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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价值的岩石到储存食物的手段，盐最终变成了更有价值的物品。盐在历史上既被当作商品，又被当作货币，从而模糊了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界限。也许动物会选择迅速消耗掉这种矿物质，但人类不会，人类会思考究竟可以用盐来做些什么。他们发现，盐可以用来代表其他东西，比如胡椒。如果一个人强调盐的商品属性，那么他就可以看到一种形式的能量是怎样被交换，并被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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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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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C表示商品（commodity）。在这个以物易物的过程中，盐和胡椒都可以用C来表示。你用盐换取胡椒的过程，仍然是一个交换可以维持人类生存的商品的过程。但是，就像能量一样，通过交换，商品被从一种形式转化为了另一种形式。在使用货币的更高级的社会中，交换仍然是能量形式的转换。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视作最基本的货币交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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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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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C仍然表示商品，商品被出售，并被转化为M，即货币（money）。货币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比如胡椒。如你看到的那样，人类意识到C可以被转化，也可以被交换，这正是M产生的第一步。不过，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强调一个能量来源（比如大麦）是如何通过交换被转化为多种不同形式的。货币也可以被转化为多种形式。即便到了今天，货币仍然会被用来购买易消亡的商品，而这些易消亡的商品在本质上就是我们生存所需的各种各样形式的能量。尽管现代货币已经从其演化角色中抽象出来，但它依然是我们用来获取所需能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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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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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来描述竞争。从食物这种最基本的需求到社会阶梯上的地位，人们时常在与其他人竞争。达尔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受到了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影响。斯宾塞相信演化是一种普适的理论，他相信被后世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演化不仅会塑造人类，还会塑造社会：简单的社会会演进为更复杂的社会。更有害的一种解读方式是，强者或者更“适应”的人会获得更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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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达尔文这句话的本意是要诠释所有物种的生物演化，而非为人类社会做描绘或辩解。相反，达尔文认识到，共生与合作对生物的生存而言至关重要。他发现，有机体的细胞就是一个微观世界，是一个协作的系统。他甚至还进一步提出了泛生论。他认为，有一种叫作泛子的微粒，承载着一些数据，并融入生殖细胞当中。父母通过细胞的融合，将家族特征，譬如嘴的大小和眼睛的颜色，遗传给后代。随着遗传学的深入发展，他的这一理论后来被扬弃了。但这一理论表明，达尔文认识到合作对生命来说至关重要。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更进一步，假设同物种内部的同情心是演化的一种产物：“通过自然选择，（同情心）会增加，因为拥有最多的富有同情心的成员的社群将获得最大的繁荣，并产生最多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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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合作的进化》中，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总结说，合作可以帮助人们生存，因此在演化过程中，合作是有益的。他用一场模拟博弈的结果来支持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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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竞赛中，他选用了著名的“囚徒的困境”博弈场景。所谓“囚徒的困境”，指的是假设你和你的朋友被捕，并且被警察分别审讯。你可能会面临一年的牢狱生活，但是如果你告发了你的朋友，你可以获得减刑。摆在你朋友面前的选择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们两人都选择背叛对方，那么你们的刑期都会延长；但如果你们都保持沉默，即相互合作，那么你们就都可以从中获益。在这里，你会面临一个困境，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朋友会如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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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阿克塞尔罗德安排了一场计算机博弈，来看看哪种策略是最佳的：你究竟是否应当与你的朋友合作。我为4种不同的结果设置了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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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合作，你们会各自得到3分的奖励；（2）如果你选择背叛，而你的朋友选择合作，那么你获得5分，你的朋友得0分；（3）相反，如果你选择合作，而你的朋友选择背叛，那么你得0分，你的朋友得到5分；（4）如果你们相互背叛，那么你们各得到1分。背叛的诱惑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你的朋友选择背叛你还是与你合作，你都可以得到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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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演化生物学、经济学等几个学科且对“囚徒的困境”有着深刻理解的学者提交了他们的策略。这些策略相互之间进行了200多次比试。获胜的策略可以继续进行这场竞赛，而失败的策略则被淘汰。阿克塞尔罗德写道：“这一过程模拟了适者生存的过程……最初，成功的策略……会脱颖而出，但随着不成功的策略逐渐消失，成功的策略必须要在面对其他成功的策略时也有优秀的表现，才能再次胜出。”他发现，提交策略的专家们都采取了十分激进的态度，并且假定对方会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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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胜出的策略被称作“以牙还牙”。即便在参赛者得知“以牙还牙”在之前的比赛中获胜了之后，他们仍然无法在以后的比赛中战胜它。这一策略在第一回合中会采取合作态度，然后在随后的回合中仿效对方的反应。“以牙还牙”表明，合作是会带来回报的。但如果对方攻击你，那么你就应该反击以惩罚对方；如果对方转而采取合作态度，那么你也应当原谅他，并采取合作态度。阿克塞尔罗德认识到，自身的利益是合作的基础。如果双方都选择合作，那么合作会使你个人获益。他写道：“你可以从其他参赛者的合作中获益，所以诀窍就是鼓励合作行为。鼓励合作行为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对方清楚你会仿效对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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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克塞尔罗德的比赛仅是一场理论上的博弈，但它有着非凡的意义。他的著作被引用了不下20 000次，覆盖了广阔的学科领域，其中包括那些思考合作是不是演化的秘诀之一的人。乍看起来，阿克塞尔罗德得出的结果是支持奥菲克的理论的，即合作是一种在演化过程中占有优势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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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塞尔罗德和演化生物学家威廉·D·汉密尔顿将他们的发现引入了生物学领域。他们举了无花果树和黄蜂的例子，这两种生物体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黄蜂帮助无花果内部小小的花朵授粉，作为回报，黄蜂获得安全的产卵场所，黄蜂的幼虫也可以很容易地获得食物。黄蜂可以选择“背叛”无花果，即减少为无花果授粉的量。无花果树也可以“背叛”黄蜂，即让授粉不足的果实停止生长，饿死黄蜂的幼虫。这两种生物似乎都自动地采取了“以牙还牙”。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认同阿克塞尔罗德的结论，并写道：“许多野生动植物都在漫长的岁月中参与着无止境的‘囚徒的困境’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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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博弈的不仅仅是野生动物，人类显然也投身其中。在阿克塞尔罗德的比赛中，即便有的时候选择不合作也能取得回报，但出于某种原因，人类之间的合作还是占据了主流。这或许是因为，人类意识到合作可以增加生存下来的机会。与大多数动物不同，人类可以在行动之前进行思考，并得出结论，认为合作是更好的选择。这种结果支持了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观点。米塞斯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写道：“人类在生存斗争中是潜在的合作者，这是因为他们能够认识到合作可以给双方都带来好处。”很多生物学家认为，个体合作的动机是自身的利益，而非合作最终对整个物种可能带来的益处，但我们人类似乎有着进行合作的生物本能，而对这一点的认知可以增加我们整个物种的生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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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合作与社交增加了我们的生存机会。迪安·欧宁胥博士发现，与他人隔绝是导致心脏病的一大病因。琳内·麦克塔格特在《念力的秘密》一书中写道：“在健康的成年人中，拥有良好的人际交往圈子的人会比缺乏精神支持的人的血胆固醇水平更低，免疫能力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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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研究表明，与他人隔绝的中风患者比热衷于社交往来的中风患者更容易再次中风。另一份报告则整理了超过100项针对人际关系与健康水平的研究。该报告总结说，任意形式的社会关系都可以让生存概率提高50%。而孤身一人、缺乏社会和具有支持性的网络，就相当于每天吸超过一打的香烟，而且会增加肥胖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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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对生存的帮助作用与库佐–波利延斯基在细胞层面的共生起源理论相一致。道金斯认为，这一理论在基因层面也成立。他认为，正是“自私的基因”促成了合作：属于同一物种的生命体有着相近的基因，即便它们每个个体本身都是自私自利的，但它们之间的合作也可以帮助延续它们共同的基因池。“适者生存”指的是基因，而不是某个生物体。所有的生物体，从肠道中的细菌到人类，经常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进行交换，但交换的效果之一是生物体可以借此将基因遗传给后代。由于合作可以提高我们生存的概率，所以某种“自私的基因”可能会在我们这一物种内部传播，以此延续整个基因池。这种鼓励合作行为的“自私的基因”或许是我们演化秘诀中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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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们还曾试图弄清楚，灵长类动物是否携带有某种使它们更倾向于合作的基因。他们对超过200种灵长类动物进行了研究，最终认为社会化行为是遗传的作用。他们未能找出某一个特定的基因，但是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变量。例如，无论生活在怎样的地理条件或环境下，狒狒都会表现出同样的社会化生活方式。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们记录了217种灵长类动物的觅食行为。他们发现，在大约5 200万年前，觅食行为就很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种更加社会化的行为了。他们推测，灵长类动物或许是为了增加生存的概率而选择群居生活。如果它们独自生活，可能会吸引更多掠食者的注意。他们认为，更加社会化的觅食行为“促成了合作行为的演化，并且有可能引发类人猿其他一些习性的出现，比如组成联盟、合作保卫资源，以及形成更大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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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与黑猩猩的DNA有99%都是相同的，因此研究者们推测，人类的交换行为也是遗传的作用。在一项研究中，他们发现有一个基因是负责合作和利他主义倾向的。研究者们让超过100名被试记忆并背诵一些数字。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背诵出这些数字，他们就会得到一笔钱。在获得这笔钱之后，被试会观看一则慈善广告，其中有一张一名秘鲁女孩的照片。被试可以选择将奖金的部分或全部匿名捐赠，研究者们会记录下来每个人的捐助情况。在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们已经搜集了所有被试的DNA样本。他们主要关注一个COMT基因，这种基因有两个变体，分别是COMT–Val和COMT–Met，这两种变体在人群中的分布是大体均衡的。他们发现，拥有COMT–Val变体的被试平均捐出的金额是其他人的两倍，而且其中有超过20%的人捐出了他们的全部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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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合作行为的另一种可能的源泉是被称作“爱的荷尔蒙”的催产素。人类的脑部会产生催产素，并将其释放到血流之中。在人类的伏隔核神经元中有催产素的感受器。伏隔核是大脑中负责奖赏情绪的一个部分。血流中的催产素水平通常保持在最低水平，只有受到刺激时才会升高。母亲为婴儿哺乳时，催产素水平就会升高。当人们与朋友拥抱或是在脸谱网上浏览朋友的近况时，他们的催产素水平也会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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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了慷慨解囊的被试与他们血液中的催产素水平的正相关。在另一项关注因果关系的研究中，服用了催产素的被试在为陌生人捐款时，会比服用安慰剂的被试多捐赠80%。研究者们甚至还研究了催产素是否会影响“囚徒的困境”的参赛者的表现。如果被试在比赛开始前曾见过彼此，那么催产素会增加他们选择合作的概率。但如果被试在比赛开始前没有见过彼此，那么催产素会加剧他们的不合作行为。这样的结果意味着，催产素能够加强业已存在的社会关系，但不会凭空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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