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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白银采购计划的人在大肆宣传此项计划的好处时,把中国由此而获得的利益也算在其中。事实上,这项计划对于当时在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来说完全是一场灾难。正是凭着银本位制的独特之处,中国才在很大程度上侥幸逃脱了大萧条早期的恶劣影响。但是,在美国强力推进白银政策的影响之下,中国在1934~1936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并且随之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从而削弱了民众对蒋介石统治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这项政策掏空了中国的货币储备,迫使它废除银本位制,转而实行不兑现纸币本位制。不管怎样,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无疑会导致中国出现通货膨胀。但是,美国的白银政策加速了通货膨胀的爆发,加剧了物价飞涨的严重程度,从而导致1948~1949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正如张嘉璈指出的那样,“‘二战’结束之后,许多历史因素导致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其中让其他因素黯然失色的、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通货膨胀”(张嘉璈,1958年,第363页)。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也呼应了这种观点,在为稍后一位中国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通货膨胀的一本书作序时,他写道,“似乎毫无疑问,中国在战时和战后所出现的通货膨胀是导致国民党政府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周舜莘,1963年,第ix页,也可参阅杨格,1965年,第328页)。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的白银采购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蒋介石统治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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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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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老兵永远不死一样,古老的事业永远不死,它们只是暂时隐退。按理来说,白银运动已经因1896年布赖恩的失败而被历史尘封,但是它却时不时地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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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战”结束的时候,“在为卢比和纸币流通而确保白银供给的问题上,印度政府遭遇到了巨大困难”(李文斯,1939年,第145页)。世界白银需求远大于当时的白银产量可以供给的数量。为满足英国与印度的贸易需求,美国同意从自己富余的货币储备中提供适当的白银供给。为了批准这项白银出售计划,并且消弭国内白银集团的喧嚣之声,美国在1918年通过了《皮特曼法案》。这项法案是以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基·皮特曼的名字命名的,皮特曼从1913年首次当选为参议员起,一直到1940年去世,或许是美国最执着的“为白银做点事情”的支持者。为了满足白银集团的利益,由于向英国出售白银而导致美国货币储备下降的部分,保证将会在有多余白银供给的情况下,按每盎司1美元的价格,从国内进行补充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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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通货膨胀,以及战时货币白银和非货币白银需求的激增,都导致白银的市场价格从1914年每盎司70美分,上涨至1918年的97美分,到了1919年,甚至突破了1美元大关。“到了1920年,价格又跌回至每盎司1美元以下。铸币厂主管立刻按照每盎司纯银1美元的保证价格开始采购白银。”(李文斯,1939年,第147页。)总之,在随后三年里,铸币厂按每盎司1美元的价格,向美国白银生产者购买了约2亿盎司的白银,而与此同时,白银的市场价格却一路下跌,不足70美分——向生产者支付的财政补贴大约为1 6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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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完《皮特曼法案》的白银采购计划之后,“为白银做点事情”的压力还在持续,但是没有之前那么强烈,直到1930年,由于大萧条导致白银价格出现急剧下跌之后,这种压力又卷土重来——白银价格从1928年的每盎司58美分下跌至1930年的38美分,而到了1932年年底和1933年年初更是下跌至25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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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利益集团迅速激活所有先前用过的救市招数:召开国际会议,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采购和囤积白银,制定和颁布按16∶1的比率自由和无限量地铸造银币的法案。在胡佛当政期间,没有一项措施得以实施,但是,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后,它们又很快死灰复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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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压力的原因十分简单。正如T·J·克雷普斯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自从西部7个州——犹他州、爱达荷州、亚利桑那州、蒙大拿州、内华达州、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开始生产白银以来,来自这些产银诸州的参议员控制了参议院1/7的选票。根据提付表决未终止辩论的国会议事规则,他们手中所掌控的选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很快就有20多份白银提案等待国会的批准。虽然产银诸州的总人口都及不上一个新泽西州的人口,虽然1929年从事白银产业的人数不足3 000人,但是美国的政治领袖们迅速找到了有利可图的利益交换方式,即为了确保在更为重要的国家问题上获得国会的支持,那么就‘为白银做点事情’吧”(克雷普斯,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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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中的白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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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罗斯福在当选总统时提出的民主党纲领向美国人民保证,将“不惜任何代价维护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又补充道,“国际货币会议呼吁政府考虑恢复白银的货币地位及相关事宜”。共和党的政策纲领同样支持召开国际货币会议,但是其政策立足点不尽相同,它保证“继续支持金本位制”——这是自1896年在白银问题上发生直接冲突以来一直保留着的细微差别。在蒙大拿州的巴特市——白银产地的中心,罗斯福在一次竞选演说中曾经宣称,“必须恢复白银的货币地位,而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言出必行”,并且承诺,“在他当选后,他将立即召开一次国际货币会议,来讨论是否重新恢复白银的货币地位”(《纽约时报》,1932年9月2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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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在1932年所取得的压倒性胜利极大地增强了白银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尤其增强了在参议院的影响力。在竞选前,来自7个产银诸州的14名参议员在党派立场上势均力敌:7名共和党对阵7名民主党。罗斯福胜出之后,只剩下两名共和党参议员,而民主党参议员的数量却增加到了12名,而且在硕果仅存的两名共和党参议员中,来自爱达荷州的威廉·E·博拉长期以来一直是一名坚定的白银支持者。白银利益集团的一些领袖——如博拉早在1906年就首次当选了参议员,而基·皮特曼也在1912年就首次当选了参议员,因此,由于德高望重,他们在参议院拥有十足的影响力。同样,白银利益集团的盟友——农业诸州,也扩大了他们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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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在参议院的首次考验,即按16∶1的比率实行白银自由和无限量铸造的修正案,“因44票反对和33票赞成而被否决,但是投票结果显示,自这项提案从1月开始由任期届满的国会议员投票以来,又增加了15张赞成票”(李文斯,1939年,第245页)。显然,白银利益集团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连总统都不能对此掉以轻心。而且,正如罗斯福在竞选时已经充分表示,他无意轻视白银集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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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罗斯福总统对此做出了回应,支持由参议员埃尔默·托马斯提出的《1933年农业救济法案》之修正案。托马斯本人并非来自产银诸州,但是他却是“一名顽固的通货膨胀论者”(李文斯,1939年,第245~246页)。1933年5月12日,托马斯修正案最终获得了通过,它授权总统可以自由裁量增加联邦储备票据、存款和美元纸币,其授权的总量达30亿美元,几乎把高能货币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另外,这项修正案同时授权总统降低美元的黄金含量,并且赋予总统在处理白银问题上拥有巨大的权力——例如,针对当年布赖恩所呼吁的、按16∶1的比率实行白银自由和无限量铸造的提议,总统可以马上付诸行动。这些权力“几乎没有被动用,直到1933年12月21日,当时罗斯福总统动用托马斯修正案所赋予他的权力,命令美国铸币厂从即日起至1937年12月31日,以每盎司美分的价格(即每盎司0.646 4…美元)购买国内新增的白银”(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第483页),而在当时,白银的市场价格仅为每盎司44美分。[2]罗斯福以一个虚构的理由为离奇的白银价格辩护:财政部只是以银元的法定重量,也就是,按照每盎司1.292 9的货币价值来铸造银元,其中征收了50%的铸币税。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向白银生产者支付补贴的同时,却不用承担财政预算的成本,而且实际上还以虚构铸币税的方式产生了预算收入。如此看来,在预算记账方面制造“镜中迷雾”式的欺骗手法,不是最近才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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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为履行竞选时的承诺而召开的世界经济大会却时运不济,仅仅几个月之后,因为他本人的破坏,只能匆匆结束。[3]会议取得的唯一一项成果也是镜中迷雾:白银生产国和白银使用国达成协议,将会采取措施稳定白银价格。除美国之外,这项协议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仅仅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漂亮的借口,宣称达成了一项国际协议,而这本来就是美国想去做的事情——采购一定数量的白银(如需了解详情,请参阅李文斯,1939年,第248~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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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出现的高潮就是《白银收购法案》。国会通过这项法案是对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5月22日发表的咨文的回应,随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也就是在1934年6月19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白银收购法案》“授权财政部长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的市场价格上涨至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持有的白银储备的货币价值占到黄金储备的货币价值的1/3为止。财政部长在执行这项命令的时候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第485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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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收购,以及很久之后在1934年法案和后续相关法案的授权下抛售白银,一直持续到1961年年底,而且收购法案直到1963年才被废除。然而,尽管在法案授权下收购了大量的白银,但是,法案要达到的两个目的——每盎司1.29美元的白银价格以及货币白银和货币黄金之间的比率达到1∶3——无一能够实现。这些收购行动——按照1933年12月21日公告的规定向国内生产者收购白银,在1934年8月9日对国内持有的白银股票“收归国有”,以及根据《白银收购法案》在公开市场收购白银,等等——一开始的确抬高了白银价格,从1933年12月21日公告之前的每盎司44美分左右,上涨至1935年4月26日最高时的每盎司81美分。但是,自那以后,价格开始下跌,到了1936年年初又回落至45美分左右,之后直到“二战”引发通货膨胀,价格都没有出现任何可观的上涨。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白银价格上涨,超过了政府向国内白银生产者收购的价格,于是,在1946年又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把铸币税降低至30%,也意味着政府的收购价格下降为每盎司90.5美分。一直到1961年,财政部都通过收购和抛售把白银的市场价格钉住在这一水平上。在政府结束干预之后,由于白银加入到战后的通货膨胀中,因此,白银价格最终突破法定的货币价值。随后,白银价格上涨过高,甚至导致价值极其低估的白银辅币只得重新回炉熔化,或进入钱币收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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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二个目的,在20世纪30年代,货币白银储备与货币黄金储备的比率从来没有上升到1∶5的水平——这离1∶3的目的相差很远。由于法定黄金货币价格上涨至每盎司35美元,所以黄金储备的大量增加抵消了大量收购白银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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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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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法案只取得了一个重大的国内效果——在由美国纳税人承担费用的情况下,向国内白银生产者提供了大量的补贴。白银生产者对此的反应就是大幅增加白银的产量,从1934年的3 300万盎司提高到1940年的7 000万盎司。不管怎样,经济增长本身都会导致白银产量的增加,因为大部分白银是开采铜、铅和锌时所产生的副产品。但是,价格补贴不仅刺激了白银开采,也刺激了铜、铅和锌的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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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利益集团把刺激白银生产当作产业利好政策,因为它为产银诸州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为了获得其他利益集团的支持,尤其是农业集团,白银支持者同样辩称,收购计划将会通过增加货币供给促进通货膨胀,并且会通过增强实行银本位制国家的购买力而推动美国出口的增长,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主要是指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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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通过印制银券向白银生产者支付白银货款,而这的确增加了货币供给。但是,增加货币供给有许多种方法,当时财政部的做法带来的实际货币影响只不过是印制银券,而不是印制联邦储备券。换言之,在白银收购计划中,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美联储采取种种措施来消除白银收购所带来的任何货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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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白银收购对使用白银的国家所造成的影响,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完全与他们当初所宣称的相反: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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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内的主要短期影响仅仅是让纳税人出钱支付给白银生产者,进行白银的开采、提炼和铸造,然后再运送到华盛顿和其他政府金库进行储存——这纯粹是为就业而实施的收购计划,如果有任何有价值的产出的话,假设确实有过的话,其效果也微乎其微。从长期来看,甚至国内白银生产者的利益也受到了伤害,因为对其他国家的负面影响摧毁了美国产品的主要市场,也就是那些把白银当作货币使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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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3年,中国仍然是实行银本位制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实物白银储备总量的43%以及在1493~1932年生产的30%以上的白银,都被用于货币用途(李文斯,1939年,第369页)。到了1979年,白银铸造总量仅占全部白银消费总量的5%。在整个战后时期,白银的工业消费远远超过新增的白银产量和报废的白银数量的总和,美国的白银库存以及退出货币流通之后重新熔化的白银维持了平衡(参见下列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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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的价格变化很能说明问题。从公元前1670年到1873年美国和法国实行白银去货币化,黄金的年平均价格从来没有超过相应白银价格的16倍,其间最低的时候大约出现在公元前50年,价格之比略微低于9倍(沃伦和皮尔逊,1933年,第144页)。显而易见,在超过3 000年的历史长河里,金银比价一直在9~16倍之间波动。从1687年起,我们开始进行持续的年度估算,到1873年——其间白银毋庸置疑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货币金属,比价波动的范围更窄,在14~16倍之间。[6]在1873年之后,情况出现了急剧的变化。从那时起到1929年,比价在15~40倍之间波动,而且除了在“一战”期间和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多数时候的比价超过30倍。在大萧条期间,白银价格出现了暴跌,从而使得1933年的金银比价推升至76倍。虽然白银收购计划暂时把比价压低至1935年的54倍,但是,随后又重新上升,在1940年和1941年,飙升至历史最高的100多倍。到了1970年,由于美国把黄金价格钉在每盎司35美元,而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又推动白银价格随着其他商品的价格一起上涨,因此比价又回落至18倍。1971年,当黄金价格被放开之后,金银比价再次上升,波动的幅度十分可观。总的来说,比价在75∶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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