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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底亚、印度和中国有可能各自独立地发明了货币制度。即便不是如此，那么它们也一定各自独立地发展了对货币的使用。这三个文明发明货币制度的背后可能有着互不相关的原因，且相互之间也没有对彼此产生过任何影响。但是，我们肯定有必要去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这三个将货币制度发展成一种站得住脚而又实用的革新的地方，一定有某些相似的条件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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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认为印度独力发展了货币制度。他们指出，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流域摩亨朱达罗文明的遗迹中发现了带有楔形文字的银币，这表明当地人民可能曾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交易。成文于公元前1500年的古印度文献《梨俱吠陀》中曾经提到了黄金货币，有些人认为这种货币是当时的印度地区所独有的。然而，也有人认为货币制度是在阿契美尼德人入侵或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希腊帝国东征时期带到印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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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头鹰钱币带来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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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底亚人和希腊人之间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克洛伊斯曾经与斯巴达人结成联盟，还曾经和平地将多个希腊城邦纳入自己的王国治下。吕底亚字母就源自希腊字母。在吕底亚发现的一些手工艺品，比如瓶子与碗，都采用了希腊式的设计。克洛伊斯的钱币也很有可能是由希腊雕工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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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希腊钱币是银质的。希腊人可以从友邦的贡品中得到白银，此外还可以从仅仅25英里之外的劳里昂银矿中得到大量的白银。在劳里昂银矿的鼎盛时期，大约有3万名奴隶在2 000多个矿井中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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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546年，希腊人就开始在雅典生产钱币了。当时的雅典在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之下，他急需资金为雇佣军支付薪酬，以及为他野心勃勃的建筑计划提供经济支持。当时货币的计量单位是德拉克马，源自希腊文“紧握”一词，最初用来衡量谷物或金属条之类的原始货币。1德拉克马相当于6欧包，欧包一词源自希腊文中“烤肉叉”一词。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7~前6世纪，希腊人会在献礼和牺牲典礼上使用铁叉。铁叉交易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时人们的生存还很依赖于食物的烹制和分享。1德拉克马相当于4.32克白银，而1欧包则重0.72克。此外，希腊人还发行过价值更高的钱币。例如，常用的四德拉克马相当于4个德拉克马，重17.28克。十德拉克马相当于10个德拉克马，是面额最大的钱币，但这种钱币的发行量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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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共发现过14种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发行的钱币。从马匹到轮子，钱币上有各种各样的图案，这说明这些钱币是由不同的主体发行的。其中，有猫头鹰图案的钱币最为出名，因为它最为持久。在银矿枯竭之前，猫头鹰图案的银币连续发行了好几百年。公元前525年，在四德拉克马银币的正面加上了类似于美杜莎的蛇发女妖的形象，这一形象与雅典娜有关。几年之后，蛇发女妖的形象被雅典娜的形象取代，银币背面的形象则是雅典娜的圣物——猫头鹰。大部分猫头鹰银币由雅典的铸币厂制作。雅典的铸币厂紧邻着广场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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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封锁了前往劳里昂银矿的道路，雅典几乎丧失了全部的白银供给。于是，雅典人从雅典卫城的奈基雕像上取下黄金，制成金币。由于贵金属供给越发紧张，雅典只好发行了用青铜镀银的猫头鹰钱币。随着可供使用的金属材料越来越少，雅典还发行了更低面值的猫头鹰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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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家主动降低钱币质量的行为之外，还出现了假冒的猫头鹰钱币。雅典禁止不在其绝对控制之下的城市发行猫头鹰钱币。但这条禁令没有得到完全遵守，于是雅典只好派人到诸如埃及这样遥远的地区去确保法律的施行，并对违法者处以1万德拉克马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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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王国崛起之后，猫头鹰钱币被带有海格力斯和宙斯形象的钱币取代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钱币还取代了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20年左右发行并在整个波斯帝国内流通的纯金的大流克。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任者们在从马其顿到埃及的各个地方设立了至少20个铸币厂。亚历山大大帝的钱币开始跨国流通，并扩展了他在所经地区的影响力。他所铸造的金币是在英国发现的最早的古钱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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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公元前3世纪，猫头鹰钱币又在雅典复活了。钱币上刻有负责发行货币的雅典官员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以及发行月份。经济史学家彼得·范·阿尔芬写道，在公元前42年进行的旨在为朱利乌斯·恺撒复仇的腓力比战役结束之后，猫头鹰钱币的生产停止了，因为罗马成为统治者。罗马硬币成了整个疆域内通行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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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们的货币理论，货币金属论者认为猫头鹰钱币是由贵金属制成的，因此有其内在价值，政权只是为已经在发挥货币作用的事物加以合法授权而已。货币名目论者承认了猫头鹰钱币的内在价值：如果没有铸成它们的那些贱金属，它们本身将毫无价值。但是铸币税的存在表明，钱币的价值不仅来自于铸成它们所用的金属。额外的价值来自于发行猫头鹰钱币并强制使其成为可被接受的支付手段。雅典发布了指导文件，告诉大家在阿哥拉，哪些钱币是可以被接受的。雅典禁止伪造的猫头鹰钱币的流通，这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货币价值的最主要来源是人们对货币的信心。人们必须要相信这些钱币是真正的法定货币。如果人们普遍对钱币的合法性心存怀疑，那么市场中就会人心惶惶，甚至引发货币危机乃至权力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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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的开支导致多余的钱币进入了流通环节。据估算，在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大约发行了数以百万计的钱币，使得钱币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进行大批量生产的物品之一。此时恰逢雅典在公元前480年左右为迎击波斯人而组建舰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等武装冲突期间，国家需要钱币来支付士兵们的军饷。国家还为修建帕特农神庙花掉了至少16 000德拉克马。雅典还需要为陪审员和参加公民大会商讨国家大事的公民承担开支。就连公民到剧场里参加宗教活动，国家也要为每个人花上两个欧包。国家的开支把更多的钱送到了人民手中，甚至包括外国人的手中，而这创造了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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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工人和公民们逐渐开始把这些小钱币——他们可以移动的财富——带到了阿哥拉，而阿哥拉则变成了雅典生活的中心地带。钱币催生了阿哥拉中的买卖交易。钱币是公民骄傲的象征，代表了一个法治国家的价值。希腊文中钱币一词“nomisma”与法律“nomos”很相似，最终衍生出了英语中的“numismatics”一词，即钱币学。货币制度刺激了市场活动，带来了更多的货币、人和商品。商人们积极地观察着所销售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情况，并相应地做出价格调整。不经商的人和不识字的人原本要依赖代理商和其他中间人来进行交易，现在则可以自己进行交易。人们不再需要用天平和砝码来衡量基本商品的内在价值（但在阿哥拉仍然还有用于称重体积较大货物的天平）。货币成为一种价值的标准，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价值，其中包括像小麦和大麦这样的商品。而且，诸如时间和劳动这样的无形的概念也可以用货币标准来衡量其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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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促进了货币的使用。学者们曾经争论雅典的银行是否不仅仅发挥货币兑换和当铺的作用。银行、商店和神庙都会对外借贷。古典学者爱德华·科恩认为，银行在阿哥拉获得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这表明人们意识到了银行在经济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贷款通常以货币形式放出，从而制造了对硬货币的更多的需求。有证据表明，雅典的银行为了方便交易活动而发放了大量的信贷，而这为市场带来了更多的货物和活力。比如，香料商人有很多库存，所以要依赖银行贷款来进行周转。银行还会向采矿者发放贷款，支持他们获取开采权和进行军事活动。科恩认为，最多的贷款发放给了船只，并且用船只的货物做抵押。信贷在雅典十分发达，雅典成为一个依赖于货币的经济体。如果不和货币打交道，财富的转移就会变得十分困难。通行费、海关关税和租金也大部分用货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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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不仅塑造了阿哥拉，同时也创造了更庞大的雅典社会。硬币的出现有让社会民主化的作用，从而使人们不再依赖自上而下的再分配体系。在原本的体系中，人们需要依赖于中央政权、贵族甚至繁杂的家族关系网络。货币塑造了一个人们彼此依赖的关系网，其中不再包含礼物经济中那种由感恩之情而引发的责任义务。人类学家杰克·韦瑟福德在《货币史》一书中写道，可能正是货币的出现促进了民主制度。除了取消债务的改革之外，雅典的领导者梭伦还扩大了公职人员的从业资格范畴。个人拥有的财富数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不再单纯考察一个人是否出身于贵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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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表现出了出色的商业能力，但是如果我们把雅典看作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体，那么未免是用现代人的眼光扭曲了历史真相。不仅如此，如果把货币制度当成自由化改革的唯一驱动因素，也未免有失偏颇。利奥波德·米吉欧特在《希腊城邦的经济》一书中写道，人口构成的变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交通路线的改进都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不管怎么说，货币都是一种民主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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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著名的希腊哲学家持不同观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和市场心存疑虑。他们曾探讨过货币的多种形式，这也使得一些学者相信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都是出自他们的哲学思想。柏拉图认为，货币助长了贪婪和腐败，并想要禁绝黄金和白银的使用。柏拉图觉得，贸易和零售业会“让人们惯于欺骗，在公民之间播下猜疑的种子”。他主张对市场施加严格的管制。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货币金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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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难道他是一个货币名目论者吗？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似乎这样认为，他将柏拉图视为货币名目论的“已知的最早的倡议者”。然而，这种观点或许又是在鲁莽地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待过去的问题。柏拉图确实区分了符号货币和他所谓的真正的货币，即现代人所说的软货币和硬货币。他说，国家发行了符号货币，并决定其形状和初始价值。因此，符号货币只能在这个国家的管辖范围内通行，而无法在其他国家疆域内使用。真正的货币，也就是硬货币，是市场决定的流通物，可以出口到外国，并在与外国人的交易中使用。毫无疑问，柏拉图一定会对美元的作用感到惊讶：美元是一种符号货币，但是100美元的纸币却散布全世界，并在其他的主权国家（比如巴拿马）里被当作官方支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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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少在历史上，货币是有用又便于携带的货物，可以作为买卖余物及购买所缺物品的中介货物，人们发现铁、银以及类似的金属合乎这种要求。熊彼特将亚里士多德视为货币金属论的鼻祖，他的思想影响了许多代经济学家。然而，我们其实并不清楚亚里士多德是不是货币金属论者。他认为，货币是人造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其“存在应当归功于法律，而非自然本质……人类可以改变货币，也可以宣布货币无效”。他认为政府和法律是决定货币形态的关键因素。如果法律发生了变化，那么货币的形态可能也会发生变化。按照这样的逻辑，货币既可以是软货币，也可以是硬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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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对市场的分析要比他的老师柏拉图更温和，也更实事求是。但他们在货币对道德的影响方面的看法却很相似。亚里士多德认为，货币促成了不同形式的交换。他认为，人们最终会只带着货币来到市场，像一个奸诈的投机商一样购买商品，再用更高的价格把商品卖掉。亚里士多德斥责这样的交易是违背自然的，因为这“只是人们在从彼此身上得到东西而已”。他还谴责了高利贷行为，称“人们有理由厌恶这种行为……这种至为违背自然的行为”。用钱生钱只会助长一个人无尽的贪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相信，贪婪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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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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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制度在希腊发挥了民主化的作用，但它同样也可以被权威机构当作一种政治工具来使用。在罗马帝国时期，统治者们为了满足高昂的开销，铸造了更多的货币，增加了货币的供给。与此同时，他们还削减了货币中金属的含量，使货币变得更不值钱，导致了货币贬值。罗马的历史突显了有关硬货币的一个道理：货币的发行者可以为了满足政治需求而操控货币的价值。这个道理甚至在今天依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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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大约从公元前300年左右开始铸币。起初，罗马的硬币受到希腊硬币设计的启发，有些甚至就是在邻近的希腊人城镇制造的，以促进贸易的发展。流通的货币包括青铜制的、作为标准货币单位的阿斯，以及银币二德拉克马。标准的兑换率是每个二德拉克马兑换10个阿斯，但制作硬币的金属价值会发生波动。假设白银升值，其价值大大超过了硬币的面值，此时人们就会囤积银币，使其退出流通，而此时价值低于面值的青铜币就成了唯一在国内流通的钱币。这种现象被称作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时期，这样的现象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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