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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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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尔·莫斯是一个想法丰富的人,他有跨越多个学科的身份,既是社会学家,也是人类学家,更是哲学家。1924年,他著有《论馈赠》一书。对于研究礼物交换的人类学家而言,这本书至今仍是一本基础著作。一件礼物可以有多个维度的意义,政治、社会乃至宗教上的意义。因此,研究礼物就需要广博而全面的视角。礼物反映了赠予者的意图,而赠予者的意图可能有很多种,从表达善意到慷慨无私,再到巴结诱惑乃至轻蔑鄙夷。因此,一件礼物也可能有着多种含义。比如说,米利娅姆邀请你吃晚餐可能是为了讨好你,她随后会请求你推荐她的儿子进入你的母校。此时,她的礼物,也就是那顿可口的晚餐,就有了附加的含义。如果你在赴宴之前就了解到她的意图,那么你可能会拒绝她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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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经济有着独特的礼仪和规矩。莫斯发现,礼物经济中通常有3种责任(或者说原则):给予、获得、反馈。这3种责任构成了礼物经济的循环。贯穿多个世纪的礼物经济或许可以说明,作为流通物的礼物,即家庭领域中的债务,与商业领域中的货币的流通有着相似之处。区别在于,礼物经济中流通和“交易”通常会维持人际关系。如果你从朋友那里得到一杯卡布奇诺,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得到维系乃至增进,而你因此有责任日后回馈这份好意。尽管没有出现货币的流通,但礼物经济中出现了另外一种事物的流通:家庭债务或社会债务。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当你从星巴克的一位店员手中买了一杯焦糖卡布奇诺之后,你们之间的关系就终止了,互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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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发现,礼物经济维系了新西兰毛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毛利人看来,礼物是有灵的。猎人从森林中获取了猎物之后,会把一些肉交给祭司,祭司会用这些肉举行仪式。祭司会把仪式中准备的肉或神圣的石头当作象征森林的灵的祭品,再把祭品送回森林之中,以表示对自然馈赠的感激之情。如果没有对自然表达适当的感激,那么自然可能会被激怒,从而减少未来的馈赠。据说,礼物的灵会想要回到它来的地方,因此会鼓励接受礼物的人做出回报。在这个礼物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森林、猎人和祭司都既是赠予者又是接受者,在不同的过程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一些学者则试图用更加世俗的理解方式来驳斥莫斯上升到灵魂层面的解读:如果一个收到馈赠的人没有能够回馈礼物,其名声就会受到损害。不管怎么说,这体现了礼物经济中流通物的完整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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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邻近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上找到更大规模的礼物流通现象。在那里,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发现,当地人会进行一种被他们称作库拉的礼物交换制度。居住在这些岛屿上的家庭之间会交换两种礼节性的礼物——项链和臂环,这些礼物像一种货币一样流通。这两种物品会在各个岛之间环形流通:红色贝壳做的项链顺时针流通,臂环则逆时针流通。这两种礼物是用来互换的:收到项链的人,应当在一年之内回馈以臂环。由于人们要乘着独木舟远距离航行到其他岛上去,这些礼物可能要花上10年之久才能流通一圈。这种礼物交换的循环制造出社会债务,随后又偿还社会债务,这促成了社会的形成——人们好像处于一个大型的信用体系中,与彼此发生联系。如果一个人把一件礼物留在手中太久,那么其名誉和信用可能就会受损。如果拒绝赠出礼物,那么意味着一个人的社会纽带就此断裂,退出了整个社会。赠出礼物是被普遍期待的举动,也是身为一个正直的社群成员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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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经济中礼物的不停流动与西方社会的“购买+囤积”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以及大量的所谓原始社会中,马林诺夫斯基发现“占有就意味着赠出”,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预先付出,让礼物不停地流通下去。在其极具启迪性的著作《礼物》中,作家刘易斯·海德用一个思维实验比较了有关礼物流通的多种不同的文化观点。设想,有一位早期的英格兰定居者拜访了一个美洲原住民社群,获赠了一支烟斗。定居者欣然接受了烟斗,并且骄傲地把烟斗放在家里展示。后来又有印第安部落的成员来到他的家中拜访,他意识到这些印第安人希望他能把这支烟斗送给他们。他哀叹说,这些印第安人太不尊重私人财产的所有权了。在他看来,收到一件礼物就意味着这件礼物退出了流通,甚至这件礼物可能会在日后变成可以出售的商品。他会把这些印第安人视作“印第安馈赠者”,即会讨还礼物的那种人。“印第安馈赠者”这个带有成见和负面含义的词语可能出自刘易斯与克拉克的远征[2],当时刘易斯与克拉克的探险队在与美洲原住民进行交易时遇到了困难。在海德的思维实验中,印第安人则会鄙夷定居者对礼物的流通与更大的社群利益的不敬。在他们看来,拥有一件礼物就意味着要继续送出礼物和还礼,以维系人际关系。在这种情境中,家庭领域与商业领域的经济实现了共存,但很不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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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社会之中,馈赠是一种获得社会地位的正式手段。包括莫斯在内的19世纪的人类学家花了大量的笔墨来解释赠礼节。最早描述这一习俗的是研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住民部落夸扣特尔人的弗朗茨·博厄斯。在历史上,赠礼节发生在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原住民社群之间,是一种礼节性的交换礼物的活动。赠礼节的举办通常是为了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事件,比如婴儿出生、婚礼和葬礼。然而,大多数赠礼节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或展示某种社会主张。比如,在老酋长去世后,会举办庆祝新酋长袭位的赠礼节,这就好比新国王登基时举办的登基典礼。新酋长通常是老酋长的长子,他负责主持赠礼节。这里的社会流动性是很有限的,赠礼节可以通过仪式来加强继承者对权力的继承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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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的原住民社群的赠礼节各具特色,但形式上有其相似之处。酋长和他的亲族(夸扣特尔人称其为numima)会邀请客人见证重要的时刻。赠礼节如同一场表演,酋长或者“捐赠者”以及其亲族会准备一场宴会,并且进行一轮轮的演说、歌唱和舞蹈活动。最后,活动的捐赠者会给客人发礼物,作为一种慷慨的象征,并且示意客人可以离开了。礼物体现的是捐赠者的声望,而与客人的意愿无关。因此,高价值的物品,比如肉和皮毛经常成为礼物。夸扣特尔铜是另一种著名的礼物,这些金属片上装饰着其前主人的名字。这些夸扣特尔铜会通过一系列的赠礼节场合在夸扣特尔人之间传递很多代,那上面铭刻的是礼物交换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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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赠礼节有助于整合各个家庭,并且在广泛的社群间促进团结。但赠礼节还是一种区别社会成员、表明某个个体的社会地位的工具。分配礼物时,会按照每个客人的等级分配。由于没有哪两个客人处于完全相同的地位,因而收到礼物的人就会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捐赠者心中的地位如何。客人们还会相互比较收到的礼物,以此来比较彼此的相对地位。比如,在一次赠礼节宴会上,酋长享用海豹的胸脯肉,而“二把手”则分得海豹的脚蹼,较低级别的成员则会获得品质较低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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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夸扣特尔人社会中,赠送礼物并且公开地“挥霍”一个人的财富是一种美德。这与西方社会靠积累财富来提升社会地位正好相反。实际上,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叶,在加拿大的《印第安法》中,赠礼节被视作违法行为,因为这项习俗被指控阻碍了文化同化。挥霍财富被称作公然蔑视私有财产。然而,如果进一步分析,赠礼节其实很有竞争精神。尽管赠礼节上的礼物赠送活动体现的是慷慨的精神,但许多部落变得很有竞争性,努力想要把赠礼节比自己以前举办的更好,也要胜过他们的邻居,用大量礼物将对手淹没。然而,部分由于外来者带去的疾病,原住民社群的人口减少,对地位和等级的追求也减弱了。有时候,甚至已经没有足够多的社会成员来填满所有的等级了。人们开始靠比拼赠礼节的排场来解决针对某一社会地位或等级的争端。赠礼节原本是用来限制社会流动性的,现在却成了社会阶层流动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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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原住民社群与西方定居者进行贸易,诸如钟表和后来的缝纫机等新物品出现在了赠礼节中。一同出现的还有在商业领域常见的一些准则。这些东西逐渐取代了传统。最终,捐赠者的尊严取决于礼物的货币价值。如今,社会地位不再来自继承的地位,而是来自市场价格。夸扣特尔铜的价值开始用尺寸衡量,人们开始用货币和市场经济的观念来看待礼物。赠礼节发生了改变,市场经济中的准则侵入了家庭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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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经济并非仅仅存在于几个世纪之前的社会当中。在互联网上,还可以找到维系关系网络的公开进行的礼物交换行为。创立于1999年的点对点音乐分享服务Napster充满戏剧性地改变了消费音乐产品的方式:人们不再从市场购买音乐,而是由用户们相互分享他们的MP3(一种音频播放格式)音乐文件。从别人那里下载的歌曲会进入自己的目录,其他人从此也可以从你这里下载这首歌曲。当一个人分享歌曲时,他并没有失去这首歌曲,相反,这首歌曲已经成了一个送给他人的礼物。就像在库拉体系中一样,歌曲会不停地传唱,因为它们不断地被作为礼物来回赠送。Napster的礼物经济不是环形结构的,而是一个根状结构,用户遍布全世界。曾有一位研究者采访了Napster的用户,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动机。用户们认为,Napster社区用分享和馈赠行为造就了一种团结感。一些用户谴责了只下载、不分享的行为。一位用户说道:“如果有人不参与分享,那么他们就不应当被允许从这个体系中获利。”Napster的用户们发展出了一些准则和义务,这些准则和义务与莫斯和马林诺夫斯基在他们研究的社会中所发现的准则和义务十分相似。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Napster的用户们在从事音乐盗版活动,指控他们从市场中窃取音乐,然后在整个社区里免费分享。在诉讼的压力和法庭的责令下,Napster服务关闭了。在这个事例中,家庭领域中常见的分享模式损害了市场经济中生产者们的利益。大量的知识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共享,而这些产品的创造者却几乎得不到任何经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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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相反的情形,即商业领域的模式从家庭领域中获利。众筹平台Kickstarter让人们可以为艺术项目募资。艺术家们可以通过短片来阐述他们的构想,其中许多人已经成功实现了了不起的募资:一位音乐家想要募资10万美元,结果募集到了100万美元;一位游戏设计师想要募资40万美元,结果得到了超过300万美元。这个平台已经实现了超过8亿美元的募资。Kickstarter会从每一个成功的募资项目中抽取费用,作为市场中介从这种礼物经济式的资金流动中获利。那些对Kickstarter的崛起感到惊讶的人,只需要想象礼物经济的特点就明白了。如果你的一位艺术家朋友向你借钱,你可能会觉得有责任帮助他。对提供钱的人来说,借钱这件事可能不会给自己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但是这笔钱作为礼物可以维系借款人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而艺术家可能会回馈以艺术创作以及持续的进展汇报,有时还会有一些小礼物,比如免费的唱片或是献给你某一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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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礼物的流通依靠的是感激之情,或者用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的话说,是“人类的道德记忆”。在收到礼物之后,人们会感受到一种由感激之情引发的义务。感激之情很温暖,与人们的慷慨之举有关,但同时也有着强大的力量。感激的心理会要求人们还礼。由感激之情引起的义务在赠予者和接受者之间建立了一种道德联系,人们现在会用礼物包装上的绶带象征这一联结。当然,由感激之情引起的义务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如果一个社群过于庞大,那么要想记住每一次交换怎样影响了某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个人在债务网络中的位置,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感激之情需要被人们记住,同时也是重塑赠礼者和受礼者之间的债务平衡的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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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我们还可以用一种粗鄙的方式来记录并且计算一个人的社会债务余额。回想一下前面提到过的有关你和米利娅姆之间的家庭或社会债务交换的例子:米利娅姆的大方表现实际上往她的社会银行或信用体系账户里“存了钱”,而从你的账户里“扣了钱”。在对话中,我们甚至会使用一些银行或信用体系中记账的语言。我们会在描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时使用与债务有关的比喻:这算我欠你的,我欠你的情,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我们甚至会这样思考。语言学家认为,比喻并不仅仅是一种用于表达的艺术化的手法,它还可以影响我们思考的方式。许多人会自觉地在脑子里记账,记着自己欠谁的,谁又欠自己的。有些人甚至会把这些账写下来:据说,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会在上衣口袋里放一张列表,表上是“欠我东西的人”的名单。他意识到,礼物或社会信用可以减少人们在市场经济中相互打交道时面临的阻力:如果一个人已经欠了你的情,那么与这个人达成交易的成本会更低。就连华尔街的巨头都意识到人情往来的重要性,并且进行记录,这表明礼物经济可以在润滑市场经济运行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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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当乔治·W·布什总统竞选连任成功时,他实事求是地说:“我在这次大选中赢得了资本——政治资本,现在我打算花掉这些资本。”他不仅仅是用了一种比喻,同时也想让人们一窥他的想法以及他在第二个任期内的政策安排。“政治资本”或“社会资本”都可以用同样的债务比喻。尽管被称作“资本”,但它们并非某种财产。你没有办法随便跟一个人交换这种财产,也没法轻易地将它们像货币一样转化为其他流通物。它们的价值植根于当事人与义务另一端的关系之中。如果对方抛弃了这种义务,那么你获得的信用可能会变得毫无价值。至少要有两方参与,社会债务约定才能生效。至少在这些例子中,由于你没有办法真正“占有”这种社会债权,因此对这种比喻化的资本而言,“占有就意味着赠出”这句话依然成立:只有当他人履行了他们的责任、偿还了你的礼物,并让整个循环继续下去,社会资本的价值才能够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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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记录自己的社会债务余额可能会导致焦虑。首先,要做好还礼、挑选正确的“偿付”方式或礼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项研究发现,有10多种引发焦虑的因素是由赠送礼物导致的:不熟悉,即不够了解对方和对方的喜好;选择困难,对方特别挑剔的时候。比如,给你的新男朋友或者新女朋友挑一件合适的礼物就可能是很困难的事。如果送的礼物太廉价,那么可能会让对方认为你为其付出的牺牲和花费不够;如果送的礼物太昂贵,那么你又有可能把对方吓跑,因为你花那么多钱可能意味着你在感情的初始阶段就非常认真。而且,人们有可能不想引起社会债务责任,因为捐赠礼物的一方可能会因此而得到优势。对方可能会因此直接拒绝接受礼物。曾有人研究了求爱期交换礼物这一行为的作用。研究发现,一些女性会拒绝男性为晚餐付账,而情愿均摊费用。在有些人看来,赠送礼物并不仅仅是一种讨好献媚的方式,还可能被用来控制一段感情关系的主动权。为了躲过礼物带来的焦虑感,人们可能会逃入市场经济之中,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你可以同陌生人打交道,无须承担那么多长期的责任。比如,在蒙特利尔,一些人不再靠朋友帮忙搬家,而是会聘请专业的搬家公司。在历史上,蒙特利尔庞大的工人阶层不得不经常更换居住地,大部分租约为期一年。从夏季开始,许多人会同时搬家。在蒙特利尔,在这段时间搬家已经成了某种习惯和文化的一部分。加拿大的拉巴特啤酒公司曾经播放过一则广告,就是以搬家的人们为主题的。歌手罗伯特·沙勒布瓦的一首著名的歌曲中也体现了这一文化特色,他唱道:“搬出去,或者留在原地”。由于搬家需要动用大量的劳动力,需要搬家的人就会动用礼物经济的力量,请他的朋友和家人来帮忙。曾有人这样赞美礼物经济的合作性:“这些帮助我们搬家的人,我在以前也帮助过他们……啊!大伙儿都来帮助你了。你不会陷入一团糟的境地,你不是孤身一人。”然而,礼物经济中的交换并不总能顺畅地进行。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和家人没来,那么他就可能会对他们失去信心,并且因为他们不情愿施以援手的态度而感到自己受到了轻慢。还有人不想因为请朋友和家人帮忙搬家,就陷入某种义务之中。49岁的建筑师米拉说:“请我的表弟刷墙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因为他不会按照市场价格向我要报酬……我不想欠别人的情。我不想让自己陷入必须在日后报之以李的境地。”有些人选择避免社会债务,因而逃离了礼物经济,转而投入市场经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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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你欠下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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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旅途所见和所阅览的研究资料中,最令我感到有趣和好奇的礼物经济出现在日本。在日本的礼物经济中,不仅有礼物的不断流动以及感激和焦虑心情的交替出现,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人在获得礼物和送出礼物时的用心良苦和对细节的追求。通过解密日本的礼物交换,我们可以揭示社会债务和恩情谢意的复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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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详细介绍了日文中有关义务的概念,即恩和义理。恩通常被定义为一种责任,是一个人对其他人(比如经理或是父母)的社会责任。如果一个工人从他的经理那里得到了某种好处,比如升职或是奖金,那么他的经理就有恩于他。记住恩,就是要对那些给予你好处的人报以感激之情,并最终予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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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恩是一种负担,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与其他人产生联系。比如,一个人可能会拒绝陌生人赠送一杯啤酒或是一根香烟之类的随意的善举。即便到了今天,一些人还是会避免让朋友知道自己的出国之旅,以免不得不带礼物回来。本尼迪克特说,日语中有多种表达谢意的说法,比如arigato,其字面意思是“真是难得”;另一个表示谢意的词sumimasen,则带有道歉的语气,可以粗略地翻译成“真的很抱歉”或是“心里过意不去”。这意味着恩实在太深重了,似乎无法被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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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恩可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人们会说,养儿方知父母恩。照顾自己的孩子,就是在报答自己孩提时所受到的来自父母的恩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日本人都认为日本天皇对自己负有君恩。从米酒到香烟,每一份送给日本军人的礼物都是君恩的延伸。在神风特攻队自杀任务中战死也是对君恩的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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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描述了两种报恩的方式:义务报答的是一种永远也报答不完的恩,这种恩是出生时就欠下的,比如子女欠父母的恩;义理报答的是某种可以等价衡量的恩。本尼迪克特说,义理有两种,一种是对于世界的义理,即报答同代人和家族里的人;一种是对于自身名誉的义理,即维护自己的荣誉、声誉和名节。义理甚至会出现在某些家庭关系的称呼中:英文中将“公公”和“岳父”称作“father-inlaw”,即法律意义上的父亲,而日文中则称作“义理父”。如果一个人不按义理回报他人,其名誉就会受损,人们会指责其不知感恩。对于义理的报答甚至会被包装成情人节礼物,即义理巧克力。情人节时,日本女性会赠送给非恋爱关系的男性巧克力,这种巧克力就被称作义理巧克力。一项调查显示,84%的女性会给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赠送礼物,以感谢他们的恩情,而只有28%的女性会给自己的恋人赠送礼物。情人节一个月之后的3月14日,收到义理巧克力的男性则要还礼,赠送给女性白色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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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人们遭遇不幸之时,也需要回馈恩情。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在日本居住时,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办完丧事回到工作岗位时,发现桌上堆满了信封。这些信封被称作香典袋,里面装着同事送出的表达哀悼之情的礼金。他后来知道,恰当的做法是用这笔钱的一半购买手帕之类的礼物,送还给他的同事们,这被称作半下石,即还礼一半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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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凯瑟琳·鲁普继续了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探索了日本礼物交换的艺术性。虽然并非所有日本人都会参与仪式化的礼物交换行为,但她从中发现了值得记录的特色。日本的礼物经济会给商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对许多百货商店来说,夏季的中元节和冬季的岁暮节两个礼物季可以贡献60%的营业额。就像美国的圣诞季一样,日本的店家会早早开始岁暮礼物季的广告宣传,并且会增加人手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人们刚刚收到了相当于两个月工资或是更多的奖金,所以手头很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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