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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弗朗西斯·沃克在南北战争期间曾是一名志愿兵，战争结束之后他被提升为将军，他是美国杰出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管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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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F·Y·埃奇沃思曾经用一个委婉的说法来证明吉芬的所谓盛名。埃奇沃思是那个时代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在前言中就巧妙地反驳了吉芬的某个谬误，“吉芬先生提出了一个论点……不大乐意接受别人的质询。我十分谦卑地提出下列反对理由”（埃奇沃思，1895年，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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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弗朗西斯·沃克写道，“来自剑桥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教授无疑是英国经济学家中的翘楚，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在复本位制和单一金本位制之间，他会选择复本位制”（沃克，1893年，第175页，脚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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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尽管从内心来说，我是一位国际复本位制论者，但是我一直把这个国家独自为复兴银本位制而做出的种种努力看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样也是为了国际复本位制的实际事业。”（沃克，1896b，第iv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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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杰文斯就复本位制的理论观点所发表的最精彩和最简洁的表述出现在他的《货币和汇率机制》（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一书中[杰文斯，（1875）1890年，第137~138页]。费雪在《复本位制机制》（1894年）一文中引用了他的论述，并且在文中做出了一个更加完整和确切的分析。在文章完成后，费雪又增加了一条注释，作为文章的一部分。在这个新的注释中，他发现瓦尔拉斯“已经研究了几乎相同的问题，并且表达了几乎相同的结论”（费雪，1894年，第529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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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塞努斯基是法国著名的复本位制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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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十分有趣的是，杰文斯在另一个领域的预测，即煤炭的未来作用和可开采数量方面，同样大错特错（参阅杰文斯，18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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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白芝浩同样怀疑法国会实行白银去货币化，事实上，法国在不久以后果然实行了白银去货币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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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1年恢复金本位制并没有在英国终结货币本位之争，而美国在1879年恢复金本位制却终结了货币本位之争。“对1821年法案进行最坚决和持续攻击的，主要是银本位制或复本位制的支持者。”（费特，1973年，第17页。）在一本关于货币正统观念的书中，费特为介绍1825年危机反应的那个章节起了一个标题为“对复本位制的新支持”；他为另一个章节所起标题为“对银本位制和复本位制的好评”，其中写道（费特，1965年，第124页、第181页），“议会在银本位制或复本位制问题上所做出的最后重大的行动发生在1835年，但是，在1835~1844年，曾有人建议，白银应该在货币制度中拥有更长久的地位，而这种建议来自在货币和金融政策的其他方面拥有广泛不同观点的群体。”之后，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美国恢复金本位制和法国也转型至金本位制之后，并且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白银的黄金价格开始急剧下跌之后，“印度汇率出现波动而对英国造成的混乱，来自美国试图恢复复本位制的压力，以及由黄金价格下跌而导致的国内经济问题，都引发对实行国际复本位制的可能性进行认真的思考”（费特，1973年，第19页）。“一个意见分歧的委员会（在1887年任命成立）建议实行复本位制，但是，政府并没有推动这项提议，而且这项运动从来没有在国际政治的层面取得任何进展。”（费特，1973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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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最近有两篇关于复本位制的文章，可能是情况有所变化的迹象（一篇是罗卡斯在1987年发表的，另一篇是多德在1991年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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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祸害 第7章 富兰克林·罗斯福、白银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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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农业救济法案》之托马斯修正案的授权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从1933年起实施美国白银采购计划，这是十多年来白银游说势力打着“为白银做点事情”的幌子施加巨大政治压力而取得的最终成果。农业游说集团支持白银采购计划，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赞同任何有助于导致通货膨胀并且随之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措施——在大萧条时期农产品的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另外，农业游说集团也需要白银游说集团的支持，推动在《1933年农业救济法案》中包含的其他价格上涨措施的实行，而罗斯福总统支持白银采购计划，主要是为了确保来自白银诸州和农业诸州的国会议员能够支持其他新政立法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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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采购白银之前，《1933年农业救济法案》中包含的其他价格上涨措施已经展现出推动通货膨胀的巨大能量。而且，在1932~1937年，白银采购的确推动了高能货币的增长，并以此促进一般价格水平上涨了14%，其中，批发价格甚至上涨了32%，而农产品的价格更是上涨了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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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采购计划通过迅速推动白银价格大幅上涨而“做了点事情”，从而向白银生产者提供了大量财政补贴。但是，这项计划也推动了1934年还在实行银本位制的唯一大国——中国最终摆脱白银的束缚，也促使当时还在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其他主要国家，尤其是墨西哥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最终降低辅币中白银的含量或者甚至终止使用白银。因此，白银采购计划确保了白银最后完全彻底地退出世界货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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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白银采购计划的人在大肆宣传此项计划的好处时，把中国由此而获得的利益也算在其中。事实上，这项计划对于当时在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来说完全是一场灾难。正是凭着银本位制的独特之处，中国才在很大程度上侥幸逃脱了大萧条早期的恶劣影响。但是，在美国强力推进白银政策的影响之下，中国在1934~1936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并且随之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从而削弱了民众对蒋介石统治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这项政策掏空了中国的货币储备，迫使它废除银本位制，转而实行不兑现纸币本位制。不管怎样，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无疑会导致中国出现通货膨胀。但是，美国的白银政策加速了通货膨胀的爆发，加剧了物价飞涨的严重程度，从而导致1948~1949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正如张嘉璈指出的那样，“‘二战’结束之后，许多历史因素导致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其中让其他因素黯然失色的、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通货膨胀”（张嘉璈，1958年，第363页）。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也呼应了这种观点，在为稍后一位中国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通货膨胀的一本书作序时，他写道，“似乎毫无疑问，中国在战时和战后所出现的通货膨胀是导致国民党政府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周舜莘，1963年，第ix页，也可参阅杨格，1965年，第328页）。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的白银采购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蒋介石统治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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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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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老兵永远不死一样，古老的事业永远不死，它们只是暂时隐退。按理来说，白银运动已经因1896年布赖恩的失败而被历史尘封，但是它却时不时地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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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战”结束的时候，“在为卢比和纸币流通而确保白银供给的问题上，印度政府遭遇到了巨大困难”（李文斯，1939年，第145页）。世界白银需求远大于当时的白银产量可以供给的数量。为满足英国与印度的贸易需求，美国同意从自己富余的货币储备中提供适当的白银供给。为了批准这项白银出售计划，并且消弭国内白银集团的喧嚣之声，美国在1918年通过了《皮特曼法案》。这项法案是以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基·皮特曼的名字命名的，皮特曼从1913年首次当选为参议员起，一直到1940年去世，或许是美国最执着的“为白银做点事情”的支持者。为了满足白银集团的利益，由于向英国出售白银而导致美国货币储备下降的部分，保证将会在有多余白银供给的情况下，按每盎司1美元的价格，从国内进行补充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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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通货膨胀，以及战时货币白银和非货币白银需求的激增，都导致白银的市场价格从1914年每盎司70美分，上涨至1918年的97美分，到了1919年，甚至突破了1美元大关。“到了1920年，价格又跌回至每盎司1美元以下。铸币厂主管立刻按照每盎司纯银1美元的保证价格开始采购白银。”（李文斯，1939年，第147页。）总之，在随后三年里，铸币厂按每盎司1美元的价格，向美国白银生产者购买了约2亿盎司的白银，而与此同时，白银的市场价格却一路下跌，不足70美分——向生产者支付的财政补贴大约为1 6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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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完《皮特曼法案》的白银采购计划之后，“为白银做点事情”的压力还在持续，但是没有之前那么强烈，直到1930年，由于大萧条导致白银价格出现急剧下跌之后，这种压力又卷土重来——白银价格从1928年的每盎司58美分下跌至1930年的38美分，而到了1932年年底和1933年年初更是下跌至25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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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利益集团迅速激活所有先前用过的救市招数：召开国际会议，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采购和囤积白银，制定和颁布按16∶1的比率自由和无限量地铸造银币的法案。在胡佛当政期间，没有一项措施得以实施，但是，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后，它们又很快死灰复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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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压力的原因十分简单。正如T·J·克雷普斯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自从西部7个州——犹他州、爱达荷州、亚利桑那州、蒙大拿州、内华达州、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开始生产白银以来，来自这些产银诸州的参议员控制了参议院1/7的选票。根据提付表决未终止辩论的国会议事规则，他们手中所掌控的选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很快就有20多份白银提案等待国会的批准。虽然产银诸州的总人口都及不上一个新泽西州的人口，虽然1929年从事白银产业的人数不足3 000人，但是美国的政治领袖们迅速找到了有利可图的利益交换方式，即为了确保在更为重要的国家问题上获得国会的支持，那么就‘为白银做点事情’吧”（克雷普斯，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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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中的白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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