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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是所有持有货币的人为此埋单。当新印制的超额货币被用于修路而不是用于某种生产性活动的时候，这些超额货币就会造成价格上涨。而随着这些超额货币继续流通，即从修路工人到向他们出售商品的卖家，再从卖家到其他人，如此等等，这些流通中的超额货币就会维持较高的价格。而较高的价格则意味着人们口袋里、保险箱中或者银行账户里的货币可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比原先的少。为了保证手中拥有的货币可以购买到与原先一样多的商品和服务，他们就得克制把收入全部花光的冲动，节省部分收入来增加所持有的货币余额。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述，新印制的超额货币相当于是对货币余额征收的税赋，而新印制的联邦储备券实际上是缴税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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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税赋所对应的实物则是用来修路的资源原本可以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人们为了保持原有货币的购买力而节俭消费，他们放弃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以便政府能够把这些资源用于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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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通货膨胀自动提高了实际税率水平，因此，也间接地产生了财政收入。1985年以前，由于个人货币收入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收入自动进入到越来越高的税级，因此要按更高的税率缴税。这种“税级攀升”的情况在《1981年联邦税收法案》出台之后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为新的税法规定从1985年开始个人所得税的税级按照通货膨胀的水平进行指数化处理，但是，由于指数化处理的方式并没有涵盖所有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结构，“税级攀升”的情况并没有被完全消除。同样，公司收入也由于在折旧和其他成本方面没有留足余量而出现虚增。以平均水平计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如果企业仅仅为了赶上10%的通货膨胀率而使收入增长10%，那么联邦税收收入通常会增加15%以上——这样，纳税企业为了保持原有的赢利水平就不得不加快扩张。这种现象促使总统、国会、州长和州立法会纷纷以减税者的面貌自居，而他们所提的方案无非是，如果不按照他们所谓的减税方案，税收会越来越高。因此，出现了年年谈减税，年年没减税的情况。与此相反，如果计算准确的话，税赋不减反增——联邦税收水平从占1964年国民收入的22%，上升至1978年的26%和1989年的28%，尽管在这期间通过了1981年里根减税方案和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而州和当地的税收水平从1964年的11%，上升至1978年的12%和1989年的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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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给政府带来财政收入的第三种方法是偿还部分政府债务——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拒绝偿还债务。政府用美元借款，并用美元偿还债务。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用来偿还债务的美元的购买力比借款时要小。如果在这期间，政府支付足够高的债务利息来补偿贷方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损失，那对于政府来说就不存在净收益。但是，通常情况下，政府不会这么做。储蓄公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假设你在1968年12月花费37.50美元买入了面值为50美元的10年期储蓄公债，到了1978年12月兑现的时候，你拿到了64.74美元的现金（因为在这期间政府曾经加息来对通货膨胀进行某些补偿）。但是，到了1978年，你要花费70美元才能具有与1968年的37.50美元相同的购买力。更有甚者，你不仅拿回了64.74美元的现金，而且因为你在1978年的收入和1968年的支出之间产生了27.24美元的收益，因此，你还要缴纳所得税——事实上，你最终将会为借钱给政府所带来的莫名其妙的荣幸而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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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20世纪80年代买入储蓄公债或许更划算，因为通货膨胀下降了，而财政部也调整了利率，来充分反映通货膨胀的影响。假设你在1981年花费了25美元买入面值为50美元的10年期EE系列的储蓄公债，到了1991年兑现的时候，你拿到了56.92美元的现金。但是，到了1991年，你要花费41.38美元才能具有与1981年的25美元相同的购买力。因此，你拿到了15.54美元的购买力作为利息，相当于每年3.24%的实际回报率。但是，那不是你的净收益，因为你还要如期为收入和支出之间产生的31.92美元的收益缴纳所得税。根据你的个人收入水平，你所缴纳的所得税可能吃掉你原本就十分可怜的实际收益的1/3~2/3。最后，你可能因为把钱借给政府使用了10年而获得每年1%~2%的实际收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慷慨的回报，但是聊胜于无，总比最后亏钱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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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联邦政府年复一年出现巨额赤字，以美元计算的债务越来越高，但是因为通货膨胀，以美元的购买力计算，债务增长十分缓慢，甚至有一段时期债务占国民收入的实际比例出现了下降。在1968~1980年，通货膨胀出现了加速增长的情况，联邦政府的累积赤字超过了3 400亿美元，但是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从1968年的32%下降到了1980年的25%。在1981~1989年，通货膨胀出现了下降，联邦政府的累积赤字超过了1.4万亿美元，而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攀升至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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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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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通货膨胀，大道至简，知易行难。正由于货币数量的超额增长是通货膨胀的唯一重要原因，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唯一手段就是降低货币增长的速度。问题不是不知道做什么，因为这实在是太容易了——政府必须降低货币数量的增长，而是政府要有政治上的决心来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货膨胀这个毒瘤一旦到了晚期，想要治愈它将会花费很长时间，而且会产生痛苦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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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拿两个医学例子来说明问题的本质。第一个例子是，一位年轻人得了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种疾病会阻塞血液的流通，引发坏疽症，因此，这位年轻人的手指和脚趾都将会坏死。医生诊断的治疗方案很简单：戒烟。但是这位年轻人没有戒烟的决心，他的烟瘾太大了。因此，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疾病可以治愈，但是从实际意义上说，又难以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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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有启发性的例子是把通货膨胀比作酒精依赖症。当酒鬼开始喝酒的时候，他首先会感到很愉悦，但当他第二天早晨宿醉醒来的时候，他会感到头痛欲裂——常常难以忍受这种痛苦，只能再次用酒精来缓解疼痛，“以毒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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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情况与此类似。当一个国家刚开始踏上通货膨胀的旅程的时候，初期的影响看起来十分不错。货币数量的增长使得任何有办法得到更多货币的人——在当今世界，主要是政府——都可以在不减少别人消费的情况下增加消费。就业机会在增加，商业在兴旺，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的样子——起初的确如此，都是些好的结果。但是，随后，支出的增长带来价格上涨。工人们发现，尽管他们的工资数额增加了，但是能够买到的东西却减少了；商业企业发现它们的成本上升了，因此，更高的销售收入并不能如预期那样产生更高的利润，除非价格上涨得比成本更快。不好的影响开始出现了：更高的价格，更低的需求，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混合在一起。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那个酒鬼一样，诱惑就是更快地增加货币的数量，然而它所造成的后果也就像美国一直坐在通货膨胀的过山车里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不断地加大酒精和货币的量，让酒鬼和经济更上“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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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酒和通货膨胀在如何治疗方面十分类似。治疗酗酒说起来很简单：戒酒，但是真的做起来十分困难，因为首先反映出来的都是不好的疗效，好的疗效后来才会出现。刚开始戒酒的时候，酒鬼会感到极大的戒断痛苦，过了这个坎之后才会出现“再也不想喝一杯”的愉悦感。治理通货膨胀也是如此。货币增速放缓的初期疗效十分痛苦：经济增长下降，失业率出现暂时性增长，而在一段时期内通货膨胀却没有明显下降。一两年之后，治理的真正疗效才会出现：低通货膨胀和更健康的经济，以及非通货膨胀型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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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历恰好印证了这种先后次序。1980年，美联储狠狠地踩下货币增长的刹车踏板，其结果先是严重的经济衰退，然后是通货膨胀大幅下降。在1982年下半年，美联储改变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转而提高货币增速。在这之后经济很快好转，并开启了自“二战”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经济扩张期。这是典型的先苦后甜，美国从这次通货膨胀的治理中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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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和发生通货膨胀的国家觉得难以断瘾的一个原因，就是治理带来的极其痛苦的副作用。但是，另一个原因，至少在患病初期，显得尤为重要，即缺乏断瘾的真正决心。酒鬼很享受酒精所带来的快感，他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酒鬼，因此也不会觉得需要治疗。发生通货膨胀的国家也是如此。他们往往认为通货膨胀是暂时性的，而且不算严重，都是一些不常见或外来的因素所造成的，它在一定时候就会自行消失——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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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喜爱通货膨胀。我们当然乐意看见我们想买的东西降价，或者至少停止涨价。但是，我们会十分高兴看到我们出售出去的东西涨价——无论是我们生产的商品，还是提供的劳动服务，或者是我们拥有的房屋和其他东西。我们在第3章和第5章中已经看到，对通货膨胀的渴望如何激发了平民党的热烈讨论，并激发了对自由铸造银币运动的支持。最近，农民们一直在抱怨通货膨胀，但是他们却在华盛顿聚集在一起进行游行，要求提高他们的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我们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会如此自相矛盾。这就是通货膨胀的狂欢会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原因，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通货膨胀一直阴魂不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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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具有极大破坏力，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些人从中获益而有些人却深受其害，社会被撕裂成赢家和输家。赢家把他们身上发生的好事当作是他们富有远见、精明能干和积极进取等品质所产生的自然结果，他们把那些不好的事——他们购买的东西出现涨价的现象——看成是由他们无法掌控的外力造成的。我们中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我们反对通货膨胀，其实我们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反对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不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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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拥有房屋的人几乎都从通货膨胀中获益。在这段时间内，房屋的价值急剧上涨。如果房主有抵押贷款，那么贷款利率一般都低于通货膨胀率。结果，有些人只要付清贷款利息和本金，就可以事实上还清抵押贷款。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每年7%。如果房主从银行借得1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并且采取先还息的还款方式，那么一年之后，这笔抵押贷款的购买力只相当于一年前的9 300美元。换言之，他欠银行的钱减少了700美元——与他所支付的利息部分相当。事实上，他没有为使用1万美元而付出任何东西（实际上，由于在计算个人所得税的时候要除去这笔利息，因此，事实上他还从中获利——通过借款而获利）。随着房屋价值的快速上涨，房主越来越明白这种赚钱效益。与此对照，在这一期间遭受损失的是那些小储户们，他们把钱借给储蓄和贷款社、互助储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使之可以向外发放抵押贷款。这些小储户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为政府严格限制了这些金融机构可以支付给储户的最高利率——美其名曰保护储户的利益。随着全国范围的储蓄和贷款行业的崩溃，损失最终浮出水面，随之让纳税人来承担相关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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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政府支出的增长会导致货币数量增加一样，政府支出的下降同样会导致货币数量的减少。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往往变得精神分裂：我们都乐意看到政府支出下降，只要不削减对我们有利的支出即可；同时，我们都乐意看到财政赤字下降，只要是通过对别人增税来减少赤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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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总有一天它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伤害，产生大量的社会不公和痛苦，直到一个诚实的公众群体挺身而出，为治理通货膨胀付诸行动——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情景。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发展到何种水平才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本身的特质和它的历史。在德国，只要有一点通货膨胀的苗头，就会产生治理通货膨胀的共同决心，因为在“一战”和“二战”之后德国曾经遭遇过通货膨胀的惨痛教训。然而在英国、日本和美国，只有在通货膨胀上升到更高水平的时候，才会产生治理通货膨胀的共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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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通货膨胀所产生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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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治理通货膨胀之前以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被不断地告知，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选择要么是高通货膨胀，要么是高失业率，而且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并使之处在较低水平，我们必须忍辱负重，承受无限期的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平均失业率上升，而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却越来越高。那时候，我们既有高通货膨胀也有高失业率。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经历。怎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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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不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方法，而是治理通货膨胀成功时所产生的副作用——正如我们在1980~1983年所看到的那样。许多阻碍经济增长、导致失业率升高的经济政策，同样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这就是美国所采取的某些政策的真实情况——时不时地实施的价格和工资管制，政府对商业经营的干预，都会伴随着越来越高的政府支出和货币数量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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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举另一个医学上的例子，它或许可以更清楚地说明治疗方法和副作用之间的区别。例如，你得了急性阑尾炎，医生建议你做阑尾切除手术，但是也告知你，在手术后你需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你拒绝进行手术，却遵医嘱卧床休息，把这作为痛苦较少的一种治疗方法。愚蠢！但是从每一个细节来看，这个例子与失业率到底是副作用还是方法的问题上所产生的困惑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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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通货膨胀所产生的副作用是十分痛苦的，因此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为什么会产生副作用，并且找到减轻副作用的方法。这些副作用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变的货币增长对价格体系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造成了“静电干扰”。这种“静电干扰”会导致各种经济参与者做出不恰当的反应，而克服这些反应则需要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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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通货膨胀型货币增长启动之后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对于出售商品、劳动或其他服务的卖家来说，他根本无法把由新增货币提供融资的支出增长从其他支出中区分出来。例如，零售商发现，以原价出售的话可以卖出更多的商品。零售商最初的反应是向批发商订购更多的商品，而批发商又向生产商订购更多的商品，如此这般，沿着这条供给线继续延伸下去。如果商品需求的增长是以牺牲其他领域的需求为代价的话——比如以减少政府支出而不是导致通货膨胀型货币增长为代价，那么伴随着这一组商品订单的增长，将会出现另一组商品订单减少的情况。某些价格将会上涨，而另一些价格则会下跌，但是却不可能导致物价的平均水平出现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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