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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国和其他国家在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又因日本在1931年9月入侵东北而进一步加强。当时，尽管各地军阀割据并且共产党也在闹革命，但是，国家还是处于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统治之下。“蒋介石对日本入侵东北的回应显示了中国的软弱，他们选择了接受现实和不抵抗的政策。国民党的领导人没有专注于如何重新加强军队建设，来应对不可避免的日本侵略战争。而且，如果要镇压共产党和抑制各地残余军阀势力，也必须要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些军事需求是国民党政府预算赤字日趋庞大的重要原因。长期赤字融资造成了国力日益衰落，这是中国随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格林伍德和伍德，1977a，第27页。）[11]但是，蒋介石在统一中国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各地军阀的势力被削弱，与此同时，到了1934年，共产党也被迫退守到西北延安等山区。”（格林伍德和伍德，1977a，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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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过银本位制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短暂优势不仅被削弱，而且，在美国于1933年也放弃金本位制之后，更是被完全消除，并且转化为重大劣势。中国银元与英镑、日元和卢比的汇率第一次出现了升值，而与美元的汇率，在1932年年底下跌至19美分之后，到了1933年年底上升至33美分——几乎一路升值，回到了1929年的汇率水平。毋庸置疑，以美元和其他货币计算的价格出现了上涨，抵消了中国银元升值所带来的部分影响。但是，美国白银价格上涨的幅度远远超过了一般价格上涨的幅度，因此，只抵消了升值所带来的一小部分影响。其结果是中国出口出现大幅下降，与1930年相比下降了58%，而同时，贵金属的出口还在持续。尽管世界其他地区已经开始从大萧条中复苏，但是，根据当时研究者的判断，中国正在走向严重的国内萧条时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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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放弃金本位制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又因美国“为白银做点事情”的行为而进一步加强。美国的收购计划是白银价格在1933年几乎翻了一番，甚至到了1935年4月上涨了两倍多的主要原因。当时，中国银元的市场价格为1银元兑换41美分。正如前文所述，白银价格随后一路下滑，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对中国的伤害已经显露无疑。1934年10月14日，中国正式废除银本位制，不仅提高了白银的出口税率，而且开始征收可调节的“平衡税”。中国转而实施“事实上的纸币本位制”（威格纳尔，1978b，第38页），尽管直到1935年11月3日，在政府公布实施全面货币改革的时候，才正式宣布中国废除银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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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白银在中国纯粹只是普通商品的话，那么白银价格的上涨将会大受欢迎，使得中国可以按照十分有利的条件抛售大量的白银库存。但是，白银是中国的本位货币，因此，白银价格的上涨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又随之严重地危害了中国的经济状况。“进口下降，而同时出口却变得越来越没有竞争力。由于经济活动的水平很低，工业生产几乎陷入停顿，失业率上升，而价格却大幅下跌。通货紧缩对农业的影响十分明显，农产品的价格指数从1926年的100，下降至1933年的57。这反映了对于依靠农耕生产的群体来说，他们的收入和购买力都在大幅下降。”（格林伍德和伍德，1977a，第32页）。[13]根据1929~1947年担任中国财政顾问的亚瑟·杨格的说法，“中国已经从一种适度的繁荣走向了严重的萧条”（杨格，1971年，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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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白银政策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不是无法预见，事实上是没有对此进行过预测。亚瑟·索尔特爵士曾经“受中国政府的邀请，担任了几个月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正式顾问”，1934年2月，索尔特爵士在他的报告中指出，“让中国废除以中国银元为基础的银本位制的任何计划，都存在巨大的危险和困难。但是，如果没有废除银本位制的计划，那么只有白银与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以及白银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世界价格停止大幅上涨，中国才能够避免进一步通货紧缩所带来的危害。其中主要的因素是美国的白银政策。因此，对中国（中国在白银问题上的实际利益要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向美国政府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立场”（索尔特，1934年，未编码的前言部分，及第108~109页）。值得指出的是，撰写这份报告的时候，许多实质性的危害已经产生。《纽约时报》随后在1934年9月3日刊登了一篇评论，其中很长篇幅的内容来自索尔特的报告，这篇评论写道：“我们的白银政策奇怪的一点是，当初在制定的时候宣称完全能够帮助‘使用白银’的国家，有助于‘恢复远东地区的购买力’……但是，实行银本位制的唯一重要的国家就是中国，而那些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的人实际上都一致认为，提高白银价格只会给那个国家带去灾难。”这一评论在结束时总结，美国的白银政策或许“在推动唯一一个银本位制国家转型为金本位制方面取得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14]事实上，这项政策将中国推向了纸币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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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美国财政部派遣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哈维·罗杰斯前往中国，评估白银价格上涨对中国的影响。与索尔特一样，罗杰斯在10月直接写给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评估报告中称，这项政策对中国极为不利，在危害已经产生的情况下，“我认为在赋予中国政府机会对将会产生的货币动荡进行调整之前，继续推动这项新的政策（抬高白银价格）是一种不负国际责任的做法”（杨格，1971年，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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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废除银本位制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十分迅速，但是直到1937年，影响还是相对温和的。根据上海的年度平均值，批发价格在1931~1934年已经下跌23%的基础上，在1934~1935年只下跌了1%，在随后的两年里，却上涨了24%。但是，1937年夏天，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为反抗日本侵略，国民政府的战争支出急剧飙升，随后又为国共内战筹集资金。”（格林伍德和伍德，1977a，第25页。）毫无疑问，即使美国没有推动白银价格上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也会快速增加，而且中国迟早会废除银本位制并实行纸币本位制。但是，美国的行动却加快了中国实行纸币本位制和出现通货膨胀的进程，而不是推迟。国民政府在白银储备上遭遇的损失直接导致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被削弱，否则，他至少可以动用那些白银储备来为政府的扩张性支出提供融资保障，从而推迟了通货膨胀型的货币扩张。他的统治地位也因间接地受到由美国行动所促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影响而削弱，同时，这种严重的经济困难又降低了普通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15]如果美国没有推动白银美元价格的上涨，中国将会继续实行银本位制——或许会比实际发生的时间晚好几年，并且在更有利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废除银本位制。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将会改变：或许恶性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但是，至少可以被推迟，从而给国民党政府更充裕的时间，恢复战争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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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之后，美国的白银政策不再对中国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尽管毫无疑问，美国的其他政策还在对中国产生影响）。伤害已经造成，是目光短浅的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它被人数虽寡但政治能量强大的白银利益集团所绑架，从而只关心短期的、自私自利的利益诉求。但是，此事余波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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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恶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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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促使国民政府立即启动疯狂的武器采购计划，并且主要通过印发货币来进行融资。1937~1945年，纸币发行的数量增长了将近300倍，平均下来每年增长100%，1937~1938年增长27%，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年纸币发行的数量增长了224%。价格上涨的速度更快，与初期相比增长了1 600倍，年均上涨150%以上。[16]毫无疑问，这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然而，“由于美国向国民党政府输送了大量的援助，也由于美国最终加入了太平洋战争，价格上涨并没有达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地步，而且，原先从日占区涌入的难民人数出现了大幅下降。在对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几周，由于人们预期盟军将战胜日本并且随之将会恢复外国供给，商品价格实际上出现了大幅下跌”（格林伍德和伍德，1977b，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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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最初的前景看起来不错，国共两党达成了停战协议。但是，“到了1947年年底……内战又重新开始了。……双方在长达几千英里的范围内展开大型战争，双方投入的兵力数以百万计。……到1947年年底，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河北和山西，而到了1948年年底，他们已经在徐州附近的淮河平原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1月，国民党前线总指挥杜聿明将军率领大部分剩余的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投降了。……到了2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带着所有剩余的黄金储备（约300万盎司）逃往台湾”（格林伍德和伍德，1977b，第33页、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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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官僚、腐败和混乱的金融管理导致了货币市场的崩溃和真正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这些才是造成国民党政府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国民党垂死挣扎，“1948年8月22日，蒋介石宣布实施货币改革。……价格被冻结，所有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必须在3个月内上交”，而且上交条件苛刻，几乎等同于直接充公。只有动用武力才有可能取得成果。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失去了少数还没有放弃更广泛意义上社会责任的人士对其残存的一丝尊重”（格林伍德和伍德，1977b，第40~41页）。到了11月，由于黑市猖獗，政府不得不承认改革失败。总之，把“金元券”和早期货币的实际汇率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虑，到了1949年4月——政权实际上已经易手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水平上涨到了1946年12月价格水平的5 400万倍，这相当于每个月上涨将近90%——远远超过菲利普·卡根在他新古典派经济学恶性通货膨胀研究中所定义的50%的水平，他用这个标准把恶性通货膨胀从其他通货膨胀现象中区分出来（卡根，1956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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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通货膨胀不仅帮助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内战结束后，共产党又消除了恶性通货膨胀，而这无疑帮助他们巩固了统治（格林伍德和伍德，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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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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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银收购计划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产生了何种影响，对此我们很难进行完整和准确的评估。然而，毫无疑问，“二战”期间的通货膨胀，以及更为严重的“二战”之后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极大地打击了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信心，以至于“共产党在1949年10月夺取政权并没有在中国商界和金融界引发大规模的恐慌”。但是，很难把这一结果仅仅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白银收购计划所带来的影响。“（当共产党掌权之后）大多数人都抱着总不会比无能和腐败的国民党更糟糕的态度。”（格林伍德和伍德，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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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美国是否实行白银收购计划，对日战争和国共内战都会导致通货膨胀，而无能和腐败也照样会存在。但是，如果没有白银收购计划，国民党政府可能会因通货膨胀较低而多在位一两年。银本位制的存在将会对通货膨胀起到抑制作用，而充足的白银储备也会起到抑制作用，甚至如果早期没有出现通货紧缩，也会有助于抑制后来出现的通货膨胀。毋庸置疑，最终的结局不会改变，但是，这种结局不会在相同的时间跨度内完成，它将会经历更长的历史进程。因此，避免出现灾难的机会可能就会多一点——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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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对中国废除银本位制的不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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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对中国这一历史事件的阐述是安娜·施瓦茨和我在《美国货币史》（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第489~491页）中对同一个问题所讨论内容的延伸，事实上，对这个历史事件我们进行了完全相同的解读。最近，我们的解读受到了洛伦·布兰特和托马斯·萨金特的质疑，张邦华也根据两种统计学的估算数据，对这种解读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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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中国白银出口（尤其是在1934年和1935年）造成中国货币储备下降，从而导致了通货紧缩从国际贸易商品蔓延至一般价格水平，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也认为，当时观察者所判断的经济萧条状况主要是货币通货紧缩所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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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会否认，白银价格的上涨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引发了通货紧缩？对中国来说，白银价格的上涨，是否正如我们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一场灾难？还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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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孔嘉（叶孔嘉，1964年）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表明，1933~1934年，中国的实际收入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农业歉收，而不是因为1932~1936年特别严重的经济萧条（布兰特和萨金特，1989年，表5，第46页）。托马斯·罗斯基（罗斯基，1989年，第312~400页）对中国货币供给的估算表明，银行现钞和存款的增长完全抵消了白银出口所带来的白银储备下降的后果，因此，不仅在1931年之前，而且在1931年之后，货币总额均出现了增长（罗斯基，1989年，表C16，第394页）。从字面意义看，这两组估算与我们把这一历史事件解读为货币通货紧缩的结论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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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伦·布兰特和托马斯·萨金特（1989年）认为，这个新的证据表明这是一个以金属本位制为基础的“自由银行制”的历史事件，在这一过程中，较高的白银实际价格意味着较少的实物白银储备足以支撑按名义单位计算的相同货币总额。因此，他们认为，价格的通货紧缩是由“一价定律”所导致的结果，即在国际和国内价格之间的套利交易所致，而不是货币紧缩所致。他们推测，价格的弹性足以把“一价定律”所导致的价格通货紧缩与实体经济隔离开来。对于白银持有者来说，较高的白银价格绝对是好事一桩，为了从中获利，他们把那些并不需要用来支撑货币存量的白银对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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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结论是，“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并没有开启一连串不利的经济事件，以致最终迫使中国放弃银本位制而采取不兑现纸币本位制。毫无疑问，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的确对中国价格水平的下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上述证据否定了价格水平下跌造成实际经济活动出现大规模混乱的说法……中国货币制度脱离银本位制是其政府所为，他们原本以为可以（在白银价格上涨这一有利可图的事情上）得寸进尺……或许，中国政府也意识到，在未来几年里，如果他们能够阻止银行业为了相互竞争而用纸币与白银兑换的方式提供高收益、低面值的资产，那么他们就能很容易发行低收益率的政府债券”（洛伦·布兰特和托马斯·萨金特，1989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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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外贸易的证据——正巧比叶孔嘉和罗斯基的估算具有更加扎实的统计基础——却与这种高度想象、在理论上非常吸引人眼球的解读截然相反。如果通货紧缩的确会产生微小的实际影响，那么，尽管无论是名义出口还是名义进口都会出现下降，但它应该不会因此而对出口或进口造成如此大的实际影响。与此相反，从1933年开始，由于世界其他地区总体上出现贸易增长，所以中国出口和进口的实际价格预期也会上涨。再加上白银持有者“有利可图”的实际影响，因此，财富意外增加将会诱使他们在购买外国和本国商品和服务方面更加大手大脚。对外国商品的额外支出将会导致实际进口出现增长，而对国内商品的额外支出又会导致实际出口出现下降，国际收支的差额则要通过现在富余白银的出口来进行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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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无论是名义进口还是名义出口都出现了下降，而且进口下降得更快。以实际价格计算（经过批发价格指数的调整之后），1931~1935年的进口出现逐年下降，其中1933~1935年，即白银大量出口的那几年，下降尤为剧烈。至于实际出口，在1932~1933年事实上出现了增长，明显是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复苏以及中国实际价格较低的有利影响。在1933~1934年实际出口微幅下跌之后，1934~1935年又微幅增长（根据张邦华的数据，张邦华，1988年，表4，第103页）。这种实际状况完全符合货币通货紧缩的解读，但与布兰特和萨金特的解读完全相反。1931年英国脱离金本位制之后，中国的实际进口开始下降，并且在1933年美国也脱离金本位制并开始实施白银收购计划之后，中国的实际进口出现了急剧下降。实际出口的上下波动，反映了因国内价格无法完全消化以白银计算的外部价格变化而造成的中国实际价格较低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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