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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H12O6+ 6O2→6H2O + 6CO2+ 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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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会通过一个叫作糖酵解的过程分解为丙酮酸盐。线粒体会处理丙酮酸盐，并释放出二氧化碳。葡萄糖中的能量通过一个电子传递链传递出去，这一过程中产生副产品——氧气。这一传递链最终会产生ATP。光合作用和细胞呼吸作用组成了一个共生交换的良性循环，使生命的存在成为可能。这一过程将糖分子转化为可以被蜜蜂这样的生命体利用的能量，也可以说是把一种别的层面流通的货币转化为更易使用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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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和货币都是可以流通的。英文货币一词“currency”，就源自拉丁文“currere”，意为“流动”或者“运行”。能量和货币都有价值，生命体都争先恐后地想要获得它们。虽然地球吸收了大量的太阳能，但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被有机体获取。因此，为了争夺能量，发生了激烈的竞争：有的植物会比其他植物长得更高，以获得更多阳光，而遮蔽其他植物，将其置于死地；而被遮蔽的植物会让自己的茎加速生长，这种反应被植物学家们称为避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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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生物体必须在获得能量之后立即使用它，那么这个生物就会因为过于依赖这一能量来源而处于危险之中。一旦能量来源中断，这个生物体就有可能死掉。正因如此，许多生物体都会储存能量。鲸会为漫长的旅程囤积脂肪，鸟类和松鼠会把食物储藏起来，好比存入一笔应对不时之需的存款。通过储存能量，生物体可以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有一定的准备。正因为能量有价值、有吸引力，又可以储存，能量的角色与人类世界中货币的角色很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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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可能是在演化过程中出现的能量的替代品。在我们的祖先的生活方式从打猎采集转变为耕作并储存食物之后，人类便开始生产出超出消费所需的物资了。剩余的物资获得了象征意义。富余出来的一桶盐的意义就不仅仅是用来被消费的矿物质了，它还可以用来保存其他食物，即能量的其他来源。在公元前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涌现的文明之一位于杰里科，这里变成了死海盐的交易中心。人类食用猪肉、牛肉等肉类的数量增加了，而盐可以用来保存这些肉类。由于人类对盐有着旺盛的需求，盐变成了一种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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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价值的岩石到储存食物的手段，盐最终变成了更有价值的物品。盐在历史上既被当作商品，又被当作货币，从而模糊了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界限。也许动物会选择迅速消耗掉这种矿物质，但人类不会，人类会思考究竟可以用盐来做些什么。他们发现，盐可以用来代表其他东西，比如胡椒。如果一个人强调盐的商品属性，那么他就可以看到一种形式的能量是怎样被交换，并被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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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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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C表示商品（commodity）。在这个以物易物的过程中，盐和胡椒都可以用C来表示。你用盐换取胡椒的过程，仍然是一个交换可以维持人类生存的商品的过程。但是，就像能量一样，通过交换，商品被从一种形式转化为了另一种形式。在使用货币的更高级的社会中，交换仍然是能量形式的转换。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视作最基本的货币交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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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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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C仍然表示商品，商品被出售，并被转化为M，即货币（money）。货币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比如胡椒。如你看到的那样，人类意识到C可以被转化，也可以被交换，这正是M产生的第一步。不过，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强调一个能量来源（比如大麦）是如何通过交换被转化为多种不同形式的。货币也可以被转化为多种形式。即便到了今天，货币仍然会被用来购买易消亡的商品，而这些易消亡的商品在本质上就是我们生存所需的各种各样形式的能量。尽管现代货币已经从其演化角色中抽象出来，但它依然是我们用来获取所需能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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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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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来描述竞争。从食物这种最基本的需求到社会阶梯上的地位，人们时常在与其他人竞争。达尔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受到了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影响。斯宾塞相信演化是一种普适的理论，他相信被后世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演化不仅会塑造人类，还会塑造社会：简单的社会会演进为更复杂的社会。更有害的一种解读方式是，强者或者更“适应”的人会获得更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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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达尔文这句话的本意是要诠释所有物种的生物演化，而非为人类社会做描绘或辩解。相反，达尔文认识到，共生与合作对生物的生存而言至关重要。他发现，有机体的细胞就是一个微观世界，是一个协作的系统。他甚至还进一步提出了泛生论。他认为，有一种叫作泛子的微粒，承载着一些数据，并融入生殖细胞当中。父母通过细胞的融合，将家族特征，譬如嘴的大小和眼睛的颜色，遗传给后代。随着遗传学的深入发展，他的这一理论后来被扬弃了。但这一理论表明，达尔文认识到合作对生命来说至关重要。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更进一步，假设同物种内部的同情心是演化的一种产物：“通过自然选择，（同情心）会增加，因为拥有最多的富有同情心的成员的社群将获得最大的繁荣，并产生最多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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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合作的进化》中，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总结说，合作可以帮助人们生存，因此在演化过程中，合作是有益的。他用一场模拟博弈的结果来支持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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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竞赛中，他选用了著名的“囚徒的困境”博弈场景。所谓“囚徒的困境”，指的是假设你和你的朋友被捕，并且被警察分别审讯。你可能会面临一年的牢狱生活，但是如果你告发了你的朋友，你可以获得减刑。摆在你朋友面前的选择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们两人都选择背叛对方，那么你们的刑期都会延长；但如果你们都保持沉默，即相互合作，那么你们就都可以从中获益。在这里，你会面临一个困境，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朋友会如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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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阿克塞尔罗德安排了一场计算机博弈，来看看哪种策略是最佳的：你究竟是否应当与你的朋友合作。我为4种不同的结果设置了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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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合作，你们会各自得到3分的奖励；（2）如果你选择背叛，而你的朋友选择合作，那么你获得5分，你的朋友得0分；（3）相反，如果你选择合作，而你的朋友选择背叛，那么你得0分，你的朋友得到5分；（4）如果你们相互背叛，那么你们各得到1分。背叛的诱惑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你的朋友选择背叛你还是与你合作，你都可以得到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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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演化生物学、经济学等几个学科且对“囚徒的困境”有着深刻理解的学者提交了他们的策略。这些策略相互之间进行了200多次比试。获胜的策略可以继续进行这场竞赛，而失败的策略则被淘汰。阿克塞尔罗德写道：“这一过程模拟了适者生存的过程……最初，成功的策略……会脱颖而出，但随着不成功的策略逐渐消失，成功的策略必须要在面对其他成功的策略时也有优秀的表现，才能再次胜出。”他发现，提交策略的专家们都采取了十分激进的态度，并且假定对方会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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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胜出的策略被称作“以牙还牙”。即便在参赛者得知“以牙还牙”在之前的比赛中获胜了之后，他们仍然无法在以后的比赛中战胜它。这一策略在第一回合中会采取合作态度，然后在随后的回合中仿效对方的反应。“以牙还牙”表明，合作是会带来回报的。但如果对方攻击你，那么你就应该反击以惩罚对方；如果对方转而采取合作态度，那么你也应当原谅他，并采取合作态度。阿克塞尔罗德认识到，自身的利益是合作的基础。如果双方都选择合作，那么合作会使你个人获益。他写道：“你可以从其他参赛者的合作中获益，所以诀窍就是鼓励合作行为。鼓励合作行为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对方清楚你会仿效对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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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克塞尔罗德的比赛仅是一场理论上的博弈，但它有着非凡的意义。他的著作被引用了不下20 000次，覆盖了广阔的学科领域，其中包括那些思考合作是不是演化的秘诀之一的人。乍看起来，阿克塞尔罗德得出的结果是支持奥菲克的理论的，即合作是一种在演化过程中占有优势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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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塞尔罗德和演化生物学家威廉·D·汉密尔顿将他们的发现引入了生物学领域。他们举了无花果树和黄蜂的例子，这两种生物体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黄蜂帮助无花果内部小小的花朵授粉，作为回报，黄蜂获得安全的产卵场所，黄蜂的幼虫也可以很容易地获得食物。黄蜂可以选择“背叛”无花果，即减少为无花果授粉的量。无花果树也可以“背叛”黄蜂，即让授粉不足的果实停止生长，饿死黄蜂的幼虫。这两种生物似乎都自动地采取了“以牙还牙”。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认同阿克塞尔罗德的结论，并写道：“许多野生动植物都在漫长的岁月中参与着无止境的‘囚徒的困境’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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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博弈的不仅仅是野生动物，人类显然也投身其中。在阿克塞尔罗德的比赛中，即便有的时候选择不合作也能取得回报，但出于某种原因，人类之间的合作还是占据了主流。这或许是因为，人类意识到合作可以增加生存下来的机会。与大多数动物不同，人类可以在行动之前进行思考，并得出结论，认为合作是更好的选择。这种结果支持了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观点。米塞斯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写道：“人类在生存斗争中是潜在的合作者，这是因为他们能够认识到合作可以给双方都带来好处。”很多生物学家认为，个体合作的动机是自身的利益，而非合作最终对整个物种可能带来的益处，但我们人类似乎有着进行合作的生物本能，而对这一点的认知可以增加我们整个物种的生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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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合作与社交增加了我们的生存机会。迪安·欧宁胥博士发现，与他人隔绝是导致心脏病的一大病因。琳内·麦克塔格特在《念力的秘密》一书中写道：“在健康的成年人中，拥有良好的人际交往圈子的人会比缺乏精神支持的人的血胆固醇水平更低，免疫能力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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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研究表明，与他人隔绝的中风患者比热衷于社交往来的中风患者更容易再次中风。另一份报告则整理了超过100项针对人际关系与健康水平的研究。该报告总结说，任意形式的社会关系都可以让生存概率提高50%。而孤身一人、缺乏社会和具有支持性的网络，就相当于每天吸超过一打的香烟，而且会增加肥胖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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