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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克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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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经济学家利用脑部扫描来了解大脑如何做出经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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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埃及人眼中，大脑是不重要的。在准备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脑子会通过鼻孔被吸出来扔掉。相反，心脏会被保存下来，因为他们相信心脏是灵魂的居所与意识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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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知道，大脑是产生思想和促成行动的器官，也是大脑负责创造和解读诸如货币之类的象征符号。货币是大脑的产物，因此研究大脑如何处理货币这一概念、解读它的价值，以及理解货币就变得有意义。要了解大脑如何表达货币这一概念，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去了解我们为什么以及怎样做出塑造了我们的生活的经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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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研究者们才开始利用脑部扫描来了解人类的大脑如何处理货币。然而，即便在没有这项技术的时候，经济学家们也做了许多关于由大脑指挥的人类行为的假设。在经济学基础课程中，大多数学生学习过“经济人”的概念，即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抉择的人。从生物演化角度来说，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抉择是合理的，因为如此便可以将个体生存的机会最大化。这种将人类视作理性、有逻辑的个体的假设也是许多经济预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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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预测经常会出错。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的多家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们都未能预测到2008年的严重的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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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即便到了2008年9月，也就是贝尔斯登公司倒闭了几个月之后，蓝筹经济指数中美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的预期中位数仍然是0.2%，而实际上当年美国经济遭遇了自1982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大跌幅，全年下降6.2%。这些预测之所以落空，部分原因是它们建立在有问题的假设上，即市场是可以自我修正的，且市场是由理性的参与者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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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经济学家能更好地理解人们的心理，他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让我们来看一下3位经济思想家：艾伦·格林斯潘、丹尼尔·卡尼曼和布赖恩·克努森。在3个人之中，格林斯潘掌舵美联储多年，并且一直相信市场是可以自我修正的，而且市场是由理性的参与者组成的。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这种想法遭到了质疑，格林斯潘也从此改变了他的观点。卡尼曼是一位行为经济学家，他研究人们的抉择背后的心理学作用，并且记录下人类究竟是如何做出非理性的经济决定的。克努森是一位神经经济学家，他利用脑部成像技术来直观观察人类做出经济决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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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经济学家的出现，让整个经济学学科充满了潜力。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人类大脑处理金钱的方式，那么或许经济学家们就可以做出更准确的预测。然而，这一领域的进展缓慢，并且在短期内只能为传统经济学家做出的假设和预测锦上添花，而无法真正取代它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研究一下这3个人的3种视角，来看看我们对货币的想法将如何继续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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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简史 [:170372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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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理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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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格林斯潘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接到这样一个电话。那天是2008年3月16日，电话是美联储的一名官员打来的。格林斯潘得知，美联储将借给摩根大通290亿美元，供后者收购贝尔斯登。这真是令人不快的一刻，因为格林斯潘没有预见危机的到来。是的，的确有一些投资者注意到了次级资产中的问题，并且预见到了市场下行的趋势，甚至还有人逆势下赌而赚到了不少钱。但在他2013年出版的《动荡的世界》[1]一书中，格林斯潘将这场危机描述为“几乎没人曾预料到”。他问道：“究竟是什么出了问题？为什么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出了错？”他将这些问题的答案部分归咎于经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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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让我们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预测？尽管格林斯潘声称预测中满是不确定性，他却仍然断言“我们的天性需要预测”。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我们进行预测的背后有生物学层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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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正确的。在一项展现我们进行预测的天性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先分别以可以预测和不可预测的方式为被试提供果汁和水。研究者们对被试进行了脑部扫描，发现当被试可以预测提供果汁和水的方式的时候，他们脑中负责处理奖赏情绪的部分——伏隔核就会变得更活跃。简单来说，准确的预测会带来愉悦感。在演化过程中，当我们能够发现某种可以预测的规律时，不确定性就减少了，而这会增加我们生存下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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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货币已经变成了其最初的生物演化目标的抽象物，我们人类仍然视其为对生存而言至关重要的事物。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说道：“在我们的世界，货币象征着维持生命并让我们作为生命体继续存在的手段。”我们想要知道我们在经济上的前景如何，是因为这种预测可以帮助我们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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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初开始，预测就一直是现代金融服务行业的组成部分。那是一个喧闹的时代，美国经济在蓬勃增长与金融恐慌之间波动。商人需要为未来做打算，尽量减少闲置劳动力的出现，同时又要在需求强劲时将生产能力最大化。因此，他们对不稳定性感到忧心忡忡。在沃尔特·弗里德曼富有启发性的《预言家》一书中，他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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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预测崛起之时，恰逢伴随着科学方法的理性勃兴之际。贪得无厌的人类在经济工业化的时代仍然向往可预测的未来。实际上，在20世纪早期，人们通过各种科学方法试图征服未来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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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预测者受到气象学影响，甚至在进行经济预测时使用气象学术语。随着政府开始跟踪并发布一些指标，越来越多的经济数据被使用，诸如商品价格。1907年，股市市值下跌近50%，多家银行倒闭，这一事件被称作“1907年大恐慌”。在此之后，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就急于找到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的方法。他们在那些运用并分析大量数据的预测者那里找到了安慰。正如弗里德曼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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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不仅仅是对未来的预判。预测是对经济是什么以及经济如何运行的假设。预测者们指出数据中的趋势、绘制图表、编制模型，让资本主义经济看起来自然、符合逻辑、具有可预测性（这一点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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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预测的水平越来越高，内容越来越精确，许多商人开始在做出重大抉择时依赖预测，甚至将预测看作事实。但与大多数严肃科学不同，经济预测的可靠性更差，因为它拥有一个不断变化的基础：人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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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人类行为的基础模型假设人们是理性的，且有能力在各种不同选择之间权衡利弊，而这一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石。经济学的典型定义是有关我们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以满足无限的需求的研究。传统经济学包含了被广泛研究过的人类行为模型：第一，考虑每个选择会在何种程度上增进你的幸福感；第二，考虑你面对的限制因素，比如时间和金钱；第三，选择能带给你最多幸福感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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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理性的人会构成理性的市场，而理性的市场可以带来理性或者“正确”的价格。一只股票的价格反映的是市场最普遍的集体智慧。不论一只股票是涨是跌，市场会决定其“正确”的价格。这种信念构成了有效市场假说，这一假说由经济学家尤金·法玛在其1970年发表的《有效市场：理论与实证》一文中提出。这一假说认为，股票价格反映的是所有可以获得的公开信息。由于价格是群体智慧的产物，没有人的表现能胜过市场，因为市场的价格已经是“正确”的了。这一假说更直白的名称是理性市场理论。这种观点塑造了20世纪大部分大学校园和华尔街的经济学主导思想。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放松了，诸如指数基金和金融衍生品之类的金融工具也诞生了。在其著作《理性市场谬论》中，贾斯汀·福克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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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谓理性市场的信仰……不仅仅存在于股票市场。这种观点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股票、债券、期权、期货和其他金融工具被创造出来并进行交易，它们一定会为经济活动带来更多理性。金融市场拥有一种任何个人、公司和政府都不具备的智慧……（由此）可以推导出……从某种根本的意义上讲，价格就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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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市场洞悉一切。就在众多经济学家分别提出这个理论的某一部分时，一个人脱颖而出，将整个理论贡献给了华尔街。哈里·马科维茨于20世纪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随后在金融市场上锻炼了他的数学能力。他阅读了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著作，意识到投资者们通常为降低风险而分散他们的投资，却很少注意到整个投资组合所蕴含的风险。他开发出一套公式，用来计算股票投资组合的风险。在这套公式中，他将每只股票的预期收益、该收益的不确定性（即风险）以及各只股票的收益向同一方向运动的程度（即相关性）纳入其中。他创造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至今仍为投资者们采用，来优化投资组合的风险与回报关系：投资组合经理可以权衡他们的选项和限制条件，选择那些风险最小却能带来最多预期收益的证券。马科维茨和法玛后来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