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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送礼物的习俗起源于中国，有可能是佛教的某种传统。人们把礼物季看作一个对过世的先人表达敬意的时节。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要求民间用民族主义色彩更浓重的神道教神龛取代佛教神龛，以缔造一种国民的认同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赠送礼物的行为中祭祀神明的意味变淡了，而逐渐变成了一种对父母和祖先表示敬意（或者说谢恩）的行为。今天的年轻人甚至把岁暮节现代化了，将其与圣诞节合并在一起，因为这两个节日恰好都在年末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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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不仅礼物上的绶带象征性地表达了送礼者的谢意，包装礼物的方式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这本身也是日本的礼物经济对细节的高度追求的一个例证。包装婚礼和葬礼的礼物要使用一种被称作结切的独特的打结方法，这种结一旦打好就很难解开。生日礼物、毕业礼物和送给新生儿的礼物则要使用蝴蝶结，这种结很容易打开，寓意这样的好事要更经常地发生。把蝴蝶结打在葬礼的礼物上是很不吉利的，因为那意味着可能会再有人去世。与之相类似的是，如果把蝴蝶结打在婚礼的礼物上，也不是婚姻美满的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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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顶尖的百货商店的包装纸包装礼物的话，就意味着赠礼者为了挑选礼物花费了可观的时间和金钱。最好的百货商店一定要自己负责包裹礼物，以保证包装的质量，维持商店的声誉。通常在包装纸上会有商店的标志和地址，这样收到礼物的人就知道礼物是从哪里购得的。新入店的员工会接受多日的训练，以确保他们可以妥善地包装礼物。收到礼物的人应当小心谨慎地拆开包装。此外，还有一些文化习俗，比如送钱要送奇数，偶数由于可以被等分，所以被认为不吉利。装有婚礼礼金的信封右上角应当有一个小小的鲍鱼的图案，因为鲍鱼是吉祥的象征。上面介绍的所有这些就是为了说明，在日本赠礼和履行社会债务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虽然并没有什么针对礼物经济的正式的会计制度，但是日本的礼物经济在实践中之严谨，仿佛真的有这样一个严密衡量礼物的制度存在一样。唯一缺失的东西是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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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市场的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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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货币来计算义务，那么就会把货币变成在市场经济中常见的债务工具，如同购房用的抵押贷款和修缮房屋用的银行贷款。从人类文明兴起以来，经济债务就一直伴随着我们，有息债务的出现要比货币制度的发明早上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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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在今天的中东地区，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债务工具出现了。没有利息的债务很常见，但它们通常是作为礼物出现的：尽管没有价格，但收到礼物的人仍然有义务去偿还这一馈赠。有息债务最早出现在农业和农耕领域：穷困的农民会向别人借来种子、坚果、橄榄、谷物乃至耕牛，随后要在偿还债务的时候附加利息，即他们的剩余收获物。但是，出借农产品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气候条件无常，农业债务的利得充满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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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对借贷的需求也增加了。短期无息借贷保留了下来，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人们——特别是家庭成员——应对危机。然而，这种借贷更像是礼物。为了理解有息借贷对古代社会的重要性，我们来看一看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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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也就是阿卡德帝国衰落后，在今伊拉克南部的乌尔城崛起了一个持续了104年的王朝，这一时期被称作苏美尔复兴。乌尔城的领导者采用了先进的建筑技术，比如兴建带有斜拱的砖制建筑，以及修筑人行道。从那一时期流传下来的文献中可以看出，那是一个文化和贸易鼎盛、多种语言和宗教共存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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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献都提到了一个名叫图冉伊里的商人。有关图冉伊里的档案共有59件，目前存放在耶鲁大学。其中将近20%的档案都是贷款档案。图冉伊里被称作商人的监督者。图冉伊里作为他人的中介，买卖货物，并为需要的人提供信贷。他和其他一些商人为他人提供贷款，帮助他们完成支付和物品的流通，而这正是任何经济蓬勃发展的必需品。向商人和其他人放贷是一桩颇有吸引力的生意，因为从有息贷款中获得的收入可以用来购买更多土地、动物和奴隶。钱能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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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有息贷款有着多种形式。有的规定借款人要用劳动力来支付利息：用白银支付的贷款通常要求借款人提供一个技术工人，用大麦支付的贷款则要求借款人提供一个农业劳动者。历史学家史蒂文·加芬克尔认为，要求非劳力利息的贷款可以被分类为生产性贷款和消费性贷款。生产性贷款由商人或提供者借贷白银给借款人，用于提高借款人的生活质量，比如改善住房。消费性贷款则通常是提供大麦，让借款人能在下一个收获季节到来前填饱肚子。由于债权人可以让劳动者依赖性更重，这些贷款还会巩固等级社会中人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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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芬克尔把信贷称作功能上的必需品，因为无论是赤贫的农民还是富裕的个人都要依赖信贷。富人们可能需要借此来维持他们奢侈的生活，或是将借来的贷款以更高的利息再放贷给他人。债权人里既有富有的家族，也有类似图冉伊里这样的商人，还有大型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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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庙、宫殿以及总督和官员的家族是苏美尔社会中最主要的机构，他们同时也是重要的债主，有时还会扮演银行的角色。他们收取谷物、动物和白银作为税收和应收款项，还会取得由国王赏赐或战争中取得的土地上的收入。他们甚至还会规定哪些物品可以用来交换，公布交换汇率，并制定交易的基本规则。作为机构贷款者，他们会为个人提供有息的消费性贷款，以使他们在收获季节到来前能够填饱肚子。在这种贷款中，公正之神沙玛什经常被列为债权人。在账单上，还会有债务人的名字、本金的数额、见证人的名字以及贷款开始的年份、债务人的签章。贷款合同通常是口头达成的，因为大多数人并不识字。债权人会保存签署好的贷款协议，在贷款支付完毕时再将其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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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债权人都会希望可以连本带息地收回贷款，但有时债务人就是没有办法偿还贷款。那时候没有宣布个人破产这种说法，所以就产生了各种让债务人偿还债务的方法。如果一个债务人无法偿还白银贷款，可以改为用牲畜和食物抵债。苏美尔文字中的“利息”一词（máš）就是“小牛”的意思，这意味着贷款可以用牲畜来支付。甚至，有时候男人会为了不支付利息，而放弃他们的妻子或儿子。如果积压的债务余额已经多到引发公众的不安情绪，那么皇家法庭可能会宣布勾销所有农业债务，这通常发生在新国王登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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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销债务在现代社会也时有发生。新就任的法国总统发布的第一个命令通常就是勾销所有的停车罚款，这种情况一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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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索不达米亚，制定利率的方式因贷款的种类而异。由于季节性的因素，大麦信贷的利率会比白银信贷的利率高，前者的利率通常是本金的1/3，而后者的利率通常只需要本金的1/5。这些利率都写在了《汉谟拉比法典》中。《汉谟拉比法典》是由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颁布的政府指令。加芬克尔指出，在实际办事过程中未必会事事依照该法典，但这部法典至少可以算作一种“皇家宣传”。有时，神庙会发挥如同今日的中央银行一样的作用，宣布调低利率以降低借款者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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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经济方面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古代文明社会中的利率呈现下降趋势：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是20%，希腊文明的是10%，而罗马文明的利率刚超过8%。利率降低表明市场效率的提高和信贷风险的降低，同时还反映出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然而，据巴比伦经济专家迈克尔·赫德森推测，利率下降的根本并非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是数学上计算难度的降低。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包括利息支付在内的大部分支付行为都是用物品的重量来衡量的，因此用分数成取整数计算利息比较简便。苏美尔人采用六十进制，我们今天还在用六十进制来计算秒和分。使用六十进制来计算利率很容易，因为60很容易被除净。人们用弥那作为白银的重量单位，每弥那可以分成60舍客勒。因此，如果借贷1弥那的白银，那么利息通常是每个月1舍客勒，即每年12/60弥那，等于每年20%的利率。即便到了今天，有的抵押贷款的利率还使用六十进制来计算，并且为了方便计算而假定每年360天。古希腊和古罗马则分别采用十进制和十二进制。在希腊，利息通常是本金的1/10，即10%的利率；而在罗马，利息通常是本金的1/12，或比8%多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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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几乎每个人都需要信贷，而不论是古代经济还是现代经济的正常运行，都离不开有息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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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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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朱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拉朱是一位来自缅甸的劳工，到泰国打工。他需要掏一笔“中介费”，但他根本掏不起，所以他借钱支付了这笔费用。他想，他可以用未来的收入来偿还这笔债务。接着，他被迫在一艘泰国渔船上长时间地工作，背后有枪口逼着。拉朱说，曾经有一个人因为试图逃走，“被绑在杆子上……先是电击、用烟头烫……最后被一枪爆头”。拉朱最终鼓起勇气跳进水中，游到了安全的地方，才得以活着讲述他的故事。这不是古代的天方夜谭，它就发生在现代社会，并被详细记录在美国国务院2012年的《人口贩卖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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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债务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一种维持社会地位的手段，甚至变成了一种压迫工具。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可能会被剥夺自由。债务变成了一种控制他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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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债务而言，要想找到一种可被接受的、等价的偿还债务的方式，可能会很困难。由于缺少确切的价格，一件礼物的价值有供人解读和估算的空间。但是，商业领域的借贷明码标价不需要猜测估算。为一笔债务标上名义货币价值，可以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了然于胸。然而，当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时，这也意味着他将缺乏腾挪的空间。凭借债务合同的效力，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做很多事以偿还债务，比如放弃治疗自己的疾病、卖掉自己的妻子或是成为抵债劳工，而这些情形通常不会发生在家族成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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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阿兰·泰斯塔尔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债务奴役。奴隶制：无力偿债的债务人失去了一切权利和公民权，在本质上相当于被放逐，再无自由的机会；抵押奴役：债务人为债权人服务，进行强制劳动，有时可以在偿清债务后重获自由。这两种形式的债务奴役都会剥夺债务人的自由。而债权人有时会把食物和药品的成本计入已有的债务之中，并且要求支付很高的利息，所以抵押奴隶经常会沦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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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抵押奴役有时是非常无情的。格雷伯在研究中发现，一个男人是不允许出售他的妻子的。然而，根据《汉谟拉比法典》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抓住债务人、债务人的家人和他的奴隶，并且强迫他们劳动。实际上，为了偿还债务，债务合同把一个人变成了一件物品或是商品。维持一个人的信誉事关荣誉，而且显然可以为此牺牲掉任何食物和任何人。在礼物经济环境里，维持一个人的声誉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商业领域中，对一个人失信的惩罚通常要严厉得多。在礼物经济中，如果收到礼物的人不对赠礼者心存感激与愧疚之情，那么他可能会损失名誉；而在市场经济之中，债权人可能会诉诸残酷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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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谟拉比法典》为债务人提供了一些保护：在作为抵债劳工劳动3年之后，债务人应当获得自由；如果债务人在从事抵债劳动期间死于虐待，那么债权人的儿子将被处死。在历史上，许多领导者都曾经设法保护债务人。例如，在公元前600年的雅典，由于抵押劳动和奴隶制盛行，人民群起造反已经成了一种现实的威胁。因此，雅典的执政官梭伦取消了所有债务，并且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度（但并未废除所有形式的抵押奴役）。像古代众多的统治者一样，梭伦意识到债务负担过于沉重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权力的天平太过倾斜于债权人，那么整个社会都可能会倾覆。因此保护债务人的权利，也就是在保护债权人的权利。同归于尽绝不是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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