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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拥有房屋的人几乎都从通货膨胀中获益。在这段时间内，房屋的价值急剧上涨。如果房主有抵押贷款，那么贷款利率一般都低于通货膨胀率。结果，有些人只要付清贷款利息和本金，就可以事实上还清抵押贷款。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每年7%。如果房主从银行借得1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并且采取先还息的还款方式，那么一年之后，这笔抵押贷款的购买力只相当于一年前的9 300美元。换言之，他欠银行的钱减少了700美元——与他所支付的利息部分相当。事实上，他没有为使用1万美元而付出任何东西（实际上，由于在计算个人所得税的时候要除去这笔利息，因此，事实上他还从中获利——通过借款而获利）。随着房屋价值的快速上涨，房主越来越明白这种赚钱效益。与此对照，在这一期间遭受损失的是那些小储户们，他们把钱借给储蓄和贷款社、互助储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使之可以向外发放抵押贷款。这些小储户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为政府严格限制了这些金融机构可以支付给储户的最高利率——美其名曰保护储户的利益。随着全国范围的储蓄和贷款行业的崩溃，损失最终浮出水面，随之让纳税人来承担相关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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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政府支出的增长会导致货币数量增加一样，政府支出的下降同样会导致货币数量的减少。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往往变得精神分裂：我们都乐意看到政府支出下降，只要不削减对我们有利的支出即可；同时，我们都乐意看到财政赤字下降，只要是通过对别人增税来减少赤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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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总有一天它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伤害，产生大量的社会不公和痛苦，直到一个诚实的公众群体挺身而出，为治理通货膨胀付诸行动——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情景。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发展到何种水平才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本身的特质和它的历史。在德国，只要有一点通货膨胀的苗头，就会产生治理通货膨胀的共同决心，因为在“一战”和“二战”之后德国曾经遭遇过通货膨胀的惨痛教训。然而在英国、日本和美国，只有在通货膨胀上升到更高水平的时候，才会产生治理通货膨胀的共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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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通货膨胀所产生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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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治理通货膨胀之前以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被不断地告知，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选择要么是高通货膨胀，要么是高失业率，而且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并使之处在较低水平，我们必须忍辱负重，承受无限期的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平均失业率上升，而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却越来越高。那时候，我们既有高通货膨胀也有高失业率。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经历。怎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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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不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方法，而是治理通货膨胀成功时所产生的副作用——正如我们在1980~1983年所看到的那样。许多阻碍经济增长、导致失业率升高的经济政策，同样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这就是美国所采取的某些政策的真实情况——时不时地实施的价格和工资管制，政府对商业经营的干预，都会伴随着越来越高的政府支出和货币数量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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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举另一个医学上的例子，它或许可以更清楚地说明治疗方法和副作用之间的区别。例如，你得了急性阑尾炎，医生建议你做阑尾切除手术，但是也告知你，在手术后你需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你拒绝进行手术，却遵医嘱卧床休息，把这作为痛苦较少的一种治疗方法。愚蠢！但是从每一个细节来看，这个例子与失业率到底是副作用还是方法的问题上所产生的困惑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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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通货膨胀所产生的副作用是十分痛苦的，因此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为什么会产生副作用，并且找到减轻副作用的方法。这些副作用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变的货币增长对价格体系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造成了“静电干扰”。这种“静电干扰”会导致各种经济参与者做出不恰当的反应，而克服这些反应则需要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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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通货膨胀型货币增长启动之后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对于出售商品、劳动或其他服务的卖家来说，他根本无法把由新增货币提供融资的支出增长从其他支出中区分出来。例如，零售商发现，以原价出售的话可以卖出更多的商品。零售商最初的反应是向批发商订购更多的商品，而批发商又向生产商订购更多的商品，如此这般，沿着这条供给线继续延伸下去。如果商品需求的增长是以牺牲其他领域的需求为代价的话——比如以减少政府支出而不是导致通货膨胀型货币增长为代价，那么伴随着这一组商品订单的增长，将会出现另一组商品订单减少的情况。某些价格将会上涨，而另一些价格则会下跌，但是却不可能导致物价的平均水平出现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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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求的增长是由最初的新增货币所导致的，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将会同时增加，也就是总支出（以美元计算）在增加。但是，对于零售商来说，他们并不知情。他们还是按照上述的办法经营，一开始的时候还是维持原价不变，继续出售商品，直到他们认为可以重新补货为止。但是现在，零售渠道商品订单增长的同时，将不会出现政府渠道的商品订单减少的情况。而随着商品订单的增长导致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和原材料需求也相应增长，商品制造商和原材料生产商的最初反应与零售商的最初反应是一样的——加班加点多生产，当然也会提价，因为他们认为市场上对他们所生产商品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这一次不会以牺牲其他商品的需求为代价，即没有其他商品的需求会因此而减少。一开始的情形不会很明显。在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需求总是在不断变化，某些价格会上涨，而某些价格则会下跌。需求增长的一般信号将会与反映相对需求变化的特殊信号混淆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货币加快增长所导致的最初副作用是经济的繁荣和更高的就业水平。但是，需求增长的一般信号迟早会排除由货币增速变化所导致的“静电干扰”而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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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这个信号传递到每个环节，生产商、制造商和零售商会发现，他们都上当受骗了。他们对自己单独出售的一小部分商品所产生的较高需求做出了反应，错误地认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较高需求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不会对他们所要采购的商品的价格造成很大影响。而当他们幡然醒悟之后，他们会把工资和价格提升得更高——不仅是作为较高需求的反应，而且也把他们所要采购的商品的价格上涨因素考虑在内。经济因此陷入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货币增速没有继续加快，最初对就业和产量的刺激就会被其对立面所替代，换言之，由于较高的工资和价格，就业和产量往往会趋于下降。就像酗酒一样，宿醉将会取代最初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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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一连串的反应需要一定的时间。正如在第2章结束部分所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般说来，货币增速加快通常需要6~9个月的时间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导致经济和就业人数增长，而且，还需要12~18个月的时间才会明显影响到价格水平，导致通货膨胀爆发或加速上升。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之所以出现这么长的时间延迟的原因在于，除了战争期间之外，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的货币增速和通货膨胀很少出现过大幅波动的情况。英国在“二战”前夕的平均批发价格与200年前的大体相同，而美国的平均批发价格与100年前的也相差不多。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二战”之后出现的通货膨胀是一种新的现象。虽然通货膨胀曾经忽高忽低，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长的时期内一直处于上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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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南美国家则没有如此幸运了。它们往往会遭遇更短的时间延迟——最多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如果美国不去解决（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而且我们希望在更长时间内）近来通货膨胀出现的大幅度变化的趋势问题，那么货币增速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延迟时间也将会缩短。目前为止，美国似乎还没有着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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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增速放缓之后依次发生的事件，除了事情发展的方向相反之外，与上文所述完全一致。当支出刚开始下降的时候，它被理解为某些产品的需求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后，又导致产量和就业人数减少。再经过一段时间后，通货膨胀开始降速，而伴随着通货膨胀降速，就业人数和产量开始增长。酗酒者已经熬过了最痛苦的断瘾期，重新踏上知足常乐的节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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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调整都是在货币增速和通货膨胀产生变化之后才开始的。如果货币增速很高并且很稳定，这样，比如价格以每年10%的速度上涨，那么整个经济也会跟着这个速度进行调整。每个人都会预期到这个10%的通货膨胀，因此，与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相比，工资将会每年上涨10%以上，而为了向贷方补偿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利率将会上升10个百分点，税率也将会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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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通货膨胀不会造成太大伤害，但是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它只是为经济事务带来了不必要的复杂局面。更加重要的是，如果这种形势发展下去的话，它将会产生不稳定的局面。如果10%的通货膨胀在政治上有利可图而且行得通的话，一旦通货膨胀达到10%，那么人们就会得寸进尺，并放任通货膨胀率继续上升至11%、12%甚至15%。因此，在政治上零通货膨胀是可行的目标，而达到10%的通货膨胀率则并不可行。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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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治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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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例通货膨胀不是以经济短暂放缓、失业率升高而告终的。这是构成我们经验性判断的基础，即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避免治理通货膨胀所产生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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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有办法减轻这些副作用，让它们变得更为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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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办法就是事先公布一项政策，然后始终贯彻这项政策，来逐步并稳定地降低通货膨胀率。用这种办法可以应对温和的通货膨胀，但是如果想要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种办法就难以行之有效，更不能缓和恶性通货膨胀。在后两种情况下，只有实行休克疗法才能拯救于危难之中，因为病人早已病入膏肓，难以靠长期调理来获得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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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温和通货膨胀，之所以要采取逐步调整的措施并且事先予以公告，主要是为了给人们充足的时间重新调整各自的安排，并且诱导他们做出这种调整。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根据通货膨胀的预期水平来安排他们的长期合约事务——雇用合同、借款合同、关于参与生产或建设的合同，等等。一旦订立好这些长期合同，再想快速降低通货膨胀就变得十分困难了。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将会使受长期合同约束的人遭受严重损失。但如果给出一定的时间，这些长期合同可以如期结束，或者延期，或者重新订立，到那时，人们可以根据新的形势对合同进行调整。但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在经济上的优势也会部分或全部被政治上的劣势所抵消。危机可能促使人们产生支持采取休克疗法的政治意愿，但是在长期调整的过程中，这种政治意愿又有可能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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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减轻治理通货膨胀所产生的副作用方面，另一个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是在长期合同中增加对通货膨胀进行自动调整的机制，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伸缩条款。其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在许多工资合同中增加生活费用调整的条款。这种合同规定，比如，时薪的增长幅度将按照2%加上通货膨胀率或加上部分通货膨胀率来进行计算。于是，如果通货膨胀率很低，工资增长的绝对数也低；如果通货膨胀率很高，工资增长的绝对数也高。但是，无论出现何种情况，工资的购买力将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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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常见例子是房产租赁合同。这种合同在规定租金时，不是用一个固定的数额，而是规定租金将按照每年的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零售商店的租赁合同往往规定租金按照商店总营业收入的某个百分比进行计算。这种合同没有包含明确的伸缩条款，但是有一个类似的隐性条款，因为商店的营业收入总是随着通货膨胀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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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贷款合同。一个标准的贷款合同总是规定在固定期限内以固定年利率借贷固定数额的贷款，比如借期为一年、按10%利率计算的1 000美元的贷款。另一种可以选择的贷款合同则规定利率不是按10%计算，而是，比如按照4%加上通货膨胀率计算，因此，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5%，那么实际利率就为9%，而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10%，那么实际利率就为14%。另一种大体类似的变通方法是规定所偿还的金额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额，而是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的金额。再用上述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借方所欠金额为先根据通货膨胀率对1 000美元进行调整后再加上4%的利息。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5%，那么实际欠款就为1 050美元再加上4%的利息；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10%，那么实际欠款就为1 100美元再加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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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资合同之外，伸缩条款在美国并不常见。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伸缩条款开始被普遍采用，多以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形式出现。在长期以来遭遇高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率变动很大的国家，伸缩条款十分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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