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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供选购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简言之，就是产量——的增长速度与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一样，那么价格就会趋于稳定。价格甚至还有可能逐步下跌，因为更高的收入会促使人们把他们大部分的财富以货币的形式加以保存。当货币数量的增长明显超过产量增长的时候，通货膨胀就会爆发。每单位产量的货币数量增长得越快，通货膨胀率就越高。在经济学领域，或许没有任何其他观点比这更为确凿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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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则受限于可使用的实物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受到智力和能力的影响。据乐观估计，产量只能慢慢地增长。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的产量仅仅以每年约3%的速度增长，日本即使在“二战”之后发展最快的时期，其产量增长的速度也没有超过每年10%。商品货币的数量同样也受到实物资源的限制，但是，正如16世纪和17世纪来自新世界的贵金属的大量涌入以及19世纪黄金的大量发现等例子所表明的一样，有时候商品货币增长的速度会比一般产量增长的速度更快。现代形式的货币——纸币和账簿中的进项——则不受这些实物资源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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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德国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人们手中流通的货币以平均每个月300%多的速度增长，价格也水涨船高地疯狂上涨。“二战”后，匈牙利也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在一年的时间里，在人们手中流通的货币以平均每个月12 000%的速度增长，而价格更是以每个月将近20 000%的速度上涨（参阅卡根，1956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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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1979年，美国发生了温和通货膨胀，货币的数量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增长，而价格则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上涨。两个百分点的差距反映了在同一时期产量以平均每年2.8%的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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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货币数量的增长通常会比产量的增长更快，因此，当我们提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时候，并没有添加产量这个先决条件。这些例子同样显示，货币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不完全对应。但是，据我所知，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先例能够证明，持续一段时间的实质性通货膨胀没有伴随着速度大体相等的货币数量的增长，也没有一个先例能够证明，货币数量的快速增长没有伴随着速度大体相等的实质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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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至图8–5显示了这两者之间普遍存在的关联性。每张图中的实线表示所讨论国家在不同时期每单位产量的货币数量，而另一条线则表示价格指数——或者表示平减指数，或者表示消费价格指数。[1]为了便于比较，两组序列都以整个时期的平均值占总量的百分比来表述。另外，纵坐标的刻度值是对数关系，即相同的距离表示相同百分比的变化。这样表示的原因很简单：对价格来说，重要的是百分比的变化，而不是绝对值的变化。对于原始价格为1美元和100美元的商品，价格上涨1美元的变化对前者来说更加巨大，而对后者来说要实现相同幅度的变化，价格需要从100美元倍增到200美元。图中的坐标刻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之间具有可比性，也就是说，相同的曲线斜率与通货膨胀率一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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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张图中的两条线必然具有相同的平均水平，但是算术上无法做到任何一年的两条线都完全一致，或者说两条线不一定具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相同形状。例如，一条线从开始到结束都在上涨，而另一条则在下降。但是，在每一张图中——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以及完全不同的货币和经济政策，尽管不同图中的两条线不尽相同，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很少过分偏离，也就是说明显具有相同的形态。这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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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和图8–2分别显示了美国和英国在一个世纪内的情况，主要是为了表示，尽管情况千变万化，两者之间却存在非常一致的关联性（第3章中包括对这一世纪早期进行的更详细的讨论）。1931年以前，两个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英国在1915~1925年除外），两国货币通过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这就解释清楚了在“二战”之前两国的曲线形态如此相像的原因。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图中突显出了两次世界大战，反映了货币的快速增长。但是，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差别：在“一战”期间，价格的上涨与货币的增长大体平行；而在“二战”期间，价格的上涨更缓慢，曲线更加平缓，与货币的增长不相匹配，这种情况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末。这一差别部分是由统计上的幻觉造成的。在“二战”期间，由于在价格管制和配额方面具有更大的依赖性，价格上涨的趋势被抑制，因而变化更加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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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1891~1990年这一个世纪期间，美国的货币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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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1891~1990年这一个世纪期间，英国的货币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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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之前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除了美国在大萧条期间出现过价格急剧下跌之外，整体上的价格比较平稳。在“二战”之后，情况却极为不同，反映了和平时期价格上涨的幅度赶上甚至超过战争时期的上涨幅度。而且，战后货币增长和价格上涨两条线比战前更加贴近（或许只是因为数据变得更加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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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美国，1990年的价格水平是1891年初始价格水平的15倍，在英国，1990年的价格水平则是1891年初价格水平的50倍。两个国家的分歧主要出现在“二战”期间和战后，那时，把两个国家的价格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金本位制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一世纪的前50年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平均每年不足1%，而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为1.6%。在后50年里，两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涨了4倍，美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4%，而英国为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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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日本的图（图8–3和图8–4）所涵盖的时期相对短一些，只涵盖了1961~1990年这30年的时间。这两个国家的货币增长的速度比价格上涨的速度更快：在德国，每年货币增长4.8%而价格上涨2.7%；在日本，每年货币增长7%而价格上涨5.7%。这两个国家的产量和财务活动都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从而导致了单位产量的实际货币余额需求更高（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在美国，正如我们在图8–1中所见，早期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尽管日本和德国都被视为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的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明显要比“二战”之前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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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1961~1990年这30年间，德国的货币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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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1961~1990年这30年间，日本的货币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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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图（图8–5）涵盖的时间更短，由于数据有限，只涵盖了1965~1989年这25年的时间。这是一段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期末的价格水平是期初的600万倍——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每年86.5%。这是复利的力量！如图所示，在这一时期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上涨的趋势，在最后几年，每个月的通货膨胀率比整个时期年平均通货膨胀率都要高。而且我们还无法预见其结局，因为我们没有1990年的货币和产量的数据，但是我们的确做出了估算，在1989~1990年价格上涨了30倍。截至目前，不断推出的旨在结束恶性通货膨胀的货币改革都以失败告终。但是，迟早会有一项改革取得成功。在不放弃国家本位货币并使用替代货币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巴西一样，在如此恶性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继续运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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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些图所示，货币和价格显然是联动的，但是这也给我们出了个难题，即到底何为因何为果？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还是货币数量的增长是由于价格的上涨？在大量的历史事件中，一眼就可以分清何为因何为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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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就发生过一个生动的例子。当时南方主要通过印发纸币来为战争融资，在这个过程中爆发了通货膨胀，从1861年10月到1864年3月，月均通货膨胀率为10%。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南方联盟颁布了货币改革方案，“1864年5月，货币改革正式生效，货币存量开始下降。尽管由于联邦政府军队即将入侵，军事失利迫在眉睫，外贸下降，政府陷入无组织状态，南方联盟军队士气低落。但是，一般价格指数却大幅度下降……与这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相比，货币存量的减少对价格产生了更加重要的影响”（勒纳，1956年，第172页）。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在许多严重通货膨胀中，货币就是因（或近因），而价格的上涨就是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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