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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因素本身并不能证明对金融市场活动施加重大限制的合理性，而只是说明，我们对金融以及更一般性地对市场经济的态度应建立在现实而不是准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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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的理由，并非它本身的完美，而是它总体上优于计划主导的经济。支持活跃的金融市场的正当理由，并非它总是有效率的和理性的，而是有活跃的金融市场比没有活跃的金融市场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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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有时会遭受大规模非理性超调，但依然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功能。我们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要坦然面对一些缺陷。某些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活动会超过社会需要的最优规模，但是其中一些交易仍然是有益的，不过，我们既没有科学方法来确定最优水平，也没有政策工具实现最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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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必定会经历动荡过程的市场导向型创新和投资来说，甚至非理性的股票市场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风险资本家兼经济学家威廉·詹韦的著作《创新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所述，以完全理性的方式计算未来现金流分布概率的方法几乎从未被用于评估重大创新的收益。重大创新浪潮或是政府战略目标（如国防、交通和健康）的副产品，或是源于大公司的研发部门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开展的研发活动。27但是，詹韦也指出，股票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及其与风险资本产业的相互作用，能够带来有利的副作用。21世纪头10年的中期，纳斯达克的股价是非理性的，导致实际资源的严重错配。许多年轻人成立了几乎成功无望的互联网公司，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但纳斯达克的繁荣和衰退留下了许多公司、基础设施和观念，驱动了新一轮创新。信息充分的完美的经济计划者也许能够做得更好，可以一直推动股市上行而不会出现无序的价值破坏。但是，如此完美的计划者根本不存在，有时非理性繁荣的股票市场也有利于改进我们的福利，比没有资本市场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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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金融市场不同于其他市场，它可能是无效率的、非理性的，还会带来无谓损失，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大幅度减少金融活动必然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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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完全接受支持更多市场自由化和市场完善的公理性主张。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考虑采用公共政策干预措施来解决金融市场物有所值的问题。我们应该识别哪些金融活动最容易产生完全不必要的成本并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若这些金融活动涉及债务合约和银行，其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将达到最大；对金融活动扩张和市场完善可以带来无限好处的确信不疑若在信贷市场上盛行，损害就最严重。第二篇和第三篇将解释其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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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170372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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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第二篇 危险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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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如此之深，经济复苏如此乏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私人部门在危机前数十年间的过度信贷创造。第二篇主要探讨过度信贷创造的原因及危害，并说明如何能在信贷扩张的同时保持低而稳定的通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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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阐述债务合约的价值和潜在危险，解释银行如何创造信贷、货币及购买力。第四章分析各种不同类型的信贷所履行的经济功能，探讨城市房地产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上升所带来的潜在影响。这两章共同阐明，银行体系自身必然会创造出过量错误的债务，从而造成金融不稳定，并引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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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前的杠杆过度增长导致后危机时期严重的债务积压，一切政策工具似乎都失灵了。如第五章所述，修复银行的政策手段不足以修复整个经济。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更为根本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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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讨论证券化和影子银行如何像本书所描述的那样带来负面影响。银行间交易活动和金融创新的增加并未使金融体系更加有效和更加稳健，反而加剧了信贷周期的内在不稳定，造成更为严重的债务积压。声称能够降低风险的各种风险管理工具，实际上扩大了风险。同时，资产管理业中总量急剧增加的体内交易循环是一场零和博弈，不仅没有增加社会福利，由此产生的成本还会减少终端客户的投资收益。因此，对过去30年金融创新的总体评价几乎完全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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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探讨一个看似两难的问题。2008年前的信贷过度扩张确实导致了危机和债务积压，但就当时来看，我们需要信贷急剧扩张来实现充分的经济增长。然而第七章指出，现代经济也可以实现无信贷过度扩张的增长，但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妥善解决“不必要”的信贷扩张的三个动因，即房地产价格上涨、贫富差距扩大和全球失衡加剧；二是要认识到政府发行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是直接刺激需求的有效手段，其危险有时要小于私人信贷创造。事实上，这可能是应对长期停滞（长期性的需求不足而非简单的周期性问题）的唯一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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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170372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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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第三章 债务、银行及货币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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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与恐慌循环源自货币供给的顺周期变化……在狂热时期，货币往往看似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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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 1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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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关于金融危机史的经典著作证明，金融市场永远都在创造繁荣、崩溃及金融不稳定。书中的案例涵盖了股票、郁金香、房地产以及各类商品，地域覆盖了北欧、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尽管历次危机的具体模式和经济影响各不相同，但结论显而易见（该结论也获得了其他研究者的支持）：顺周期的信贷供给，即繁荣时期信贷急剧扩张且极易获得，随后的衰退时期却突然短缺，驱动了繁荣及崩溃循环，并造成最严重的经济危害，远远超出单个投机者蒙受的损失。尽管非理性繁荣普遍潜伏于各类资产市场当中，但在债务融资的助推之下，其经济危害将更为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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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危机前的10年间，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私人信贷都出现急剧扩张：美国年均增速9%，英国为10%，西班牙则为16%。2多数国家的信贷扩张快于名义GDP，私人杠杆率（私人信贷/GDP）显著上升。但是，这10年间的信贷扩张只是对过去60年间实体经济持续加杠杆这一长期趋势的延续（如第一章所述）。1964—2007年，英国私人部门总杠杆率由50%上升至180%；1950—2007年，美国由53%升至170%。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随之呈现类似的趋势。从1970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韩国私人部门杠杆率由62%升至155%。在中国，债务与GDP之比由2008年的124%上升至目前的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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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杠杆率增长的原因是私人部门信贷扩张快于名义GDP。这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快速的信贷扩张来维持经济以合理速度增长？或者经济增长能否不依赖债务扩张？第七章将探讨上述问题。第三章至第六章将阐释债务水平上升为何导致危机及后危机时期的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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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合约和银行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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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新著《债：第一个5000年》4回顾了债务的发展历史。人类社会使用债务合约的历史与货币相当。而事实上，格雷伯指出债务的历史较货币更为悠久。不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哲学家和宗教对计息的债务嗤之以鼻，认为其本质上有失公平。债务合约要求债务人必须支付固定的回报，即便其借钱融资的商业项目未获得成功。譬如，佃农必须如期向借钱给他的地主偿付利息，即使庄家歉收也不能豁免。因此，计息的债务合约可能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不仅农业社会如此，现代社会亦是如此。第七章将探讨现代社会中债务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双向联系。伊斯兰教禁止高利贷；中世纪基督教亦对其颇有微词；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将高利贷描述为积累财富的“最可恨方式”。5