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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政府在采取过于雄心勃勃的充分就业的政策方面，存在着传递某种政策偏好的不对称现象。凡是被认为有助于增加就业的措施，在政治上都大受欢迎，而凡是被认为会加重失业的措施，在政治上则备受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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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双重的。首先，人们认为政府支出会增加就业机会，而政府税收由于会减少私人支出而会增加失业。因此，充分就业的政策往往会导致政府产生更强烈的冲动，可以用不增税或者减税的方法来增加支出，也可以通过增加货币数量的方法来为由此而产生的赤字提供融资保障。其次，美联储可以不采用为政府支出提供融资的方法来增加货币的数量。它可以选择的另一种方法就是用新增的高能货币来购买未清偿的政府公债。这就促使银行扩大发放私人贷款的数量，而人们又认为这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在促进充分就业的压力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与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一样，都具有通货膨胀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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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都没能实现充分就业，而是导致了通货膨胀的爆发。正如时任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在1976年9月英国工党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往往以为可以通过消费来走出萧条，可以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来扩大就业。我坦诚地告诉你们，这种选择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说过去曾经有过这种选择的话，那也只会向我们的经济中注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更高的失业率。这就是过去20年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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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货币增长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美联储的错误政策。美联储拥有控制货币数量的权力，但是，关于控制货币数量的目标，它只是在空谈而已。在实际行动上，它有点像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的狄米特律斯，在躲避爱着他的海伦娜的同时，却去追求爱着别人的赫米娅。美联储能够控制货币的数量，却没有用心去做，然而，它虽无权控制利率，却天天为利率操碎了心。其结果自然是两头都落空：货币数量和利率都出现了大幅波动，而这种波动同样具有通货膨胀的倾向。由于美联储对其在1929~1933年所犯下的灾难性错误难以释怀——当时它放任货币数量减少1/3，从而导致美国经济从严重衰退进一步滑落至灾难性的大萧条，因此美联储在纠正货币增长率下滑时总是敏捷利落，而在纠正货币增长率向上攀升时总是迟缓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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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的大多数人同样相信美联储有能力控制利率，而且这种迷信已经传染给了财政部和国会。其结果导致每当经济出现衰退时，财政部、白宫、国会和华尔街都会大声呼吁，要求美联储“降低利率”。而在经济扩张的时候，与此对应的对均衡的呼吁，即要求美联储“提高利率”的呼声，则明显毫无声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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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的增长、充分就业的政策和美联储沉迷于操控利率最终导致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就像不断向上驶去的过山车——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段时间曾出现停止的迹象（参阅第10章，出于某些原因有些乐观）。通货膨胀起起伏伏。截止到1980年，每一次上涨都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至比前一次顶点更高的水平，而每一次下跌都没有跌破前一次的低点。自始至终，政府支出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都在不断增长，虽然政府的税收收入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也在增加，但是却没有政府支出增长得那么快。因此，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财政赤字也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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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景象不是美国独有，也不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自古以来，统治者们——无论是国王、皇帝还是议会——都抵挡不了诱惑，把增加货币数量当作发动战争、创立不朽功业以及为了类似目的而必须获得资源的手段。他们常常屈从于这种诱惑，而一旦他们屈从于诱惑，那么通货膨胀就会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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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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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增加货币数量的方法来为政府支出提供融资保障，这看起来十分神奇，就像是能凭空变出东西的魔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政府修建一条道路，用新印制的联邦储备券来支付修建费用，这看起来是件皆大欢喜的好事：修路的工人拿到了工钱，可以购买食物、衣服和房子，也没有人为此多缴税，而原本无路可走的地方修起了通衢大道。那又是谁在为此埋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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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是所有持有货币的人为此埋单。当新印制的超额货币被用于修路而不是用于某种生产性活动的时候，这些超额货币就会造成价格上涨。而随着这些超额货币继续流通，即从修路工人到向他们出售商品的卖家，再从卖家到其他人，如此等等，这些流通中的超额货币就会维持较高的价格。而较高的价格则意味着人们口袋里、保险箱中或者银行账户里的货币可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比原先的少。为了保证手中拥有的货币可以购买到与原先一样多的商品和服务，他们就得克制把收入全部花光的冲动，节省部分收入来增加所持有的货币余额。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述，新印制的超额货币相当于是对货币余额征收的税赋，而新印制的联邦储备券实际上是缴税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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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税赋所对应的实物则是用来修路的资源原本可以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人们为了保持原有货币的购买力而节俭消费，他们放弃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以便政府能够把这些资源用于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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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通货膨胀自动提高了实际税率水平，因此，也间接地产生了财政收入。1985年以前，由于个人货币收入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收入自动进入到越来越高的税级，因此要按更高的税率缴税。这种“税级攀升”的情况在《1981年联邦税收法案》出台之后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为新的税法规定从1985年开始个人所得税的税级按照通货膨胀的水平进行指数化处理，但是，由于指数化处理的方式并没有涵盖所有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结构，“税级攀升”的情况并没有被完全消除。同样，公司收入也由于在折旧和其他成本方面没有留足余量而出现虚增。以平均水平计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如果企业仅仅为了赶上10%的通货膨胀率而使收入增长10%，那么联邦税收收入通常会增加15%以上——这样，纳税企业为了保持原有的赢利水平就不得不加快扩张。这种现象促使总统、国会、州长和州立法会纷纷以减税者的面貌自居，而他们所提的方案无非是，如果不按照他们所谓的减税方案，税收会越来越高。因此，出现了年年谈减税，年年没减税的情况。与此相反，如果计算准确的话，税赋不减反增——联邦税收水平从占1964年国民收入的22%，上升至1978年的26%和1989年的28%，尽管在这期间通过了1981年里根减税方案和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而州和当地的税收水平从1964年的11%，上升至1978年的12%和1989年的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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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给政府带来财政收入的第三种方法是偿还部分政府债务——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拒绝偿还债务。政府用美元借款，并用美元偿还债务。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用来偿还债务的美元的购买力比借款时要小。如果在这期间，政府支付足够高的债务利息来补偿贷方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损失，那对于政府来说就不存在净收益。但是，通常情况下，政府不会这么做。储蓄公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假设你在1968年12月花费37.50美元买入了面值为50美元的10年期储蓄公债，到了1978年12月兑现的时候，你拿到了64.74美元的现金（因为在这期间政府曾经加息来对通货膨胀进行某些补偿）。但是，到了1978年，你要花费70美元才能具有与1968年的37.50美元相同的购买力。更有甚者，你不仅拿回了64.74美元的现金，而且因为你在1978年的收入和1968年的支出之间产生了27.24美元的收益，因此，你还要缴纳所得税——事实上，你最终将会为借钱给政府所带来的莫名其妙的荣幸而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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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20世纪80年代买入储蓄公债或许更划算，因为通货膨胀下降了，而财政部也调整了利率，来充分反映通货膨胀的影响。假设你在1981年花费了25美元买入面值为50美元的10年期EE系列的储蓄公债，到了1991年兑现的时候，你拿到了56.92美元的现金。但是，到了1991年，你要花费41.38美元才能具有与1981年的25美元相同的购买力。因此，你拿到了15.54美元的购买力作为利息，相当于每年3.24%的实际回报率。但是，那不是你的净收益，因为你还要如期为收入和支出之间产生的31.92美元的收益缴纳所得税。根据你的个人收入水平，你所缴纳的所得税可能吃掉你原本就十分可怜的实际收益的1/3~2/3。最后，你可能因为把钱借给政府使用了10年而获得每年1%~2%的实际收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慷慨的回报，但是聊胜于无，总比最后亏钱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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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联邦政府年复一年出现巨额赤字，以美元计算的债务越来越高，但是因为通货膨胀，以美元的购买力计算，债务增长十分缓慢，甚至有一段时期债务占国民收入的实际比例出现了下降。在1968~1980年，通货膨胀出现了加速增长的情况，联邦政府的累积赤字超过了3 400亿美元，但是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从1968年的32%下降到了1980年的25%。在1981~1989年，通货膨胀出现了下降，联邦政府的累积赤字超过了1.4万亿美元，而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攀升至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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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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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通货膨胀，大道至简，知易行难。正由于货币数量的超额增长是通货膨胀的唯一重要原因，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唯一手段就是降低货币增长的速度。问题不是不知道做什么，因为这实在是太容易了——政府必须降低货币数量的增长，而是政府要有政治上的决心来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货膨胀这个毒瘤一旦到了晚期，想要治愈它将会花费很长时间，而且会产生痛苦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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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拿两个医学例子来说明问题的本质。第一个例子是，一位年轻人得了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种疾病会阻塞血液的流通，引发坏疽症，因此，这位年轻人的手指和脚趾都将会坏死。医生诊断的治疗方案很简单：戒烟。但是这位年轻人没有戒烟的决心，他的烟瘾太大了。因此，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疾病可以治愈，但是从实际意义上说，又难以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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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有启发性的例子是把通货膨胀比作酒精依赖症。当酒鬼开始喝酒的时候，他首先会感到很愉悦，但当他第二天早晨宿醉醒来的时候，他会感到头痛欲裂——常常难以忍受这种痛苦，只能再次用酒精来缓解疼痛，“以毒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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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情况与此类似。当一个国家刚开始踏上通货膨胀的旅程的时候，初期的影响看起来十分不错。货币数量的增长使得任何有办法得到更多货币的人——在当今世界，主要是政府——都可以在不减少别人消费的情况下增加消费。就业机会在增加，商业在兴旺，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的样子——起初的确如此，都是些好的结果。但是，随后，支出的增长带来价格上涨。工人们发现，尽管他们的工资数额增加了，但是能够买到的东西却减少了；商业企业发现它们的成本上升了，因此，更高的销售收入并不能如预期那样产生更高的利润，除非价格上涨得比成本更快。不好的影响开始出现了：更高的价格，更低的需求，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混合在一起。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那个酒鬼一样，诱惑就是更快地增加货币的数量，然而它所造成的后果也就像美国一直坐在通货膨胀的过山车里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不断地加大酒精和货币的量，让酒鬼和经济更上“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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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酒和通货膨胀在如何治疗方面十分类似。治疗酗酒说起来很简单：戒酒，但是真的做起来十分困难，因为首先反映出来的都是不好的疗效，好的疗效后来才会出现。刚开始戒酒的时候，酒鬼会感到极大的戒断痛苦，过了这个坎之后才会出现“再也不想喝一杯”的愉悦感。治理通货膨胀也是如此。货币增速放缓的初期疗效十分痛苦：经济增长下降，失业率出现暂时性增长，而在一段时期内通货膨胀却没有明显下降。一两年之后，治理的真正疗效才会出现：低通货膨胀和更健康的经济，以及非通货膨胀型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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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历恰好印证了这种先后次序。1980年，美联储狠狠地踩下货币增长的刹车踏板，其结果先是严重的经济衰退，然后是通货膨胀大幅下降。在1982年下半年，美联储改变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转而提高货币增速。在这之后经济很快好转，并开启了自“二战”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经济扩张期。这是典型的先苦后甜，美国从这次通货膨胀的治理中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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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和发生通货膨胀的国家觉得难以断瘾的一个原因，就是治理带来的极其痛苦的副作用。但是，另一个原因，至少在患病初期，显得尤为重要，即缺乏断瘾的真正决心。酒鬼很享受酒精所带来的快感，他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酒鬼，因此也不会觉得需要治疗。发生通货膨胀的国家也是如此。他们往往认为通货膨胀是暂时性的，而且不算严重，都是一些不常见或外来的因素所造成的，它在一定时候就会自行消失——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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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喜爱通货膨胀。我们当然乐意看见我们想买的东西降价，或者至少停止涨价。但是，我们会十分高兴看到我们出售出去的东西涨价——无论是我们生产的商品，还是提供的劳动服务，或者是我们拥有的房屋和其他东西。我们在第3章和第5章中已经看到，对通货膨胀的渴望如何激发了平民党的热烈讨论，并激发了对自由铸造银币运动的支持。最近，农民们一直在抱怨通货膨胀，但是他们却在华盛顿聚集在一起进行游行，要求提高他们的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我们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会如此自相矛盾。这就是通货膨胀的狂欢会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原因，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通货膨胀一直阴魂不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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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具有极大破坏力，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些人从中获益而有些人却深受其害，社会被撕裂成赢家和输家。赢家把他们身上发生的好事当作是他们富有远见、精明能干和积极进取等品质所产生的自然结果，他们把那些不好的事——他们购买的东西出现涨价的现象——看成是由他们无法掌控的外力造成的。我们中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我们反对通货膨胀，其实我们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反对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不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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