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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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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克努森是一个身怀使命的人：他想要了解大脑是如何做出经济决定的。布赖恩·克努森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及神经科学教授，是最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也是最重要的神经经济学家之一。神经经济学是一项跨学科研究，旨在探索大脑做出经济决定的方式。如果你去参加一场神经经济学的教学会议，你会发现出席的有神经科学家、行为经济学家、“传统”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以及计算机学家。如此多样的组合是有用的，因为了解人类大脑做出某种决定的过程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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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经济学的跨学科本质提醒我们，人类做出经济决定时可能会出于多种原因。在我们获得了进行高级思维的能力之后，我们通常认为我们的决定是在大脑新皮质——我们的意识源泉——里形成的。然而，许多经济决定是由我们的潜意识通过系统1做出的，我们甚至无法完全意识到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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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我们的诸多经济决定是在潜意识里完成的，就连我们的许多动机也是由我们未能完全意识到的因素促成的。在英国进行的一项有关金钱的研究中，18名被试被要求握住一个手柄。在此之前，他们会看到类似1便士这样不值钱的硬币的图像，或是价值更高一些的硬币的图像，比如1英镑。这些图像表示他们可能会赢得的奖金数量。他们获得奖金数量的多少与他们紧握手柄的力道成正比。在有些情况下，图像展示的时间很长，被试可以看清楚是哪种硬币的图像。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图像会一闪而过，被试会表示他们无法确认显示的是哪一种硬币。尽管并不清楚自己会赢得哪种硬币，这些被试仍然会在奖金是高价值硬币时更加紧握手柄。这是因为，潜意识知道哪种奖金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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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还会促成被试的生理变化。研究者发现，被试的皮肤电导率会在他们被展示以高价值硬币时升高。在另外一项研究中，一组大学生被要求数80张100美元的纸币，而另一组大学生则数80张纸。两组学生中都有一些人会被要求将手放入约50摄氏度的水中。那些点纸币的学生对热水造成的疼痛感受会低于那些点纸的学生。这些发现表明，想到和接触到金钱会以某种似乎感觉不到的方式造成生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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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些实验过程中，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握手柄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使用了脑部扫描技术，发现当1英镑硬币被展示时，大脑中的苍白球（纹状体的一部分，包含伏隔核）部分会变得更加活跃，这一部分似乎是大脑中支持意识和潜意识动力的部分。研究者们总结说：“人类大脑可以在本人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将预期的奖励转化为身体上的反应。”金钱引导了我们的行动，在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改变了我们的决定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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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成像（MRI）技术改变了一切。”克努森说道。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可以测出大脑外皮组织的耗氧量。脑细胞需要氧气才能工作。利用这项技术，神经经济学家们可以在“皮层下”层面更深入地观察大脑，看看在我们进行经济决定时大脑中究竟在发生些什么。《纽约时报》这样描述神经经济学家研究脑部图像的一系列工作：“这些研究者们忙着扫描人们在做出经济决定、以物易物、参与竞争、合作、背叛、惩罚、参加拍卖、赌博，乃至筹划接下来的经济决定时的大脑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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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讨论了神经经济学家怎样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以判明金钱错觉、损失规避以及潜意识经济激励活动的神经学基础。他们甚至研究了当金钱被销毁时大脑的反应。研究者们让20名被试观看纸币和普通纸张分别被折叠、扯碎的视频，同时扫描他们的大脑。他们发现，当被试观看纸币被销毁的视频时，他们大脑中的颞顶网络会变得活跃，而通常当我们使用螺丝刀、锤子或用手斧猛击时，这一部分才会变得活跃。被销毁的纸币面额越高，神经活动就越活跃。研究者们表示：“这一结果支持了把货币视为一种工具的心理学解释……事实证明，大脑确实将货币视为一种精确记录交换活动的工具，因此将货币视作工具的说法并非只是一个恰当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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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现十分有趣，但我们才刚刚处于神经经济学的入门阶段。关于大脑怎样处理货币的概念，我们还有许多需要了解的东西。在人脑中，有大约1 000亿个被称作神经元的脑细胞。当神经元受到刺激时，就会产生冲动。神经元将这种冲动转化为化学信号，在狭小的空间内通过一种叫作突触的渠道用化学信号刺激其他神经元。突触就如同传递信件的交换站。平均每个神经元有5 000个突触，所以人脑中共计有约500万亿个突触。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是储存和促成知识（比如如何使用货币）的形成的关键。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在一个人的大脑中处理的信息数量要超过互联网上的信息总量。网站可以通过链接相互交换信息，神经元也可以。处理货币概念的神经元可以被改变，继而将盐、黄金、美元乃至几乎任何事物都看作货币。这一特点被称作神经可塑性，即大脑可以创造新的联系。当一些神经元一起产生冲动时，它们就被连接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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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年开始，我们就懂得货币是一种价值的象征。我们获得这一认识或许并非通过正式的教育渠道，而是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当你看到你的母亲用钱购买牛奶时，你的一些神经元就会产生冲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会将金钱与它可以买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发展心理学家斯坦利·格林斯潘与斯图尔特·申克研究了婴儿如何创造象征符号。他们发现，“创造一个有意义的象征符号”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这个符号必须有“情感投入”。如果没有情感，符号就只是形象而已。妈妈并不只是一位留着长长的棕色头发的高高的女士，而是用食物和保护带来安慰的人。一美元纸币并不仅仅是一张印成绿色的纸，你可以用它来奖励勤于家务的孩子，或是用吝啬的小费来羞辱某个人。货币并非只是逻辑和推理的产物，它也具有情感意义。他们发现，孩子们会学着用更多的意义来渲染某一个形象，使其变成“揉进了情感经历”的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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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情感与决定的话题使克努森成为一名神经经济学家。读研究生时，他的一位导师建议他钻研大脑处理心理感受的方式，于是他开始研究面部表情与情感，从此便开启了他在情感神经学（或者说情感的神经学研究）的职业生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担任博士后研究员期间，他开始使用脑部成像技术，并且意识到这些技术将可以让人们一瞥大脑运作的方式。他一直对情感认知抱有兴趣，而此时他已经可以一窥在人类大脑这一黑匣子中究竟发生着什么。克努森为我讲述了他的经历。我们在纽约共进晚餐，随后他就带我进入了神经经济学这一复杂的领域。他把他的研究浓缩为两个问题，也正是这两个问题指引着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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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脑的哪个机制负责预测好或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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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一机制的活动是否会影响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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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一个解剖学上的问题。他想要知道，当人们预测一个积极或消极的事情时，大脑中的哪些区域会被激活。通过脑部扫描，他可以看到某种活动会与哪些区域发生联系。神经经济学家们发现，当人们预期收益时，伏隔核会被激活；而在预期损失时，前脑岛会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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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实验中，克努森和他的团队会向8名被试展示赚钱或者赔钱的前景，同时扫描他们的脑部。赚钱的机会会提高多巴胺的水平，因为多巴胺是伏隔核中与兴奋情绪有关的神经传递素。对赚钱的预期相应地会让这一区域的活动变得十分频繁。金融作家贾森·茨威格到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拜访了克努森，并且进行了一次相似的实验。他在《当大脑遇到金钱》一书中这样描述了这次实验：“克努森的扫描仪发现，实际上，当我获得奖励的时候，我的伏隔核中的神经元的活动强度远低于我在期盼获得奖励时的活动强度。”也就是说，对神经元来说，赚钱的念头比钱本身更具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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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金钱的念头几乎可以像毒品一样让人感觉飘飘然。神经科学家汉斯·布赖特和他的研究团队研究了这组对比。他们扫描了12个正在玩有赌注的游戏的人的大脑。扫描结果再次显示出了大脑活跃度的升高。但除了伏隔核部分之外，还有其他部分的活跃度也升高了。引人注目的是，扫描出的脑部图像与那些使用了可卡因的瘾君子的脑部图像相似。茨威格写道：“那些投资取得收益的人的神经活动与那些靠可卡因和吗啡达到迷幻状态的人的神经活动并没有明显区别。”也就是说，人们并不需要为了使伏隔核部分活跃而使用那些有害的化学品。克努森发现，赢钱的预期具有难以置信的刺激性：“我们很快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对人们造成的影响能与金钱相比拟，无论是裸体还是尸体都不行。钱会让人十分兴奋。就如同食物会让狗充满动力一样，钱也会让人充满动力。”金钱已经变成巴甫洛夫的铃铛。狗会在有机会大吃一顿时流口水，而我们在有机会赚钱时，伏隔核部分被激活，我们的行为会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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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发现，位于大脑中部的前脑岛会在面临损失预期时产生冲动。研究者让19位被试面临各种各样的与钱有关的抉择，并扫描他们的大脑。每一轮都会有两名被试参加，他们需要分掉一笔钱：其中一位会提议把钱分给对方一部分，这个人我们可以称作提议者；另一位会决定是否接受这个提议，我们称之为应答者。研究者表示，“标准的经济解决方案”是提议者提出分给对方一小部分钱，而应答者同意，毕竟得到一小部分钱总比分文不得要好。但他们在测试中发现，如果提议者提出二八开，那么应答者会有50%的可能拒绝这一提议。尽管应答者很清楚，如果他拒绝这一提议，他们两个人都拿不到一分钱，但他还是会拒绝。这表明，有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在左右他们的决定。研究者认为，应答者会被这种似乎很不公平的提议激怒，并感觉受到了侮辱。应答者拒绝提议是惩罚提议者的一种方式，因为两个人都不会得到钱。从生物演化的角度讲，拒绝这样的提议或许是一种维持自身社会地位的方式，以使别人明白自己不应当被轻慢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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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部扫描显示，当应答者收到一个提议时，其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会变得活跃，大脑的这一部分通常负责深思熟虑的思考活动。然而，当应答者接收到一个不公平的提议时，其前脑岛部分会变得活跃，而大脑的这一部分则负责负面情绪，通常会在感受到痛苦、恶心、羞辱、干渴和饥饿时变得活跃。茨威格注意到，脑岛中有着大量的纺锤体神经元，每个纺锤体神经元中都有一种分子，既可以在人类的大脑中找到，也可以在人类的消化系统中找到。这种分子在消化系统中分布得更广，在人类消化食物时引发收缩。茨威格说道：“当你凭直觉感觉到一项投资可能出了问题并因此而感到肠胃不适的时候，这种肠胃不适的感觉可能并不只是想象出来的。这可能是因为你的脑岛中的纺锤体神经元与你的肠胃一同活跃着。”前脑岛部分活跃程度更高的应答者更有可能拒绝不公平的提议。如此一来，脑岛部分就战胜了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情感战胜了理智。这项研究解释了行为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观察到的现象：我们的经济决定受到理智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由于有了脑部扫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他因素之一——情感——影响我们的经济决定的神经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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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努森认为，情感是我们理解经济决定的关键因素。他写道：“有些人依然认为情感因素是次要的。现在是时候认识到情感的重要作用了……最新的生理学、行为学以及神经影像证据表明，情感因素不仅仅会被动地发挥作用，还可以主动地发挥作用。”他发现积极的情感会鼓励冒险行为，而消极的情感会让人产生避险心理。克努森进行了一项研究，让15位异性恋取向的男性被试观看图片，然后让他们进行高风险或低风险的赌博。向他们展示的图片有的带有正面的刺激效果，比如会引发兴奋的香艳图片；有的带有负面的刺激效果，比如蛇和蜘蛛；有的则是中性的图片——家用电器。很明显，正面刺激的图片提高了伏隔核的活跃度，于是使得被试更乐于进行经济冒险。研究表明，充满偶然性的情感因素可以影响经济决定。因此，如果想要预测人类行为，就应当把情感因素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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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大脑的哪一部分变得活跃是一回事，而预测人类决定则是另一回事。2004年，《自然神经科学》杂志的一篇评论写道：“认知科学距离解释或预测真实世界的人类决策过程还十分遥远。”就当时而言，可能的确是这样。但克努森发现，人们可以通过检查大脑来预测经济决定，而且他也成功地回答了在我们的晚餐上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在他进行的一次试验中，26个被试在进行购物决定时接受了脑部扫描。首先，他们会在屏幕上看到商品展示。其次，商品的价格会显示出来。最后，他们可以选择是否购买。当他们看到商品展示时，他们的伏隔核会因可能的奖励刺激而变得活跃。当他们看到商品的价格时，前额叶皮层的一部分会变得活跃，这说明大脑的思维中枢正在处理价格信息。但如果标价过高，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会降低，而脑岛的活跃度会升高，这是因为被试可能产生了标签震惊情绪，或者是被过高的标价诱发了反感情绪。研究者们发现，大脑中每个部分的神经活跃度都可以准确地预示最终的消费决定。“这些发现意味着，大脑不同部分的活跃程度与收益和损失预期有关，因此可以被用来预测购买与否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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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活跃度也可以用来预测投资决定。克努森和他的同事——神经经济学家卡梅利亚·库嫩已经意识到了格林斯潘后来才懂得的东西：“投资者们在进行经济决定时会系统性地偏离理性。”但他们还想要知道，究竟是怎样的神经机制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在一项研究中，他们要求被试进行一次投资决定，在两只股票和一只债券之间进行选择。被试被告知，他们的决定所产生的收益或者损失会由他们自己承担（即从他们参加测试所得的报酬中扣除相应亏损金额）。脑部扫描显示，在被试进行风险性较高的决定时（比如选择一只历史表现很差的股票），他们的伏隔核部分会变得活跃。研究者们据此推测，赌场通常会让顾客置身于各种奖励之中（比如免费的饮品），而顾客的伏隔核可能会因此处于较高的活跃度之中，从而使他们更倾向于冒险。在这项研究中，当被试进行风险性比较低的决定时（比如选择一只稳健的债券），他们的脑岛会变得活跃。依据伏隔核和脑岛的活跃程度，可以精确地预测出被试的选择。研究者们把他们的发现与流行的假设理性行为的经济学模型进行了比照：“实验结果表明，因为预期而产生的神经活动既可以带来理性的选择，也可能会带来非理性的选择。因此，进行经济决定时就要求人们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状态之中——人们如果想要冒险或者规避风险，就会调动不同的神经回路；然而，如果其中某一个机制过于活跃，那么就可能会导致错误。”他们进行的脑部扫描展示了大脑是怎样做出非理性选择的，以及为什么我们不应当假设人类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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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努森和库嫩将他们的研究更进了一步。连同神经经济学家格雷戈里·萨马内斯–拉金一道，他们发现非理性的投资决定可能是一种遗传的结果。他们的研究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基因是否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基因是否会影响人们在金融市场中的认知，是否会决定人们的风险偏好？”他们的研究集中在神经递质——血清素上。人们普遍认为，血清素会影响人们的快乐程度，并有可能是理解人们的经济决定的关键。5–HTTLPR是一种血清素基因，它有着长型和短型这两种类型。每个人都有一对这种基因，但有着不同的长短型组合。研究者们提取了60位志愿者的唾液样本，然后要求他们将10 000美元分配购买现金、股票和债券等。在拥有两个5–HTTLPR短基因的人中，有大约24%的人会把更多的钱变成现金。而且，比起那些拥有两个5–HTTLPR长基因的人，他们背负的贷款更少，费埃哲信用评分也更高。拥有两个5–HTTLPR短基因的人会比拥有两个5–HTTLPR长基因的人更容易持续地陷入负面情绪之中，而这些负面情绪可能导致了他们对风险的规避行为。他们的神经质程度会更高，容易变得焦虑不安。但研究者的结论很谨慎，认为基因并非影响人类行为的唯一因素，因为并非所有被试的表现都与他们的基因类型相吻合。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试图理解人类做出经济决定的过程，我们应当考虑生物层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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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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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众多神经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大脑这个黑匣子已经显得不那么神秘莫测了，我们对头脑处理经济决定的过程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然而有一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些神经学的成就能否帮助经济学家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呢？神经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大脑的活动情况来预测经济决定。那么，我们或许也可以比以往更准确地预测市场的活动，毕竟市场就是由众多的头脑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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