价值的复本位制水平将维持在两种金属各自单独变动的水平之间的中间水平。复本位制会扩大单一贵金属在黄金和白银混合市场中的波动效应……应该指出的是，它们之间所维持的均衡效应只是相对而言。可以认为，单一贵金属会比两种金属混合在一起更加稳定。”[11]换言之，复本位制至少总是比两者可相互替换的单一金属本位制的价格水平更加稳定，也比任意一种单一金属本位的价格水平更加稳定。这就是瓦尔拉斯所说的“多了几分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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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本位制的拥趸者和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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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在自由铸造银币骚乱达到高潮的时候，弗朗西斯·沃克对此进行了精彩的描述（沃克，1896b，第217~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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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有三种人习惯称自己为复本位制论者。第一种人是产银诸州的居民，这些人有着所谓的特殊利益，与其他一般的利益参与者迥然不同……他们主张保持白银作为货币金属，与宾夕法尼亚州在生铁产品上征收关税一样，其利益出发点具有相同的天然本性……尽管美国的白银产业规模不大……但是它还是能够施加极大的政治影响，部分是因为参议院实行的是平等代表权制度，部分是因为他们在追求事业目标的时候所具有的渴望和热情。第二种人……包括那些在白银生产中并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人，但是出于一般的经济观点，他们倾向于主张国家使用量大且价廉的货币。在领导这个群体的人中间，我们发现就有那些在1868~1876年最热衷于倡导绿背纸币的异端邪说之流（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这却是正统观点）。由于在绿背纸币通货膨胀的问题上遭受挫折，他们又拾起白银通货膨胀的救命稻草……他们主张白银贬值，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白银是仅次于绿背纸币的最好东西（他们的意思是，就是我们所谓的仅好于绿背纸币的最糟糕的东西）。这些我们正在讨论的群体并不是真正的复本位制论者，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是白银通货膨胀（他们就是熊彼特所指的“货币偏执狂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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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人包括在这个国家信奉复本位主义的人，这些人相信，他们的观点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共和国缔造者一样，最好的货币流通基础就是基于两种贵金属的货币本位。尽管他们强烈反对通货紧缩，但是他们不是通货膨胀论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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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称自己是单一金属本位制论者或硬通货论者以及推崇金本位制之流，主要包括三类并列的群体：与黄金开采有着利害关系的人；被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势力谴责为通货紧缩论者，如果公正点说，也被称作“华尔街”的人；信奉单一金属本位制论者，他们把英国的经济成就解释为金本位制优越的明证，把许多欧洲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从复本位制转型为金本位制解释为复本位制羸弱不堪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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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战并不限于美国，它蔓延至英国、法国，实际上整个世界都深陷其中，正如马西莫·罗卡斯所说，它导致了“经济学家中最活跃的理论论战，以及‘文明世界’中最激烈的经济政策争论”（罗卡斯，1987年，第1页）。其他地方也像美国一样，参与论战的人也分成类似的派别，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在拥趸复本位制的人中，第一种人不仅包括与白银生产休戚相关的群体，而且，特别是在英国，也包括与印度和中国开展贸易的人，而在当时，印度和中国都还在实行自由铸造的银本位制，印度直到1893年才终止银本位制，中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废除银本位制。与印度和中国开展贸易的群体支持复本位制，他们的理由与今天赞成固定汇率的人的想法一致——就是为了减少诸多不便以及由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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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阵营的区分并非泾渭分明，牢不可破。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首任系主任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他在1886年出版的《美国复本位制的历史》（The History of Bimetal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无疑是一个重大学术贡献，复本位制的拥趸者和反对者都会引用此书内容。但是，劳克林本人也是极其活跃、主张硬通货论、反对自由铸造银币运动的领袖级人物。作为这个阵营的领军人物，他很教条并且极具煽动能力。货币领域的学术专家，如弗朗西斯·沃克和欧文·费雪肯定也赞同他反对平民主义者某些特定的自由铸造银币主张，但是，显然他们对劳克林的教条做派感到十分尴尬，而且他们认为劳克林的经济学理论十分糟糕——在我看来，他们十分正确，因为他们在经济学理论观点上完全与劳克林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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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的例子则是罗伯特·吉芬爵士，因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戏谑地编造出“吉芬悖论”而名垂后世。1879~1890年，吉芬在这个问题上写过不少流行甚广的文章，后来这些文章被编纂出版，起名为《反复本位制的案例》（The Case Against Bimetallism）[吉芬，（1892）1896年]。无论他的累世盛名根据如何，这本书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他对货币理论一知半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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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复本位制的实际提案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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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者相信，原则上来说复本位制优于单一金属本位制，但是对于处在政治辩论核心的那些特别实际的复本位制提案，他们却一致反对，主要是由于两重原因，即希望得到更好的改革方案，同时也基于实际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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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与更好：斯坦利·杰文斯[杰文斯，（1875）1890年，第328~ 333页]赞同物价指数本位制，在这种制度下，货币单位，至少是长期合同中的货币单位，将会根据一般价格变化而进行调整——这种货币制度后来被称为指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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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虽然也赞同物价指数本位制，但是认为除了长期合同之外，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支持埃奇沃思的观点，即把混合本位制标注为与完全物价指数本位制相比不那么极端偏离金本位制，但是却优于复本位制（马歇尔，1926年，第12~15页，第26~31页）。[14]混合本位制是货币单位由两种金属组成的货币体系，“一个黄金单位与数个白银单位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平价标准，而以此为基础则可以建立起纸币体系”（埃奇沃思，1895年，第442页）。在复本位制下，两种金属的相对价格是固定的，但是作为货币的相对数量则在不断变化。然而，在混合本位制下，作为货币的相对数量是固定的，而相对价格则在不断变化。因此，把一个法定的混合本位制转变成事实上的单一金属本位制，不存在任何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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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瓦尔拉斯（瓦尔拉斯，1954年，第361页）赞同由货币管理部门用“白银调节器”进行管理的金本位制，以保持价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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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费雪（费雪，1913年，第495页）赞同“补偿美元本位制”，在这种本位制下，美元的黄金等量将会不断变化，以使基础广泛的价格指数保持稳定，换言之，美元的黄金含量将会不断改变，来“补偿每一格令黄金的购买力所出现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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